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倚海伦、李晶在《如何迎接场景时代？》一文指出移动互联网的到来，让“场景”一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场景”被更多地定义为用户当前身处的整个环境，包括时间、空间和情境因素[1]，情境是除了时空以外的任何信息的集合体。场景时代，信息接受是用户为了追求信息价值的一种合目的和合规

2018年8月24～30日，IFLA第84届大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隆重召开。8月26日，IFLA正式发布主题为“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未来”的《全球愿景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作为IFLA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项重要部署，既是继《IFLA趋势报告》发布后

2018年8月24～30日，IFLA第84届大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隆重召开。8月26日，IFLA正式发布主题为“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未来”的《全球愿景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作为IFLA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项重要部署，既是继《IFLA趋势报告》发布后

E-science科研环境下，数据被视为独立的科研成果，是科研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1]，科学研究变成了一个更加公开和更多参与的活动，研究者之间的协同合作成为必然趋势。研究人员随时面临着数据管理计划制定、数据引用、数据共享及数据复用等问题，亟须要提高他们的数据素养能力[2]。图

1 引言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对我国高校的建设发展进行了全新的战略定位，高校格局面临重新洗牌[1]。在这一重要转型期，为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提供支持的大学图书馆需要深入探索图书馆的发展新趋势，积极思考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创新服务体系。

1 引言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是指利用科学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从世界范围内获取现有的最佳证据，并结合具体应用环境来进行决策和建立最佳实践的过程，其实质是基于证据的实践。EBP缘起于18、19世纪兴起的实证科学[1]，随着20世纪70到9

在《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30年(1987—2017)的回顾与思考》[1]一文中，笔者主要对情报学研究对象的深化、情报哲学与元理论、情报学的理论核心、情报学理论体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在这30年间，情报学所处的人类信息基础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印刷型文献到互联网、We

0 引言随着科学研究事业迅速发展，科学知识增长开始加速，直接表现为科学论文数量的暴涨。科研工作者每年的阅读量在日益增长，而单篇文献的平均阅读时间却在逐渐下降，读者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找到并阅读完自己感兴趣的文献[1]。从读者的理解对象来看，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些科学文献内的特定部分而

引用本文格式 金武刚.偶然VS必然：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兼论图书馆学人的贡献和崛起[J].图书馆论坛，2018(11)：49-60.0 引言“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新兴概念，作为国家政策方针，始于21世纪初，散见于党和政府重要文件之中。2016年12月，《公共文化服

O2O作为一种Online-to-Offline的服务模式为传统图书馆空间改造以及知识服务模式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和理论支持。文章将O2O流空间技术引入图书馆知识服务过程中，分析图书馆O2O流空间的知识构成要素，以图书馆O2O流空间知识交流过程为基础构建一种新型的知识交流模

1 引言国家信息政策是指在一国范围内，国家或政府为解决信息管理和信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关系和涉及公共利益、权益、安全的问题，保障信息活动协调发展而采取的有关信息产品及资源生产、流通、利用、分配以及促进和推动相关信息技术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规划、原则或指南[1]。国家信息政策制定的

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出版物呈缴、特色资源建设，还是文献资源的保存都发展得较为成熟。这些国家在信息资源建设方面都有其共性。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国家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缺少对主要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全

1 引言面对数字化科研蓬勃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图书馆不应延续只提供文献资料和学习场所的发展路径，更应当提供创新性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帮助科研人员解决数据管理难题，满足科研资助机构的政策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顺势而为，积极转变图书馆业务定位，提供系列科

在网络空间，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即每当有网络事件发生，总会看到许多来源不明的信息在网络空间流传，这些真假莫辨的网络信息，其特点往往都是站在弱势的一方，叙述弱势一方如何值得同情，如何被逼无奈，如何奋起抗争；而强势一方如何无恶不作，如何欺压百姓。这些真假莫辨的事实，将事件冲突的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谈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习近平重申“党性人民性统一论”，有学者认为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首先在于他在‘人

政治参与是普通民众所进行的政治活动，目标在于影响政府的决策(Huntington & Nelson，1976)，它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功能实现的重要基础(帕特南，2011)。政治参与的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改变，目前除了投票等制度化形式，诸如请愿、游行等非制度化形

以往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主要沿着“左—右”连续统(issue continuum)而展开，但是这一路径更可能适合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等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人，并不完全适合于普通大众。研究者们发现，象征性和操作性意识形态与那些对政治知晓程度或参与程度较高的人更一致。[1]类似的是，对

经历了十年漫长的政治扭曲和精神摧折，一九七八年的中国已然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偏执极端的意识形态不惟带来价值观颠倒、社会疏离、民生凋敝，更使几千年民族文化精髓所涵养和所哺育的生命信念、伦理操守和美善追求倏然瓦解，而建立在陈旧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诸如文学艺术等等，也在单一

人类以能够运用工具制造工具而将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所谓“机器”指的就是人类所开发的复杂工具。正因为如此，机器伦理是由人类伦理衍生出来的，主要体现复杂工具与人类的关系。在科幻语境中，机器伦理从表面上看可能远远超越人类的范围(涉及到各种非人智能体)，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受人类现有伦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电视剧的发展从新时期之初的恢复与重新起步，到20世纪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的方兴未艾、新世纪以来的蔚为壮观，再到近年来媒介融合业态下电视剧、网络剧的繁盛共荣，电视剧这一大众文化艺术成为名副其实的“代有所胜”。四十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无不真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