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记者，后来他去创业了”

传媒业的历史总是镌刻着创业精神。例如，19世纪的媒体创业者们充分利用了邮政服务、电报技术、铁路网络的现代化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报刊；同样，我国自1949年以来党的新闻事业以及1980年代以来媒体改革催生都市报、电视节目改革等现象，也体现了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精神。随着移动数字技术的普及以及社会资本来源的多元化，媒体创业的技术门槛和成本进一步降低。当中外传媒业陷入传统商业模式难以为继、不确定性增强的迷茫期，媒体创业成为新闻业转型突破的方向之一，越来越多的数字初创媒体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有学者指出，记者之所以自主创业，是由于传统媒体就业机会减少，也是由于他们对新闻业的现状不满，以及老牌媒体机构的衰落。同时，“受大投资商、风险资本和技术企业青睐的营利性数字新闻初创公司，在新闻产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当下的媒体生态格局呈现出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一幅是慨叹“一个时代结束了”的传统媒体，另一幅则是高呼“媒体人创业的黄金年代，刚刚开始”的新媒体创业。

一、绪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媒体创业(media entrepreneurship)与媒体内部创业(media intrapreneurship)不同。顾名思义，后者指向在传统媒体组织内部推动的创新实践，而前者则指向由媒体人在传统媒体外部推动成立的区别于传统媒体生产的破坏性或创造性实践。有学者将“媒体创业”界定为“小型企业或组织的建立与拥有，其创业行动会对媒体市场增添一种影响或创新”，在他们看来，媒体创业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指小型媒体企业组织的创办者，他们通过掌握媒体技术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方式，将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媒体市场中，打破市场准入的障碍，对媒体行业增添一种影响或创新。但这一定义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其过于宽泛，导致可能随便开设博客的个人都能被纳入其中。本研究更认可达梯斯·卡耶黑安(Datis Khajeheian)和罗森德尔·阿巴坦尼(Roshandel Arbatani)对媒体创业的定义——“利用小型媒体企业的有限资源去追寻那些能够从某个特定利基市场(niche market)获取收益的媒体机会。”综合上述定义，本文将媒体创业界定为：以相对低成本的生产方式，在传统新闻业外创建小型媒体公司、推出新的媒体产品或推广新的媒体运作模式，与传统媒体形成竞争或补充关系的创新实践。媒体创业的研究对象，往往从初创媒体及其从业者们开始。

有关媒体创业的研究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于美国传播学界，然而彼时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文化与创意产业，如网络出版、音乐、电影等。直至2008年后，新闻业界与学界才逐渐关注媒体融合与转型语境下媒体创业的现象，同时，美国及欧洲高校的新闻学院也先后因应业界的需要而开设“创业新闻”(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的课程。在创业的旗帜下，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变革是媒体创业的两大聚焦点和着眼点。而媒体创业研究在近三四年来获得更为深入与显著的关注，相关学术会议主题讨论、暑期学校的举办、学术期刊专题论文的发表，预示着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在既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基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了媒体创业的不同方向。有人关注媒体创业对新闻业边界带来的挑战和影响，有人从场域理论探究创业媒体如何在新闻场域内完成文化资本的转化与惯习的调整，有人则考察创业环境下媒体人的工作自主性与面临的限制，还有人关注初创媒体中记者的职业伦理问题。这些研究提供了对媒体创业现象的多方位理解，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往往被关于创业的经济理性取向和个人本质主义特征取向所主导，而从结构的、文化的、话语的角度去考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并且，西方语境下以新闻初创媒体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未必适用于中国语境下的媒体创业现象。事实上，在媒体初创公司的早期，媒体创业者所要面对的挑战，不仅包括如何获得长期的资金支持，还事关如何将自己打造成为这个世界的合法记录者(legitimate recorder)，更关系到一个新的职业认同的形塑。鉴于此，创业的修辞与叙事便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媒体创业的物质层面和创业者的特征要求而忽视了其论述建构与意义塑造的面向，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

过去一二十年来，叙事(narrative)在创业研究中所受重视日深。在组织学、管理学和创业社会学研究中，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创业者、创业活动的叙事角色，因为叙事理论相比过往的理性选择论和创业者特征论提供了对创业现象的新理解。本文认为，理解媒体人创业并不全在于去寻找一种普适的商业模式或探求创业成功的要诀，而在于理解媒体创业者如何讲述创业故事，建构了什么样的媒体想象和职业认同，而创业叙事又如何反映、构筑传媒业的转型等问题。

二、理论脉络

(一)理解媒体创业：一种叙事视角

叙事是指对一个时间序列中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及情境的再现。一个完整的叙事具有开头、中场、结局等具有先后顺序的情节。尽管对于叙事的定义有争议，但在一个最简单的意义上，叙事是由多个情节、问题、人物等存在关联的因素构成的连续性故事。叙事具有多种形式，包括私人故事、虚构叙事、自传体叙事以及新闻故事等。

作为叙事的最基本形式，故事是各种事件赖以联结的介质，能够创造主题、情节，并提供对社会情境的理解。叙事的主要功能在于整合人们的经历，即通过连接过往与当下并设置未来场景，来打造一个连贯、统一的身份认同。换言之，叙事的视野囊括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叙事者在叙事中往往会建构一个连贯的自我，使其生命历程、职业选择呈现出一种线性观感。

当然，叙事研究并不在于提供解释事件的科学法则，而是通过确认事件的意义来寻求理解。作为叙事形式之一的媒体报道，是指报道或文本生产者以讲故事的元素再现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世界。自1980年代起，创业叙事就已受到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但近五六年来相关研究才形成小高潮。然而，具体到媒体创业领域中，叙事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从中反映、建构了什么样的创业者认同，仍然未见系统性的考察。

(二)创业叙事、创业神话与认同建构

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身份认同是一个“成为”(becoming)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意义认知系统对其身份认同进行协商。创业研究表明，叙事不仅有助于创业者获取资源，亦有助于建构认同，后者往往与诸如艰辛、清醒、节制、创造力和独立等价值观相联系，是在不同话语间的穿梭旅行、反思的过程。叙事反映、创造了一个社会、组织或职业的文化观念，提供了一种建构身份认同的方法和意义系统。如果说创业是一种新价值观的创造，那么叙事则使这些价值观得到传递。

有学者提出，媒体创业的价值观强调媒体从业者的自我认同应从“组织人”转向“创业者”的想象，以“创业型自我”(entrepreneurial self)的概念来建构工作主体性。创业者在塑造“创业型自我”时一方面突出其创业产品与既存事物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展现其在某些特征上与既有事物的相似性。简而言之，一个新的职业认同的形成将围绕连续性和差异两个层面进行阐述。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和妮姬·厄舍(Nikki Usher)通过分析新闻初创企业的创业宣言，指出它们通过宣誓与传统新闻业既区分又有所继承的价值立场批评了传统新闻业在应对变革、试错方面的迟滞行为，同时以实验的态度推动媒体创新，从而与专业新闻业单一化的声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一框架下，媒体创业带来的新问题对记者的职业认同也产生了新的影响。传统意义上，记者的专业认同与实践是基于公众服务、客观性、自主性、伦理等共享的职业意识形态。这些职业意识形态相比商业价值在塑造一个记者的认同与实践上更具有优势地位。而随着社会环境、职业环境的变化，人们对职业的认知也有建立新的意义和理解的需要。例如，在新媒体环境下工作的记者，由于组织环境、工作常规和职业价值观的调整，对于其作为记者的职业认同往往会产生疑问。简·辛格(Jane Singer)提出，在媒体创业环境下，我们应当将记者重新理解为创业者，将新闻业理解为创业，考察其对新闻业的传统职业规范与价值观产生的冲击和调整。这意味着，对媒体创业者的身份认同的理解，将围绕着与既有的职业认同的差异和共性而展开，这将是一个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建构过程，而从传统媒体人转向创业媒体人的变化过程，使得创业叙事的展开具有了时间上的秩序。

“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媒体创业叙事是如何讲述媒体创业故事的？它们叙述了什么样的媒体历史、现状并描绘了什么样的前景？媒体创业叙事建构了什么样的职业想象与职业认同？塑造了什么样的媒体创业偶像(entrepreneurial icon)或者反面的典型？这种创业者认同的建构，与媒体行业的变革、转型具有何种关联？

创业价值观的传递和创业者认同的建构，有赖于被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所接受的隐喻、传说、神话(myth)与寓言等叙事工具，它们融合在创业叙事中的起因、过程、结果之内。琳恩·弗斯(Lene Foss)指出，创业叙事可以帮助个人重构过往、认知当下和预测未来，从而使个人生命历史具有结构感。在创业叙事的结构之下，不同的隐喻(如旅行、养育、竞赛、建设、战争、反传统、激情等被叙事者所使用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既有研究表明，个体化的创业者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神话，因为它既可以将复杂的创业现象简单化，也可以产生激励众人的效果，以为创业家都是个人英雄式的人物。这不仅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媒体创业领域亦然。在美国，媒体管理者和雇主越来越强调创业作为一项记者、编辑的个体属性而非组织属性，这意味着创业者需要改变以往专注于条线的劳动分工，而其结果是内容生产与商业运作的融合。有学者指出，新闻界近年来出现的数字初创媒体及其创新形式与20世纪中叶公共事务电视节目作为一种独特的新闻形式的面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背后都与三种现象紧密相关：受众和记者对职业新闻的不信任催生了新的媒体类型与形式，受内部与外部力量刺激的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以及参与新闻创业的记者和编辑的独特魅力人格。而关于创业新闻的媒介话语的分析发现，尽管媒体创业可能带来内容生产与商业运营融合而导致的伦理问题，但媒体创业仍然被广泛地视为一种积极现象，对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生存至关重要。

总之，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媒体创业叙事是如何讲述媒体创业故事的？它们叙述了什么样的媒体历史、现状并描绘了什么样的前景？媒体创业叙事建构了什么样的职业想象与职业认同？塑造了什么样的媒体创业偶像(entrepreneurial icon)或者反面的典型？这种创业者认同的建构，与媒体行业的变革、转型具有何种关联？

本文研究资料来源有二：一是以“媒体+创业”、“内容创业”为关键词搜索特定微信公众号(包括但不限于创业家、36氪、传媒狐、南友圈、新榜、闹客邦、刺猬公社、钛媒体、三声、DoNews、铅笔道、创业邦、财经记者圈、AI蓝媒汇等)中的原创文章，同时辅以作者近四年来对相关案例文本的收集，共有文章189篇；二是从百度新闻检索2014年至2017年12月有关媒体人创业的评论与报道，共398篇，去除重复、无关者之后得到165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无法亦无意于穷尽所有关于媒体创业的叙事文本。在完成数据收集之后，作者开始对材料进行重复而深入的阅读，归纳其主题、情节、隐喻、神话等叙事要素。

三、媒体创业叙事的结构与主题

媒体创业叙事在结构(传媒业的变革)与能动性(媒体人的进退选择)的主题下形成了时间、职业变动的秩序，这个秩序围绕着两个鲜明对比的主题展开——传统媒体正处于动荡，新媒体创业正迎来“黄金时代”。而随着媒体创业的深入，关于创业探索的过程与阶段性结果都在不断地被叙述。

(一)传统媒体的动荡：困境叙事

媒体创业叙事往往以传统媒体遭受技术冲击发生行业性动荡为宏观语境，强调传统媒体正遭受新媒体技术冲击，内容生产管辖权被瓦解，商业模式陷入困境，经营收入急剧下滑，媒体人才频繁流失，转型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等难题。“危机”、“商业模式崩塌”、“传统媒体的寒冬”、“断崖式的坠落”、“遭受巨大冲击”等热门词汇被频繁地用来开启媒体创业叙事。正如胡舒立指出的那样，“新闻媒体这个行业，近来出现许多变化和动荡，转型冲击强烈。因此，‘创业’是我们这个行业最近的热词”。

而更为常见的是，创业叙事不断将传统媒体的困顿和新媒体领域的吸引力并列叙述。在发表于2015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前媒体人朱学东这样总结道：“传统媒体在政治和技术以及自身体制的先天性疾病的多重夹击下，让从业者无法突破事业的天花板，看不到未来。职业的想象空间和尊严同时在丧失，而技术主导的新平台财富的想象空间以及其他领域企业现实的实惠，都在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人转身，或创业，或转型。”甚至于，创业叙事向传统媒体人留在传统媒体和转型去新媒体创业之间发出了哲学意义上的提问：“传统媒体的日渐式微，新媒介的迅猛崛起，To be or not to be？与其做困兽之斗，不如选择迈步向前，越来越多的媒体精英选择变革中涅槃重生。”(方糖小镇2016-01-15，《媒体人的“解放”之路》在传统媒体的颓势与新媒体的光明前景的对比之中，媒体创业也就成为一种自然发展的趋势。

(二)新媒体创业的开启：“黄金时代”叙事

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困境叙事，媒体创业叙事对基于新媒体的创业构筑了“黄金时代”的诠释框架。就新媒体创业出现的时间长度而言，“黄金时代”之说仍有待时间的考验，也因此更多是作为一种集体声称与呼吁。如果说怀旧叙事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围绕着职业的青春成长与赋能、宽松的组织环境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理想”，那么创业叙事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则指向了新的内容。

其一，它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划定新媒体技术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而善于抓住机遇的是传统媒体行业的精英，他们往往对行业变动保持敏感。在这一叙事基调下，新媒体技术对媒体内容生产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小型初创媒体以低成本触及广泛受众群体成为可能。创业者们声称“技术的变革带来了新渠道的开拓，新渠道对于内容的需求才带来了内容创业的春天”，“现在是媒体人创业最好的时候”以及“现在是内容创业的黄金时代”，如此一来，拥抱新媒体创业也就成为大势所趋。从央视新闻频道原主播邱启明的讲述中，互联网技术的变革拓宽了以社交媒体为依托的内容创业的历史性机会窗口：

内容红利的窗口一直都在。如果说过去的窗口外大概能站一百人，但技术的变革、互联网优势的扩大让窗口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可以理解为技术的出现帮助内容生产者在窗外修了楼梯，远的人站在梯子上一样可以看到窗内的内容。就这样，过去的几年间，内容的创业迎来了“时代性的商机”……(36氪2017-07-31，《沉静的力量才有〈远方〉，邱启明作为媒体人的创业转身》)

其二，它指向了内容消费的细分化及其商业潜力的再发掘。在创业叙事中，技术变革促进了媒体内容生产的去中心化，而受众/用户群体的细分以及移动互联网语境下内容消费的多元化所蕴含的商业价值，成为新媒体创业的经济基础。传统媒体时代的“内容为王”式新闻生产开始让位于“内容平台”、“内容产业”、“内容创业”、“内容产品化”、“内容商业化”、“内容付费”、“知识服务”等热词以及“内容市场的火热源自其背后的商业价值”等趋势判断。在“刺猬公社”创始人叶铁桥看来，“内容消费的升级也在逐渐发生。在PC时代习惯免费阅读的受众，开始愿意打赏、订阅、包月购买内容，有很多内容生产者已经完全能够依靠内容生产而过上不错的生活”。

基于垂直领域的初创媒体还因其商业潜力而受到风投资本的认可。一家专注于新媒体项目投资的风投基金概括了他们在垂直领域的投资偏好，指出“我们投的十来个财经项目里边，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某一个细分市场的财经新媒体”。对新媒体融资现象的概括也表明，“在投资者眼中，‘垂直化’是大势所趋。如今，最受网友热捧的新媒体平台往往集中在汽车、财经、美食等垂直领域。这直接体现在新媒体的投资风向上……”简而言之，互联网用户对内容消费的细分以及创投资本对垂直领域内容创业的偏好，正在影响新媒体创业的内容格局。

这引出了“黄金时代”叙事的第三个指向：基于新媒体的创业实现了融资与估值的迅速增长，是媒体人“理想”与“市值”的双赢。借助于社交媒体，风投资本方也是讲述媒体创业故事、构筑媒体创业前景的重要主体，有些传统媒体人也转型成为风投资本的合伙人，如高樟资本的范卫锋、紫牛基金的张泉灵。风投资本方还提出“当旧的生产关系瓦解之时，其中先进的生产力应该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机遇。应该有人投资于他们，投资于媒体行业的内容极客”。通过展现新媒体创业领域获得风投资本融资的典型案例，创业叙事刻画了风投资本入局的正面形象，也以此来展示媒体创业的勃勃商机：

资本入局新媒体创业领域并被业界关注始于两年前。2014年，上线两个多月的“一条”公众号获得挚信资本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此后，新媒体创业融资开始进入加速期。2015年10月，自媒体平台“罗辑思维”宣布完成B轮融资，其13.2亿元的估值将新媒体融资推向新的高潮。

其四，“黄金时代”叙事还指向了媒体创业者塑造共同体的努力以及为先行者加冕的集体仪式。在内容创业、自媒体人成为流行热词的背景下，创业媒体人试图通过建立松散的互助社群，交流创业理念，分享创业资源，建立创业者的群体认同、规范与愿景。如以原南方报系创业媒体人组成的南友圈，为媒体人创业提供创业空间、培训的方糖小镇，由新榜、刺猬公社、钛媒体、自媒社等初创媒体举办的年度峰会、论坛、沙龙，以及内容平台媒体组织的内容创业者大会、颁奖礼等，不断在凸显内容创业者身份的价值与重要性。有创业者表示，“创业是杯苦咖啡，如果我们给你加一点糖，你会甜一点。如果大家相互加一点糖，创业的过程就会美好很多”。(方糖小镇2015-12-22，《前媒体人创业成功，公益支持同行转型》)换言之，媒体创业者不再是独行者，而是共享了媒体创业者的共同体身份。

“媒体创业成为一个克服职业危机感、恐惧感乃至治疗职业病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描述也将媒体创业赋予治愈性和自然化：困守衰落期的传统媒体被形容为饱受疾病困扰，而创业则成为治疗的药方。

最后，“黄金时代”叙事还指向了制度层面上创业政策的推动作用，将媒体创业置于近年来国家推出的“双创”政策框架下。媒体创业也因此成为曾经的“无冕之王”在万众创新的潮流中寻求“解放”之路的选择(方糖小镇2016-01-15，《媒体人的“解放”之路》)。典型者如“在国家‘双创’政策的引导下，媒体人创业也成了最受人关注的选项”，以及“伴随着万众创新，媒体人离职创业蔚然成风”。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创业潮流也使媒体人焕发出新的热情和憧憬——“冲破传统媒体制度束缚的媒体人，在‘双创’大潮中仿佛找到了曾经的‘干劲儿’、‘理想’和‘情怀’，一股全新的媒体人创业季宣告到来。”

(三)创业前后的职业体验：从焦虑、压抑到开阔、自由

媒体创业叙事往往将媒体创业描述为一个向过去告别，同时向新媒体领域出发的旅程。创业之前与创业之后的经历在创业叙事中得到鲜明的对比。

1.巨变之下克服恐惧与焦虑

传统媒体的动荡难以再给媒体人带来“激情”与职业想象空间，而精英同行的离开又加剧了职业的焦虑感与危机感——传统媒体的荣光不再，媒体人何以安身立命？在张泉灵的自述和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发生的过程：传统媒体转型迟滞，未能及时掌握受众习惯的变化，导致媒体人难以在职业与社会变化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产生职业焦虑感与危机感：

媒体人张泉灵有些看不懂了。传统媒体信息权被社交媒体瓦解，外面的世界不断翻页，身处信息最前沿的张泉灵突然感到了恐惧、焦虑，她发微博说，自己被“时不我待，知识缺口巨大”弄得焦虑无比。(钛媒体2017-12-04，《专访“百变”张泉灵：投资活得“像狗”，并非华丽转身》)

另一位创业者在故事分享中直指媒体人在行业动荡时期面临“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充满忧思、困惑和恐惧。这很正常。可是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与其被恐惧紧紧地汗衣裹体，不如去顺应它，拥抱它”。(高樟会2017-11-23，《迟宇宙：我们打得赢与写稿机器人的战争吗？》)然而，职业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与同行的陆续离场、转场无疑搅动了职业士气与神经：

外部的风云变幻也撩拨着她的情绪。传统媒体式微，技术革命让周遭一切都沸腾起来，整个行业在“动荡”，媒体领军人物纷纷离开工作了十七八年的传统媒体……易小荷的同事或创业，或转型……纸媒新闻人转型的焦虑最终逼出了易小荷的抑郁症。(火星实验室2017-10-25，《前“篮球第一女记者”易小荷：传统媒体衰落期，文艺治疗抑郁的伤》)

于是，媒体创业成为一个克服职业危机感、恐惧感乃至治疗职业病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描述也将媒体创业赋予治愈性和自然化：困守衰落期的传统媒体被形容为饱受疾病困扰，而创业则成为治疗的药方。

2.实现对自由与自主的向往

在对媒体人走出体制开始媒体创业的叙事中，旅行成为基本的诠释框架。与旅行有关的隐喻也被频繁使用，诸如“拓荒者”、“探索者”、“摸着石头过河”、“改变潮水的方向”、“登山”、“十字路口”、“柳暗花明”、“创业是一场修行”，乃至带有宗教色彩的“出埃及记”等描述都将媒体创业者的转型探索赋予神话意涵。在呼吁打造“11·9中国自媒体节”的大会上，内容创业者们以乐观的笔墨描绘了媒体创业的新场景：“互联网以降，用户主权既开，去中心化势不可挡，话语霸权渐行渐远。媒体人转场，自媒体潮平岸阔，内容创业风正帆悬……”

在旅行的隐喻中，媒体创业叙事塑造了媒体人通过新媒体创业实现独立自主、自由和获得更多职业空间的创业神话。诸如，媒体创业“让我们发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做自己擅长且真正想做的事情”、“和志趣相投的人做一件有趣的事”等等。以央视原记者武卿为例，她自称在辞职创业之前经历过职业上的压抑和挣扎，“生产力、创造力不能充分释放的压抑感，离地三尺找不到着落的空洞感，从2010年就开始有了”。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它反而越来越大”(卿谈2015-09-11，《武卿：告别〈焦点访谈〉我创业了临了有些真话想说》)，而创业之后，她感到自己“终于可以淋漓尽致、旁若无人、不急不缓地做事”，“感觉空间打开了……打开的有发展空间、人际关系空间，更重要的是心理空间。”(传媒狐2015-09-16，《告别焦点访谈，武卿：央视和辞职都再不谈了》)

(四)未知的结局与丛林式的竞争

与“黄金时代”的乐观叙事形成差异的是，战争隐喻被用于刻画新媒体创业即将面临的激烈竞争，一边是前景的光明，一边则是为内容流量与商业资源激烈竞逐的紧张与曲折。其热门词汇包括“红海战场”、“千军万马”、“前赴后继”、“千里马”、“冲锋舟”、“瞭望塔”、“武器”等。媒体创业的竞争不仅包括创业者之间的竞争，还包括创业型媒体与传统媒体、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一篇悼念前媒体人、原“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的文章正是以战争隐喻来形容创业路上的残酷景象：

来自投资方的盈利需求、竞争对手的“挖角”与攻击、媒体舆论的怀疑与唱衰、合伙人的离开与背叛、员工的懈怠与流失、家人的担心，最可怕的是失去信心的自己……“下海”创业的激情燃起的时候，就算战八方，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万丈。(界面2016-10-09，《媒体人创业：血战八方的残酷图景》)

2016年初的“新榜”还以颇含诗意的语言发出迎接内容创业者之春的呼唤，到了2017年底则以进化论来形容即将到来的内容创业场上的“生死存亡”：

这一年，内容创业者在内容迭代进程中摸爬滚打，经历风风雨雨，甘苦自知。……传统媒体时代培养出的“内容熟练工”已全部抵达新媒体战场，缺乏“内容基因”的、不懂精雕细琢的新媒体，将在本轮大洗牌中直面“生死存亡”，号亦然，小编亦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内容创业的玩法仍然在不断进化。(新榜2017-12-29，《有些人会熬不过去，有些人会活得更好》)

就此而言，所谓媒体创业的“黄金时代”是短暂的，媒体创业者的生存法则仍然是残酷的优胜劣汰，在激烈变化的技术变革、政策监管、流量竞争、平台统合、资本变动的不稳定状态下经历创业的跌宕起伏。

四、从记者到创业者：职业认同的重构

(一)职业角色的转型：从单一到多元

1.角色定义的调整

首先，新的角色定义为迎接挑战和适应变化，在创业的未知旅程上成为探索者。“刺猬公社”2017年12月发布的年会邀约辞中，将主动迎接变化并探索内容生产新边界的“媒体人”定义为“新内容探索者”——他们“没有因茫然而不知所措”，没有“因麻木而随波逐流”，而是像探路的先知一样，“积极求索，主动探知各种可能”，“站立在变化的潮头上，身体力行地探索着当下内容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拓展着内容的边界，创造出新的物种，丰富着社会对内容和内容生产者的认知”。(刺猬公社2017-12-11，《让让道，刺猬公社的年会来了！》)

尽管“新内容探索者”未必都指向创业媒体人，但却从探索者的角度赋予媒体创业者一种新的身份特征。

其次，创业者的角色定义更为多元，而传统媒体记者的角色是单一的。这在关于创业媒体人的新称呼中也可见一斑。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在进入创业之后需要成为内容创业者、内容拓荒者、内容提供者、先行者、自媒体人、创始人，等等。以往单纯负责采写、编辑的新闻记者角色，转向了创业之后必须承当多重、交叉职责的角色，“要从单纯的记者、编辑向管理者、经营者等角色过渡、融合”。在“闹客邦”创始人栾春晖看来，离职媒体人参与的媒体创业正迎来从单一个体到集体性参与的新阶段：

从零星的行为，到今天集中式的离职创业，从曾经做一个具体项目，到今天做投资(徐诗和范卫锋)、做创业服务(“南友圈”)，媒体人投入创业浪潮中的角色日益多元，日益显现系统化的特点。从单兵作战到集团作战，从个体户创业到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创业服务社群与新媒体投资基金)，不断升级。

其三，从媒体与受众的关系而言，传统媒体时代是记者—受众关系，而初创媒体则将受众定义为“用户”、“粉丝”或业余内容提供者。不断有创业媒体人指出，参与创业之后，他们与用户的互动增强，其角色定义不再是单向的传播者，而是强化了互动、参与、社群关系维护等。例如，“大米和小米”创始人姜英爽表示：

在传统媒体中，做新闻不知道服务了谁，得不到直接的反馈。所以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方式的消亡是必然的。真正的新闻应该是互相反馈、信任、增进的，是读者和记者交互深入的过程，这些我在做自媒体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了。而且我现在面向的领域是垂直性的，我能直接感受到服务对象的心痛，感受到他们的快乐。(传媒狐2017-03-22，《雷文峰事件首曝者姜英爽：我用“南都血液”创业》)

最后，媒体人和媒体的定位也在改变，不再局限于单纯制作通俗的大众新闻，而是围绕着适合用户消费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向用户提供必要的知识(如教育、财经、健康、知识问答等)和服务。在“罗辑思维”的自我定位中，我们看到其定位从个人化的内容生产者走向了多元化的“知识服务商”：

罗辑思维早就不再是一场属于罗振宇个人的知识“脱口秀”，它已经是一家拥有得到APP、罗辑思维、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等产品的知识服务商。无论你喜欢与否，它都成为一面旗帜，引领着整个新媒体及内容行业摸索和变革的步伐。(新榜2017-12-26，《脱不花：罗辑思维的天花板在哪？》)

总之，初创媒体不仅仅是传统媒体的一种补充，而是更新对媒体的定义，同时也让媒体创业者跳出传统体制的框架。这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方面是媒体理念的革新，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初创媒体不再遵循媒体专业伦理。比如，创业新媒体的内容生产更为迎合用户需求，内容定位从思想启蒙转向了生产迎合粉丝的争议性文章。于是，一些自媒体创业者提出了用户至上的游戏规则，认为“做内容，关键要解决用户的七情六欲”，“在用户的有限时间里，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的诉求，谁就是用户需要的内容形态”。

2.“商人”与务实主义者

角色的转型也带来对过往职业认同的调整，它既有发扬也有否定。尤其是，当创业媒体人为了维持创业项目的经济支撑而必须与资本打交道时，他们的角色定位不再是在内容生产与商业运营之间建立防火墙，相反，是要充分利用资本来促进初创媒体的存续与壮大。

首先，创业者肯定商业运作对初创媒体生存的重要性。媒体创业者作为商人的角色——兼顾内容生产、融资、推广、商业变现等多重角色因此得到强调。有创业者直言：“出来创业就是商人的身份，为团队找到生存之道，帮投资人赚钱，帮小伙伴们富裕，这是最大的情怀。”(刺猬公社2017-06-04，《创业3年失败两次，前南周首席评论员李铁这次想做一个真正的商人》)也有人感慨这种身份的转变，指出：“他们，敲键盘的文人，最终都变成了自己曾经报道过的商人。”(财经女记者部落2015-01-20，《主编大人都去创业：一个时代结束了》)这种身份的转变还意味着从理想主义者转向务实主义者，就像“十余年的时间里，经历坎坷与磨炼，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记者变身为踏踏实实的创业者”。在对“央视创业邦”的描述中，罗振宇、马东等人就被当作典型：

与罗振宇类似，马东成了务实主义者。于是，你可以看到，他聪明地在《奇葩说》里玩花式口播广告，同时讨好广告主和观众，也会在许知远的《十三邀》里笃定地与年轻人站在一起，避而不谈这个时代的焦虑和不安，毫不避讳自己的商人身份——这些，恰恰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而后者是米未传媒最重要的受众。从这个维度上看，马东已经顺利完成了从媒体人到创业者的转变。(首席人物观2017-10-09，《央视创业邦沉浮录》)

在这里，“媒体人”与“创业者”的角色预期和行为逻辑是存在差异的，“媒体人”可能对“商人的身份”羞于启齿，不“讨好广告主和观众”，要“谈论这个时代的焦虑和不安”，而“创业者”则要求成为务实主义者，要在商业、资本、受众之中游刃有余。

其次，他们从创业者本位的伦理出发，认为商业与资本运作并不必然与内容生产矛盾，关键在于平衡。在《南方都市报》原执行总编、百神传媒创始人庄慎之看来，商业与内容生产之间并不天然对抗，而商业的运作是回馈资本投资的必然要求：

我不是一个纯内容的原教旨主义者，不像一些传统的报人那样特别理想主义，天然觉得商业会对内容造成伤害，在商业和内容之间要砌一道墙。现在做内容，采编经营很难完全分得开，主要在于决策者拿捏的尺度……我还是知道柴米油盐贵的。人家要投钱进来，也不是给你成就梦想的，你得呈现出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就算这个东西不盈利，但如果能够树立品牌，在其他方面带来效应的话，也行。(刺猬公社2017-04-24，《“庄子”一去不复返，一头扎向自媒体》)

可见，“商人”作为一个在传统媒体时代与“记者”相对立的称呼，现在成为创业媒体人所要承担的一种重要角色。通过商业的运作维持初创媒体的生存与发展，被当作一个既符合创业伦理，又能证明转型创业成功的标志。

(二)“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纠葛：内部创业vs新媒体创业

创业叙事常常涉及对媒体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描述，通过时间秩序上的勾连，创业者的职业认同也被赋予了历史语境。不同的叙事主体也对这一时间秩序上的不同阶段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总的来说，传统媒体叙事倾向于强化媒体创业者过去的职业经历，突出传统媒体对他们的职业训练所产生的影响；而媒体人则倾向于陈述传统媒体机制的弊病，将自身的创业视为个体的能动性对科层结构的不满。

1.传统媒体视角的叙事：传统媒体经历成创业法宝

立足于传统媒体转型视角的媒体叙事将媒体人创业视为传统媒体职业经历的延伸。在《南方传媒研究》关于媒体创业的专题中，《编者按》指出：

他们曾经都是传统媒体记者，都在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共事。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走上创业之路，并且获得成功。他们还有这样的共性：当年作为报纸记者，表现都很优秀，硕果累累，实现了新闻理想；试水传统媒体人的转型，方向路径明确，得施所长，少走了许多弯路……他们善于在生活中发现需求，并且尽快地满足需求。他们的故事还告诉人们，成功的根本与其曾经从事的报纸新闻工作、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很大关系……

在《南方日报》的描述中，曾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王玉德“辞职创业是考虑已久的选择”，其所以创办财经新媒体是从基于在纸媒的经验积累：

“无冕财经”并不是王玉德第一次创业……在《南方都市报》任职期间，王玉德发起创办过多个商业项目，如“南都总裁读书会”等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这些尝试并没有达到王玉德的理想状态，但这些项目却给他积累了在采编岗位上很难得到的经验，以及给了他最终出走创业的把握和决心。(《南方日报》2015-11-16，《传统媒体从业经历成创业法宝》)

对传统纸媒来说，媒体人走出体制创业并不能说明传统媒体体制存在问题，反而证明了传统媒体经历对媒体创业的重要性：传统媒体工作的经历使他们发现了新媒体创业的机会，积累了社会资本进入新的领域。

2.创业者视角的叙事：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

从媒体创业者的视角来看，属于传统媒体的内部创业被视为传统科层体制下的“困兽犹斗”，是媒体创业的“他者”。通过确立这个他者，媒体创业叙事突出了具有个体化色彩的媒体创业的机遇和空间。

媒体内部创业被谈论的第一种场景是创业媒体人曾经在体制内试图尝试创业的经历。一个常见的情节是：创业媒体人亲历、参与了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并且尝试在媒体巨变时期推进内部创业创新实践，然而往往都因受到多种限制而难以如愿，于是选择走出体制进行媒体创业。例如，一位都市报的原副总编这样描述自己的体制内创业经历：

“在传统媒体中，我经历过纸媒的黄金时代，也看到它在最后的十年慢慢下滑”，谈到自己跳出传统媒体，开始创业的原因时，苟骅这么告诉界面记者。在探索媒体转型的过程中，苟骅不仅尝试推进媒体自身的互联网化，也希望能够带动媒体人内部的创业孵化，然而他发现，他的尝试往往会受到诸多掣肘，无法突破。在多年的努力未果后，苟骅终于选择跳出体制。(界面2016-08-13，《从资深媒体人到新晋创业者苟骅想搭建一个“自媒体人的Uber平台”》)

创业叙事一方面对传统媒体内部创业持否定论，另一方面通过创业者的职业经历完成对媒体创业精神的召唤，从而建立这样一种连贯的职业经验：创业者的创业精神不变，媒体创业是对内部创业的扬弃。在辞职创业的自述中，央视新闻频道原调查记者武卿这样说：

“创业”之于央视，不陌生，也不遥远。十三年前央视吸引我的，就是它内部的创业氛围——那种创业的热火和对社会的冷静凝视所交织而成的魅力之于我，就如同延安之于当年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革命小青年。创业没有失败。创业者永远不死，理想永不凋零。(卿谈2015-09-14，《武卿：告别〈焦点访谈〉我创业了临了有些真话想说》)

媒体内部创业被谈论的第二种场景涉及传统媒体机构的创新体制问题，诸如产权与激励机制不清晰、协调机制不灵活、内部创业前景不明等等。在一位转型新媒体风投基金合伙人的叙述中，内部创业的机制无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也就“无法解决媒体机构的未来出路问题”：

既然是创业，说明利益主体已经有分歧了；又叫内部，说明还是在旧机构的土壤上。当他需要其他“相关部门”配合、支持的时候，凭什么这些部门会比原来更加热情……作为创业团队，当需要各种来自后方、兄弟部队的支持时，如果需要不断地沟通、协调、配合、平衡，创业团队的竞争力就会大打折扣。(高樟会2014-11-13，《媒体人创业的黄金五年来了》)

对媒体内部创业的叙事还用上了“如蚍蜉撼大树，收效甚微”、“所有的想象空间和尝试似乎已触及天花板”、“如果不突破瓶颈，不可能再有新作为”等语句。总之，内部创业被脸谱化地展现为：内部创业是不可能的任务。

尽管如此，仍然在专业新闻业内坚守的媒体人则继续认定媒体创业应当在机构层面上取得进展才能为传媒业带来真正的出路。以胡舒立为代表的专业媒体人指出，当前的媒体创业机会是个体化的，并未形成机构层面的制度实践：

转型从个体开始，形成创业潮。……但我想提醒，就目前所看到的商业机会而言，应当说这些新媒体形式，只属于单个新闻工作者的转型窗口，并没有为新闻机构的转型，给出解决方案。而做大事，做新闻的大事业，是要靠机构、靠公司的。

换言之，不同于创业者们宣称媒体创业的颠覆性力量，新闻业的坚守者们仍然坚持基于大机构生产的新闻业的主导地位，将个体化的初创媒体视为其补充。

总之，媒体创业叙事在涉及媒体人的过往职业经历时，产生了两种不同面向的评价：传统媒体机构的叙事淡化了内部创业所受到的体制束缚，但突出了创业者在传统媒体机构内获得的职业经验与方法论对体制外创业的正面意义；而媒体创业者则突出创业型的个体如何受限于不合时宜的组织机制；同时，他们在抽象层次上将个人的创业经历视为连贯的选择，既肯定了自己的内部创业经历，也为当下的媒体创业赋予更多的意义。创业者对传统新闻业经历的双重态度，反映出他们在对过去的继承与区隔中面临着职业认同的调整与重构。

3.“理想”的再诠释与“媒体”的再定义

在媒体创业叙事中，媒体人之所以离开体制，是由于不能再实现职业理想，而创业则为实现职业理想创造了新的机会与可能。“理想”和“媒体”在创业叙事中都得到了重新诠释。在《中国记者》对小猪短租副总裁潘采夫的报道中，潘将媒体工作和创业视为殊途同归之事：

老潘说，在这时，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理想。这个价值理想与他还是一个媒体人时的信念没什么不同。更确切地说，他成功地把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情怀注入到了新创的企业和独创的项目，并借助新媒体和商业的力量实现了更大程度的传播和推广……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体泛化的时代……潘采夫说，像小猪短租这样的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媒体平台，因为它是生产故事的……成了一个各种故事的“发生器”。

在这里，“媒体”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拓展，只要涉及故事的生产和传播，就可以视为与媒体挂钩。简而言之，“媒体的定义从内容走向了更宽泛的以传递知识为目的的创业，跨越金融、健康、法律甚至更多行业中”。(传媒梦工厂2017-01-09，《“想象重生”2016中国新媒体创业大赛圆满收官》)这些细分领域的创业，都被冠之以“内容创业”的名号，构成了新的“内容为王”。

而“理想”也给创业项目起到了加冕和升华的作用，令人看到创业者是在以昔日“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投入创业。甚至于，离开媒体核心的创业比过往的媒体工作创造了更大的社会价值。比如，有创业者直言，“一篇报道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产品则可能改变无数人的生活行为习惯”，以及“用新技术、移动互联网将新闻之外的有趣的内容，传递给那些需要精致阅读和讨论的用户，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不也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服务社会吗”？可以说，“理想”在这些叙事中被抽象化为一种泛指实现自身价值与创造一定社会价值的职业价值观。在新媒体创业中提出的为用户利益着想、满足用户的需求、为垂直细分受众群体服务等做法，都被打上了服务公众、促进社会改变的象征符号。某种程度上，“理想”的叙事隐含了一种悖论：对新闻业核心的逃离反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曾经的“理想”。

(三)创业偶像、失范者与专业主义

关于什么样的媒体创业者和媒体初创项目构成媒体创业的角色模范，并未在现有的媒体创业叙事中取得共识。但那些被频繁引述的初创媒体项目及媒体创业者往往在创业项目融资或估值、商业变现模式(如知识付费、内容电商、社群经济)、营业收入、内容阅读量(10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具有不凡的表现。《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创业媒体人的报道可见一斑：

成功者引人注目。罗振宇的“罗辑思维”与马东的“奇葩说”，估值已远超10亿元，成为创业者的标杆；从前媒体人成长为“网红”的咪蒙，新书4小时内预售出5万多本；去年年底，王玉德的“无冕财经”也完成了第一轮数百万元的天使投资。

作为媒体创业中的重要力量，有影响力的创业媒体、风投资本机构、内容平台媒体(如微信、今日头条、百度百家号、网易号等)举办的各种年度大会、颁奖礼等行业仪式和激励计划通过遴选、彰显其认可的媒体创业项目，也在塑造新媒体创业的偶像。

另一方面，初创媒体中也出现了有违传统媒体伦理的现象和创业者，凸显了这一新兴现象的繁荣表象之下的失范。它们至少涉及内容创业中这样一些引发争议的表现：缺乏查证，观点多于事实，抄袭，煽情迎合粉丝等。于是，在商业变现和阅读量上表现非凡的“示范者”也成为争议性的“失范者”，显示了两者之间界限的流动性。《南方都市报》原编辑马凌创办的“咪蒙”就成为一个常常引发争议的典型。“GQ中国”的一篇文章指出，它“是2016年上升速度最快的微信公众号，积累了800万粉丝，持续生产爆文，从《致贱人》、《致low逼》到《永远爱国，永远热泪盈眶》，因风格偏激在一年之内引发过8次舆论争议。但它深受广告主的追捧，广告报价在公开数据中占首位”。文章继续勾勒马凌的职业经历和变化的媒体生态，指出：

咪蒙因新闻理想的感召去了南方系，在《南方都市报》工作过12年，经历了纸媒的黄金时代。当她转型为自媒体人，却被看做是与理想主义的背离。……新的平台产生，就有新的代表人物产生。咪蒙的故事不仅是媒体人的职业转型，也是媒介迭代的结果。媒介与内容并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它塑造了内容，并影响着我们感受、认知世界的方式。(GQ中国2017-03-13，《咪蒙：网红，病人，潮水的一种方向》)

在这里，“南方系”纸媒是作为新闻理想的象征，它们曾经的“黄金时代”在媒体平台更迭之下已被契合社交媒体消费习惯的新潮流引领者所取代，而“咪蒙”创始人作为曾经的一员则被当作对“理想主义的背离”。新环境下的记者已不再是精英时代引领“读者”、塑造内容品位的主导者，而是被社交媒体平台所影响、塑造，内容创业者仿佛只能依顺新的时代潮流。这无疑是在反映新的时代语境下理想与专业主义的反讽：背离了理想与专业主义，却收获了巨大的阅读量与商业的成功。

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创业者仍坚持要用专业主义来区分初创媒体专业与否、好与不好的标准。在“无冕财经”的招聘启事中，他们打出了“专业主义，内容为王”的旗帜，对自媒体领域专业主义的阙如表示了失望与不屑：

鲜少有人将新媒体与专业主义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更多的新媒体宁愿将自己与百万粉丝、十万+阅读关联，或者直接跟娱乐八卦绑定。……回头看新媒体崛起这几年，抄袭、洗稿、刷量、诉讼、乱象迭生……只有流量信仰、没了专业主义信仰和专业制作能力的新媒体，就像脱了缰的野马、出了轨的列车。(无冕财经2017-09-18，《听从专业主义的召唤，加入无冕财经吧！》)

可以看出，他们将自媒体出现的乱象归因于专业主义的缺失，同时，他们坚信“在传统媒体的整体衰落中、在新媒体的一片混乱中，专业主义终将胜利”。在“大米和小米”创始人、前《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记者姜英爽的自述中，专业主义是其新媒体项目获得成功的基础：“客观、中立、敏锐的新闻专业主义基因和符合公共群体利益，这才是‘大米和小米’能够迅速成长并无法被抄袭和复制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主义构成了标榜专业、得体的初创媒体区别于业余、脱轨的其他新媒体的叙事资源。

创业叙事中专业主义出场的另一种场景是媒体创业者们试图以此来建立自媒体写作的职业规范。2016年11月9日，以南友圈、自媒社等100多家发起机构为代表的自媒体社群联合发布了《自媒体内容创业人公约》，指出：

基于媒体人的专业背景和行业规范制定，并将那些经过国内外媒体行业长期检验的传播原则应用到自媒体领域，旨在提升自媒社以及自媒体内容创业人的品牌美誉度，激励媒体人积极参与内容创业，同时坚守媒体从业者应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底线，包括但不限于真实、客观、理性生产原创内容，传播公共资讯，表达个人观点。(自媒社2016-11-09，《〈自媒体内容创业人公约〉今天发布，全文在这里！》)

一方面，公约的出现正反映了专业伦理规范在内容创业领域的缺失；另一方面，从传统媒体走出的创业者们正力图将客观、真实、原创、理性等义理移植到自媒体领域，同时又不讳言个人观点的表达。如此一来，媒体专业义理在这里是经过修剪、调适的。总而言之，专业主义作为叙事资源主要是在新媒体发生争议性现象时才得到凸显，在一般情况下，它并不成为讲述媒体创业故事的核心资源。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关注有关媒体创业的叙事文本，尝试从中透析媒体创业者的职业认同、角色认知与媒体价值观。诚然，创业叙事所面向的受众和所欲达到的目标并不完全在于建构创业者的职业认同，它还包括了创业组织/产品合法性的塑造、维持和修复，资源获取，应对挑战与危机，厘定创业的边界与规范等等，本文只是聚焦了创业叙事的一个面向。媒体创业叙事在社交媒体时代成为潮流，不意味着它在媒体历史上就没有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于2003年首次出版的著作《十年》中，他写道：“十年前，这些满怀理想与激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吸引他们的是创业；十年后的今天，凝聚和吸引人才的基础仍然是创业——是一种创新机制使得整个集体充满活力。尽管创业的过程充满艰辛，但我的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矗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如果说二十几年前吸引中国媒体人的是改革语境下开疆辟土的创业理想与抱负，那么，二十几年后媒体动荡语境下的媒体创业，其对象、理想、激情、意志的涵义已发生改变，并且融入了技术变革、商业涅槃、价值重构等充满不确定性的要素。此外，衡量媒体创业是否成功的依据，以及哪些主体来衡量，已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急剧变化的媒体生态，也见证了媒体叙事从对传统媒体“黄金时代”的怀旧转向了对媒体创业“黄金时代”的憧憬与激情。总而言之，媒体创业叙事既勾连了传统媒体机构、媒体人职业经历的昨天与今天，也构筑了媒体创业者对传媒业未来的想象。在推崇创业思维的情境下，媒体创业者正在经历职业认同、价值观与职业伦理的重构，并未形成共识。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创业叙事的言与实之间的差异并非本研究的重点。叙事理论家们认为，虚构叙事和非虚构叙事之间的差异对于叙事的说服效果而言关系并不重要。当然，不同的叙事主体所发展的叙事存在内部的差异，也指向了不同的职业认同和职业想象。媒体创业叙事的主体既有创业的媒体人，也有传统媒体，还有作为投资方的风投资本方，以及与新媒体创业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如社交媒体、内容分发平台)。从传统媒体组织出发的叙事倾向于肯定媒体创业者在科层制组织的职业经历，将媒体创业视为传统媒体职业的有机延续，并为传统媒体加冕，淡化媒体内部创业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而媒体创业者、风投资本方视角的叙事则倾向于突出创业者走出体制之后能够实现“自己说了算”的自由与自主，通过对传统媒体困境的悲观描写，塑造了媒体创业的“黄金时代”叙事。尽管不同主体的叙事重点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对媒体创业抱有积极的评价和乐观的期待。无论是强调媒体职业经历的重要性，还是憧憬创业所蕴含的解放能量，媒体创业叙事的基调是：媒体创业是一种历史性机遇，孕育着产生新的媒体平台的潜力；创业对媒体人而言是自我实现与再续理想的新路径，尽管它会有曲折，但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于是，媒体创业叙事具有精英化和浪漫化的倾向，偏好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淡化了对失败的检视，即便对创业失败的讲述也是指向媒体人的内部创业经历。无疑，创业媒体人属于传媒业中的精英群体，作为创业的先锋，他们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优于一般媒体人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也因为他们是冒险者、机会发现者、先行者，他们的探索也预示甚至影响了传媒业转型发展的方向。同时，媒体创业符合了这样一种承诺：由于数字化工具的扩散，媒体生产从大型但滞于改革的媒体机构中解放了出来，为记者讲述故事、触及读者提供了新的可能。媒体从业者之所以拥抱媒体创业，也是由于媒体工作减少、工资降低、职业信仰下降以及记者的自主权和控制权降低。然而，在创业至上的职业意识形态下，媒体创业者被认为“有着无限的热情，善于博弈，且能高度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于是，媒体创业叙事都在强调创业者的个体能动性和自主性，那些可能使记者处于工作不稳定状态的负面影响则被选择性地淡化或忽略了，而媒体创业者们的精英背景，则强化了创业成功故事的神话。创业叙事所展现的激情、希望与憧憬固然有助于提升媒体创业的氛围和更好地获取资源，但当媒体创业面临挫折时，创业叙事会否走向悲观的极端？反思性的媒体创业叙事有待发展和考察。

此外，媒体创业叙事的兴起和流行，需要置于一个媒体边界流动性加强的语境下，亦即媒体创业者所面对的媒体生态是非媒体机构通过内容传播日渐增强媒体属性，而媒体机构的内容生产把关权日益弱化，媒体人的身份边界也处于流动之中。在“新”与“旧”、“外”与“内”、“今”与“昨”的比较中，媒体创业者的认同重构从科层制组织中承担单一职责的记者转向了兼顾多种职责的媒体创始人、内容提供/创作者、知识服务商、“商人”等等。他们所创办的媒体也不再是单纯的内容提供者，而是成为一个连接者：连接用户与创业者，连接用户与商业，连接用户与资本，连接不同的用户。媒体创业者不是在新闻专业的意义上去定义媒体，而是在连接用户与内容消费的层面上来界定媒体。一方面，这为媒体人的职业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媒体创业不必然遵循传统媒体价值观的框架。当媒体和媒体人的边界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媒体的公共属性也不必然成为初创媒体的基本特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语境下的媒体创业叙事在相当大程度上被简化为“媒体人创业”——既然是媒体人创业，则未必紧贴新闻业的核心；而笼统、无所不包的“内容创业”则将一切能够生产可供互联网用户消费的文字、图片或视频的内容提供者视为媒体创业者。这就与西方语境下的媒体创业叙事具有不同的表现。在西方媒体语境下，非盈利新闻和调查新闻初创媒体的成立体现了一种专业精神的号召，再现了关于新闻业如何变化的理想化观感，关于新闻业应当如何表现的规范观点，以及去探索新闻业可以如何发展的新观念的雄心壮志；因而，媒体创业叙事同时容纳了传统与创新、怀旧与探索。其中一些知名初创媒体往往批评大型媒体机构背弃了新闻业的初衷，而创业者正是要通过回溯新闻业的某些传统价值(如民主、公共性、公民参与等意识形态，但采编与商业区分的伦理则未必)和重塑内容生产的常规来凸显创业的价值与独特性和正当性。在中国语境下，我们也看到媒体创业者对传统媒体机构的失望与不满。但不同的是，大多数的媒体创业者并没有将专业伦理、公共性、新闻业的社会责任等意识形态作为创业项目的核心资源予以申明，而是突出了商业潜力、用户数量、内容生产自主性、生活方式更新等关系创业项目成败、发展前景的元素。对新技术的追求和商业重要性的强调也使媒体创业减弱了“新闻”的底色，这既有客观条件的约束，也是资本偏好和创业者务实的选择。在追求商业收益和防范风险的决策之下，媒体创业更容易获得融资的垂直领域主要集中于财经、体育、娱乐、时尚、生活方式等。在创业的初始阶段，创业项目能够生存即为成功，从而，商业成功与否的创业定律或主导话语限制了衡量初创媒体价值的多样性可能。于是，一个去新闻化的媒体创业格局正在形成之中，而媒体(人)创业的“黄金时代”未必是新闻创业的“黄金时代”。总而言之，创业叙事中初创媒体的定义是“去新闻化”和“再媒体化”的。去新闻化是为了不必固守新闻业伦理的条条框框或者避开潜在的风险，而再媒体化是为了将创业者过往的职业声誉、当下的创业实践和创业的前景连成有机的整体，并实现对传统媒体定义、功能的革新和丰富。可以说，两者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对媒体专业伦理而言，一种可能的出路是，初创媒体以一种非制度化、情境性的方式选择性地吸纳、调整专业主义。在一些民生、非政治议题上，垂直领域的初创媒体基于其专业积累，对传统媒体由于组织惯性或言论空间限制而未予以及时关注的现象与事件进行报道，倒逼传统媒体跟进后续报道。例如，2017年2月14日，关注儿童自闭症的初创媒体“大米和小米”率先报道自闭症少年雷文峰从深圳走失并随后于广东新安某救助站意外死亡的事件，引发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和民政部门介入调查。类似地，2017年8月，教育类新媒体“芥末堆”发布长篇调查报道《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率先报道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因误入传销而在逃跑途中溺亡一事，随后得到其他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跟进。此外，在2017年发生的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以及北京大兴火灾之后引发争议的拆迁事件中，包括知乎、品玩(PingWest)、好奇心日报在内的初创媒体分别有不俗的表现，提供了传统媒体上缺席的视角和新闻素材。在这些事件上，初创媒体因其在垂直领域的耕耘而代替传统媒体成为议程设置者。但这种现象毕竟缺乏制度性的支撑，具有“新闻的随机行为”(random acts of journalism)的特征。

总之，当媒体话语的焦点从危机、转型时刻转向创业时刻，创业者的职业认同是否将继续在去新闻化和再媒体化中交织？他们所提供的产品、生产的内容、创办的组织，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吸纳、移植、重构或扬弃了传统媒体的理念与价值？媒体技术的革新带来的创业机会，究竟是给媒体人更大的赋能空间，还是仍将形成另一个内容生产的约束性结构？媒体创业叙事与其他领域的创业叙事，存在哪些共性与差异？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本文的写作与修改首先得益于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袁梦倩副研究员的讨论，初稿曾发表于上海社科院举办的“第五届尚社论坛”。作者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沈菲副教授、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丁方舟博士以及刊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由作者自负。论文主标题取自《南方都市报》2015年11月13日第AA24版报道。

本文来源：《视听》：https://www.zzqklm.com/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