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在近年来的人文科学领域，后殖民研究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后殖民主义”提倡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旨在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来消除“中心”与“权威”。该理论独特的视角吸引了一大批的翻译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的众多理论流派和各种译学理论思想中异军突起，在翻译理论界独树一帜。它通过分析来自不同文化的文本和行为，指出翻译活动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赋予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以全新的意义，高度关注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这使人们对翻译研究有了新的阐释，大大拓展了研究者在分析或对比研究译本时的理论视角。

一、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终结后的一种文化状况或文化研究状况，它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关注反映在语言、文化、政治、教育等方面与群体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是深受福柯（Fa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影响的一种多元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开始于20世纪40至60年代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并且在后来文化、语言研究的反霸权运动中得到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可以说，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王东风 3）。它旨在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是由一批源自第三世界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的，其理论的成熟是以赛义德《东方主义》（1987）的出版为标志。继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及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斯皮瓦克是后殖民主义理论阵营的一个先锋，她在其《翻译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这一论文中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种种方法都摆到了一起，因而成为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批评家。 “斯皮瓦克的工作表明，文化研究，特别是后殖民主义研究，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注重翻译、跨民族和殖民化等方面的问题。有些观点认为，翻译和殖民化不仅能联系在一起，而且翻译还在殖民化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传播殖民地人民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方面，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芒迪, 2007：189）。霍米·巴巴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建立在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翻译研究的新视角”（韦新建 46）。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交点就是权力关系问题，因此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从而推翻了传统译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乌托邦似的理论预设，最终否定翻译时要讲求意义对等的翻译理想（王东风 4）。尼南贾纳（Niranjana）在其《翻译的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主义语境》一书中展现了后殖民主义“缺席的殖民主义仍然渗透其中的后殖民者”的形象。他关注的焦点是，殖民主义强权者是如何利用英译的作品来构建一种经重写的‘东方’形象，并以之取代‘真实’（芒迪, 2007：190）。

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看来，翻译，作为一种时间，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与传统翻译理论不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策略选择。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来看，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是归化还是异化仍然是一个较为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下面要涉及的一个问题。

二、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赋予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以全新的意义，高度关注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中，翻译策略的归化还是异化常常与殖民化和解殖民化进程相关联。解殖民化就是指“解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的渐进过程”（Robinson，1997:：115），即从被殖民走向独立的动态过程。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翻译被看作帝国主义进行扩张的工具，被看作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在殖民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归化手段抹杀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将后者的优秀成果据为己有；但是后殖民主义译论大力提倡以异化策略保留第三世界的文化，努力摆脱自身的被边缘化或失语的状态，争取与主流文化能够以平等地位共存对话，以推进文化全球化的目标。

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中,翻译策略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或翻译技巧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政治和文化战略。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归化的翻译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殖民意识形态的共谋，即是说，它不仅帮助殖民者散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而且在被殖民一方的意识中不断强化他们自我身份的认同。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凡努蒂是从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切入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他在其《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将这两种翻译策略置入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等大背景中，考察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状况。他发现那些国外的作品的译文虽然流畅自然，但是在文本选择和内容方面都有标准，译本的内容必须符合他们原来对这些外国文化的预设，而且会被根据需要随意删减或更改以归化于目的语的嗜好和偏好。这种规划的翻译正体现了译者的隐身，表面上看不出翻译的痕迹，语言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但是绝对不是忠实的翻译，因为归化的翻译总是依据译入语语言、文化和文学的规范对译文进行调整。增删、改写都成了在归化策略下的为欧美所有的功利上。翻译成为描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所。

后殖民主义译论家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基于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归化翻译传播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交流。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破坏或毁谤目的语文化的规范，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并通过填补或揭示文本中的沉默、空缺、不在场之处来进行颠覆”（葛校琴，2006：133）。在后殖民语境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提倡异化式的翻译策略，希望以此来改变翻译一直以来的从属和奴性的地位，将翻译的作用释放出来，这是东方弱势文化对西方欧美强势文化的一种抵抗。以韦努蒂为代表的一批反霸权知识分子，号召美国翻译家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向美国的读者输人充满语言文化价值差异的异国文本，以抵制和纠正被归化策略所助长的霸权意识。他提出“阻抗式”翻译，即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译语读者和译者

在阅读和写作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文化限制。如果译文读者对译文有一种陌生和疏远感，能够体会到文化间的差异，也就意味着外国文本在目的语中获得了解放。

中国译界自佛教翻译以来就有直译和意译之争；到了当代，发展成“信”和“顺”之争。“信”和“直译”的结果都是“异化”，“顺”和“意译”的结果都是“归化”。 当代译坛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可以大致分为三种观点：坚持“归化”论；坚持“异化”论；兼有论者，认为两者各具特色，相辅相成。无论东西方，对翻译策略的争议都由来已久，而且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解殖民化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文化乃至心理过程。任何翻译，无论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都会不可避免的向目标语文化输入一种文化他性，都是一种文化侵略。“如果一个民族抵制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仅仅是为了保持其文化的纯洁性，或者是幻想要恢复前殖民(precolonial) 时期所谓纯洁、纯朴的神话，就只能导致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即便逃脱了被殖民的命运，最终会因为缺乏外来新鲜血液提供的养分，而自行衰朽枯萎，乃至灭亡”（王东风 5）。因此，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应当避免过激的政治倾向。对于翻译来说，不能武断的说归化强于异化，或者异化强于归化，因为一味追求归化不利于本民族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丰富本民族的文化语言资源；一味追求异化则对本民族读者来说，要么缺乏可读性，要么容易沦为文化之牧民的牺牲品。

三、 结束语

由于译者会受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针对同一原语，翻译时也往往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但是想要借助翻译策略的文化社会功能来颠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仅仅靠异化策略能够完成的。因此，灵活的运用翻译策略并运用加注等相应的辅助手段，才能实现不同的文化在全世界内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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