一、体裁教学法研究现状 通过对体裁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从大学法语教学的角度出发，为大学法语教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与途径，把体裁教学法与大学法语写作教学融合在一起，在实践中尝试利用语言学、修辞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构建一个视野更为宽广的体裁研究框架。增强学生的体裁意识

在中国近代曲坛上，吴梅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与王国维齐名，素有“北王南吴”之称。然而，对于吴梅的研究重视程度远低于王国维，这种局面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所改观，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从发表论著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从探究的深度与广度上看，均呈现前所未有的

五台山集世俗要地、神仙紫府、文殊道场和清凉圣地与一身，这就使本为偏居山西的五台山成为在全国具有普遍影响的教名山，在唐代佛教中居于重要而独特地位。 一、《古清凉传》 《古清凉传》是唐朝五台山的山志，对五台山的立名标化、封域里数、古今胜迹、游礼感通、支流杂述进行了整体的介

中国作曲家在创作钢琴作品时经常把民歌、民族器乐和戏曲唱腔中的旋律作为乐曲的主旋律，这就是要求演奏者在实际演奏过程中要储存一定的民族音调并准确把握民族韵味。为了使大家更好的演奏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下面本文就通过分析谭盾的钢琴组曲《忆》的创作风格和演奏技巧来谈一下怎样演奏中国风

亚森江·萨迪克是位当代维吾尔族作家，来自叶尔羌汗国的古都——莎车。自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沉默的大地》、《我的心在哭泣》、《月亮遁去的夜晚》，长篇历史小说《魔鬼夫人》，中篇小说《干涸的河流》、《被毁的土壤》、《沙漠》等，并在1999年荣获第六届

《诗经》与《楚辞》是我国诗歌史的源头，都对远古时代祭祀活动有所记载。《诗经》采贵族乐音与各地民声，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楚辞》“信鬼神，好淫祠”，巫风神话盛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周颂》重现了西周初以周王室为主祭的祭神拜祖场面，而《九歌》则是战国时期由屈原在楚祠民间歌舞乐的基

对王小波的研究在他辞世之后就从未间断过，对历史性题材小说《寻找无双》的研究也只停留在智慧遭遇、梦境与现实关系的层面，并未对真正的主角无双进行一个完整而细致的解读，而笔者认为从作家创作的最原始动机开始，或许还可以拓展出更为广阔的想像空间，来帮助我们完成对无双的深层次分析与人物

一“女强人”们的情感遭遇 在亦舒的笔下，女性是绝对的主角，这些女性所构建起来的故事,大多与社会潮流、时代步伐紧密结合,作品往往通过对这些女性人物的书写，表现她们的爱及其生存形态这一主题。 如果说传统的女性多依附婚姻和家庭，亦舒笔下的女性则展现了另外一种形态，她们更多的

一、引言 如果说美国白人文学是白人伊甸园神话情愫的表达与世俗模仿，那么美国黑人文学则是黑人奴隶自我觉醒、争取自由这一段人类历史的投影。这片投影中最为耀眼的一点当数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那时非裔美国人民由南到北、从乡村到都市、从传统种植园到现代化工厂的经

禅宗作为中国古典美学源头之一，对于中国美学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特别是古典美学的含蓄、矜持和意境之美可以说都与禅宗的美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禅宗的空灵寂静的美是一种无言的沉默之美，这种美感又和禅宗的言语道断，不立文字的哲学精神水乳相融。可以说禅宗最早发现了语言的秘密就

王尔德童话是世界童话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童话打破了传统书写的常规，呈现出新的思维趋势，尤其是将童话向现实靠近的勇气和努力也成为人们重新思考应该怎样对待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突破口。下面将具体对其新的思维进行探析。 一、美丑对照 王尔德打破了以往儿童文学中美丑对立、善恶

文学即人学，人物是小说艺术形象的主体和核心，一直以来，人物形象研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金瓶梅》问世至今，解读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为读者更好地赏析小说提供了许多帮助。本文选取《金瓶梅》①中较为特殊的人群——医者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分析，深入挖掘“医者”

《红楼梦》①涉及医药的情节很多，但主要的医者形象只有九个，即王太医、张友士、王济仁、王大夫、胡君荣、毕知庵、王一贴、跛足道人、癞头和尚。这些医者形象以言行刻画为主，虽不具备丰满的外貌特征，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连缀和推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虚化了“医者”的身份属性，与此同时又隐喻

赋作为汉之一代文学，没有随着汉王朝的消失式微，而是始终绚丽夺目地开放在中国文学的园囿。与其他文学体式一样，赋反映着时代变迁、世俗人情。因此，通过纵向考察历代赋作，可以勾勒出某些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脉络。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奇葩，作为古代人民维护健康的重要手段，它存在

19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中国藏族文学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以格央、唯色、央珍和梅卓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体。由此开启了藏族文学所谓的“女神时代”。当代中国藏族女性作家群体的出现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其独特的双重边缘的地位与身份，即，与中国大陆主流文学相比较，包括藏族在内的民族文学处

干旱、荒凉、贫瘠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多民族共生的民间文化与宗教信仰，厚重的历史与生存的苦难等，这些都为西部民族作家的书写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坚持民族与地域的书写立场，以写实的手法呈现西部人的生存苦难，对民族精神进行诗意书写，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改变“边缘”命运

当代“文化诗学”对文学研究的启示在于，文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解读，是在文学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超越审美批评和形式批判的局限，贯通“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探讨文学文本的多元历史文化意义。就此而言，査舜小说对阿訇形象的双重叙述体现着文学、文化、历史的多维意义。 首先，从文

白马娜珍的两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以永远的精神游历者和女性毕生的精神追求作为其书写对象，用女性作家的细腻笔触抵进藏地独特的宗教文化氛围，构筑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作者试图用神性的圆满来解释人生的坎坷磨难，从而在凡俗中超越，以达到灵与肉的契合；此外，在不

在《文心雕龙》的诸多注本、译本和研究著作及论文中，对《原道》篇“惟人参之”的注解多付之阙如，如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等对此均未作阐释。多数研究者将“参”的意义简单地理解为“三”，并未对其作出深入的考究，如周振甫的《

儒家哲学是生命哲学，梁启超先生言：“质言之，则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哲学，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也。”[1]儒家关切生命，注重人格。 在生命本体论上，儒家以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生人，天道决定人道，人应以德配天，天人合一，儒家文化提倡人的生命自觉。基于此，孔子对“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