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的条文部分，即纯粹的组织章程，是由党员、党的组织、党的纪律等若干要素排列组合而成的结构体系。 （一）中共一大至四大党章条文：由不分章到分章，结构虽然简单，但关键要素具备 如前所述，一大融合型党章，除了头三条为纲领外，其余均为党章的内容。一大党章不分章节，但党员入党条件和手

作为党章结构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的党纲，其本身也是一个结构。从层次上看，它由最高纲领、最低纲领（也称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和具体纲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具体纲领的概念，并阐释了它与一般纲领之间的关系⑥）三个层级要素构成；从内容上看，由奋斗目标、实现途径、基本政策等诸要

作为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党章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政党历史的缩影。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党章发展变化历程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是从结构的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演变的成果尚未见到。根据系统论原理，党章是由党员、组织、纪律等若干要素组成的一个内部结构；这个内部结构再以要素的身份，

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支持和推动民族战争和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华北抗日根据地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综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和倡导精神文化建设的大众化方向。为最大限度地发动民众进行抗日，中共

为动员广大民众支持和参与抗战，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这对精神文化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精神文化建设又反过来在推进和巩固社会变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一，社会变革对精神文化建设的影响。为动员广大民众支持和参与抗战，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社

华北抗日根据地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示范区。①要进行民族战争和社会变革，就必须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革和精神文化建设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民族战争和社会变革需要通过文化建设为广大民众提供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另

从三部府志的记载来看，随着明末清初流寓人口的增加，台湾的社会文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据《高志》记：“顺治间郑成功取台湾，稍为更张，设四坊以居商贾，设里社以宅番汉，治汉人有州官，治番民有安抚。然规模不远，殊非壮观。”郑经嗣位后，“兴市廛，构庙宇，招纳流民，渐近中国风土矣”。B

台湾“僻在海外，旷野平原，明末闽人即视为瓯脱”B20。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大陆居民入居台湾这个地方偏远却利于耕作的地方，其中尤以清初为剧。清初三部府志中均记述，自郑成功入台之后，移民数量急剧增加。如《蒋志》《高志》记载：“台湾自红彝僭窃以来，因仍草昧，郑氏父子相继

清初的台湾移民情况在《台湾府志》中保存有较多的原始材料，自康熙二十二年设置台湾府后，凡六修府志，其中乾隆十二年之前，蒋毓英、高拱乾、范咸等共主修三部《台湾府志》，本文拟以此三部府志为基础，对清初台湾移民及风俗等作一简要论述。 一、《台湾府志》的修订及早期移民风俗 康熙二十七年

1.不重实绩的考课制度 宋代对县级官员的考课，由知州具体负责，即“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B39。尽管政府制定的考课程序严密，但中央对全国成千上万、情况各异的地方官员，很难准确了解其在任状况。特别是磨勘制度出现后，资历成为考课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官吏的治事成绩不被重视，考察中

宋代对官吏失职行为规定的十分广泛，它涉及政府行政、司法、军事等活动的各个方面。宋代官员的过失行为，不管是否造成实际损失和不利后果都被视为犯罪。但是，宋法还规定故意从重，“心不涉私”为过失。本文则将宋代规定的官员失职行为界定为：宋代官吏在职务行为中所表现的不履行职守、不正确履行

张廷玉等监修的《明史》，书成众手，难免存在错误。笔者在阅读《明史》人物传记时，即发现不少史实记载失误之处，在此略作辨证。所引《明史》之文，仅在引文前标注其卷数和传主，并注明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页码。 其一，卷一五五《陈怀》，第4256页第5行，“宣德元年代梁铭为总兵官，镇

当然，春秋以来区分“夷夏”和判定何谓“中国”的主要标准本来就在于文化。在此，我们强调的是宋儒对“中国”文化的升华，即：他们将儒家文化价值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宇宙本体原则。但与此同时也赋予了北宋“中国观”突破种族藩篱的超越性。“夷夏之辨”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是以“尊王攘夷”为主旨的《

在辽宋对峙格局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辽、宋朝都宣称自己的政权是“中国”，这表明先秦以来“华夏至上”的“中国”观至宋代再次遭受重大挑战。从魏晋“五胡乱华”以来，以“夷夏”判定“中国”的标准已经遭受冲击，现实历史的发展需要一种“中国”正当性理论，即正统论。陈芳明先生认为宋代正统

马克思对精神生活相关问题的论述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他对精神生活的重视与分析贯穿其生涯始终，特别是马克思对自由的解读将有助于我们对现代精神生活的追寻与解释。 可以说，作为启蒙运动之子的马克思也是在“自由”的旗帜下思考人的解放（根本上是精神解放）问题的。无论传统还是现

目前，中国社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其中在价值文化上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已成为一种“时尚”。在这现代化进程的世俗化倾向中，文化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侵入了传统信仰的领地，市场经济所激发的金钱欲在缺乏终极信仰的约束和抗衡下，易促使消费主义泛滥、物欲主义膨胀。商品经济社会中以货币

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并作为人类鲜明生活样式的精神生活，是真正属于人的自由生活样式。对精神生活传统与现代之发展的追寻与解读将成为考察精神生活的重要路径。 一、精神生活追寻与解读的传统方式 在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上，影响着西方精神基调的就是理性与灵性作为人的根本特性的思想。在希腊传统中

老子思想中本含有“人君南面之术”，在内外交困的近代中国，随着经世致用思潮的蔓延，更多的研究者对其进行新的阐述和发挥，历劫余生《老子研究与政治》便是代表。该著虽然也是“用现代科学分析法指出其一贯精神所在”B26，但更多是从政治层面对老子思想加以论证。此书作者显系托名，其生平事迹

随着近代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专科的方式研究老庄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即使从哲学的层面研治老庄，同样带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例如梁启超的《老子哲学》、程辟金的《老子哲学的研究与批评》、胡哲敷的《老庄哲学》、张默生的《先秦道家哲学

清嘉庆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民族危机的出现，士人开始关注现实，经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倡导，“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②，经世致用思想在道咸间终成风尚。经世致用本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而道咸间涌现的经世致用思潮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