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外交口译史浅析

自从有了国家的存在，就有了对外交往。我国的外交活动可以上溯至远古时期。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语言非常丰富，有统计表明，我国境内现在仍在使用的语言就有120种之多[1]。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要进行交际，达到相互了解，交流顺利就必须以翻译为媒介。口译，就是翻译过程中相对书面翻译更迅速，更有时效性的一种交流手段。

我国的外交口译发展大致经历了封建王朝时期、清亡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这三个阶段。其中，外交领域口译的发展又分别有其发展的高潮和低谷。本文将探究封建王朝时期我国外交口译的发展。

一、先秦至五代十国时期

由于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中国相对于周边地区来说文明程度较高，因此对外交往始终不断，口译活动也一直处在进行之中，但其中也出现过几大高潮和几次低谷。

《汉书》记载，周宣王(前827—前782)时期“四夷宾服，称为中兴”。所谓“四夷宾服”，即四方周边邻国前来“朝贡”的意思，但所涉及的邻国未具体说明。

春秋时期，“鲁隐公二年(前721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诸盟，公辞。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唐，复修戎好也”(《册府元龟·外臣部．盟吾》)。文中的“潜”与“唐”，均为鲁国的地名。这里的“戎”指的也是鲁国的邻国。[2]   

由此可知，在秦以前，我国与很多周边国家已经有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口译成为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 这一时期，已经设有专门的翻译职务：“象胥”，也就是翻译官，也被称为“舌人”或“寄”、“象”、“狄鞮”、以及“译”等。

到了汉代，口译活动因外交活动的影响而主要聚焦在西域一带。公元前202年建立的西汉王朝及其后的东汉王朝不仅加强了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也开始了同欧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并形成了最初的丝绸之路。[3]汉朝时中国国力强盛，其外交机构主要有两部分：（1）掌管主动归降国的典客；（2）掌管战败被迫归降国的典属国。“典客”下属的翻译官员有“译官令”和“译官丞”，其中“译官令”是“译官丞”的助手。“典属国”下属的翻译官员称为“九译令”。与汉朝政府相同的是，其他各个国家也配备有专门的翻译官员，均称为“译长”。

魏晋时期，政府与西域各国交往较少，到了晋代，只剩寥寥几个。而到了南北朝时，与西域和中亚的沟通交往又兴盛了起来。这一时期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与周边及西域各国的交往上，口译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区域。

隋唐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大兴盛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中外交往空前繁荣。此外，中外通商、通使不断，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外交口译方面，隋炀帝在位时曾招募能出行远方的“使人”，即是通晓他国语言的人。在此之前，翻译人员都是地位低下之人，而在隋朝时，有一名通晓鲜卑语的官员则“屡被遣为‘译使’” [2] ，深受隋炀帝器重。唐朝时，对外交流十分兴盛，与唐朝通使往来的国家多达70余个，前所未有。因此口译活动也十分兴盛，学习西域语言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连唐太宗的儿子承乾也喜欢学习突厥语。当时的很多文字资料，都是由口译译员现场翻译再由人笔述而成的。此时的口译译员有两大特点：（1）数量较少。当时虽然对外交流广泛，但是未能建立起系统的译员培训机制，所以相对于数量巨大的翻译工作，口译译员比较少。（2）外国人居多。当时来华外国人很多，所以封建政权除了聘请懂得外语的中国人担当口译的工作外，还聘请了懂得汉语的外国人。

五代十国时期是隋唐至宋元的过渡期，由于国家林立，政权纷杂，所以对外交流无法与隋唐或者宋元相比。但是一些重要的外交关系，如与日本、高丽、新罗、天竺等国的经贸外交并没有断绝。

二、宋、元、明、清时期

如果说先秦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外交活动导向致使该时期的口译活动主要是向西域延伸，那么宋元明清时期则不仅仅是向西延伸到了今天的阿拉伯地区，也延伸到了东南亚及沿海地区。

宋代的外交体制与唐朝不尽相同。在鸿泸寺下设有不同的机构分管来自各国的朝贡事宜。其中，往来国信所、礼宾院、都亭西驿、怀远驿等都掌管“朝贡互市译语”，也都配有翻译官员。到了南宋，鸿泸寺被裁撤，外事活动由礼部接管，设“客省”，主管外国使节朝觐上供事宜，也必然配有翻译人员。这一时期，口译译员地位较为低下，称为“通事”。通事并不能直接与皇帝对话，而是要经过中书省的舍人（指皇帝身边的内臣）传给皇帝。这一时期外交的繁盛带来的是口译活动的多样化和频繁化。

众所周知，元朝是中国疆域最大的朝代。在这一时期，与外国的交流交往活动不断，可以说世界影响了中国，如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也在影响世界，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广泛传播。因此，元朝是中国古代中外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在对外交流如此繁盛的背景下，口译活动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元朝在礼部设有会同馆负责外事，专门配有口译译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元朝的大部分官员并不认识汉字，所以日常的各类事务都要口译人员和笔译人员进行翻译。这一类人称为“译史”。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周边的邻国以及少数民族政权采取怀柔政策，一方面积极开展睦邻友好活动，另一方面坚决打击侵犯边境的敌对势力。明成祖后，更是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交往范围，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时期出现了中国外交极盛的局面，相应的，口译活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永乐五年（1407年）， 明政府建立四夷馆，是我国当时官方专门培训翻译官员的学校。清朝时期，这一译员培训机制也没有变化，直到同治时同文馆的建立。

清代外交的开始以1857年首次派遣出使英国大臣郭崇焘在英国设立使馆为标志。1857年前很长时间，清廷延续明末做法，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仅维持与越南，缅甸等国的所谓“朝奉”的关系。[2]后来，在沙皇俄国的不断扩张中，清政府开始与俄国有了外交关系，随后东正教也传入了中国。但是当时的俄语译员相当匮乏。顺治皇帝曾给沙皇写了一封信，但是直到十五年后才有耶稣会士将这封信翻译出来。由此可见，语言不通，使两国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这也影响了两国的交往。但是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清朝政府不但使用西方传教士担任译员，也使用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担任翻译人员。到了清代口译发展比较显著的特点是耶稣会士的出现。耶稣会士可以说是当时与皇帝接触较多的口译译员，他们以传教为目的，介绍了大量的国外科学技术，以及物理等方面的知识。

结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口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在民间交流、宗教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在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口译，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自国家出现，有了对外交往的行为后，就有了口译；同时，口译也是一门崭新的学科，随着科学训练方法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它，关注它，并开始希望成为一名口译译员。

而在翻译史的研究上，国内不乏鸿篇巨著，如罗新璋的《翻译论集》、陈富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以及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 “五四”以前部份》等。但是关于中国口译发展史，也只有一部《中国口译史》而已。随着口译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焦点，对口译发展史的进一步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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