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组织与“传递”：麦克卢汉与德布雷的媒介思想和时空观念

在古希腊人看来，任何受人制控的有目的的生成、维系、改良和促进活动都是包含techne(技艺)的活动。Techne包括不同的内容和等级，在柏拉图那里，城邦统治术是技艺之王，而跟工具打交道的工匠“被置于另一个层次，即体力行为者、物质性的工具，被排除在城邦事务之外”。工具性的技艺被视为外在于人、侵犯个体自足性的事物，比如文字。文字作为声音的替补和派生物，是真理的背叛者。彼得斯(John Peters)就慨叹：“这里产生了一个至今都困扰着我们的两难处境：在一个非人化的、不忠贞的媒介中，交流一方如何找到确凿的迹象以确保另一方的忠诚和在场。”形而上学传统追寻理想的传播状态，“要是没有中介，人与思想之间的即时互通会更加容易。”柏拉图对技术中介物的干扰甚为敏感，认为它们是个体直抵真理的障碍，因而更为偏爱几近非物质、纯净的光与声音。在柏拉图创制的理念世界里没有技术的位置，任何有形的介质都是真理传输的破坏者。

自柏拉图以来，人们总是幻想着一个独立于技术之外的文化的历史，由此产生两种极端的观念：要么承认个体、文化是自洽的，技术是隶属于人类意志的外在物；要么坚信技术进步能够成为人类的救赎。这些对技术的固有认知自然影响到对媒介的理解。就前者而论，媒介被当作中性的传送系统，主要关注媒介注入给受众的内容，这些内容如何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却忽略了媒介是构成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二战后流行的信息论的技术话语和治疗性话语是技术救赎的论调，彼得斯认为两种话语主张依托传播技术的发展、改善传递线路能够解决人类交流的无奈是不切实际的，传播(communication)涉及的是人类的生存境遇，有关交流的梦想是虚幻的。彼得斯直接否定了传播技术(communications)在解决交流(communication)这一属于人类存在境况的问题的可能性。然而，他忽视了由传播技术(communications)的发展牵引出人的境况的变化，而将人的境况看作是一种超越时间性、恒定、永久的存在。那么，技术、媒介在人类社会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人的存在境况能否超越技术、媒介这些有形的介质而完满、孤立地存在？与理念世界相对的现实世界是如何卷进由技术、媒介设定的时空格式之中？

本文通过梳理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思想，从中析出两人对媒介的不同理解而导向不同的时空观念。之所以把麦克卢汉与德布雷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基于以下几点考量：其一，两人虽然对“媒介”存在不同的理解，但他们同样打破了将媒介视为中性的信息传送工具的观念束缚，从关注媒介的内容及其对受众的刺激和影响转向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跳出了大众传播研究中对媒介的狭义限定。其二，两人的“媒介”虽然存在不同的时空结构，但他们的媒介思想存在一个共性，即人的感性和理性离不开媒介界面的形构(configuration)。其三，两人同样表达了对技术的担忧。正因为如此，麦克卢汉分析技术对人的感官系统的改造，继而引起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变化，德布雷则担心在图像域时代，时间深度的渐趋模糊对文化的独特性和传递产生破坏性作用，由此反思人文主义这一“被加倍的能力天使主义”的盲目乐观。所以，比较麦克卢汉和德布雷，旨在分析两人在媒介思想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各自所归向的不同脉络，其中媒介学阐发的技术与文化的互为构成的关系，为拓宽传播学的研究视野提供一个新的参照资源。尤其在新技术不断发生变革的当下，一以贯之的政治文化的历史逻辑与媒介域的历史性转换之间存在怎样的现实张力，无疑，媒介学提供的历史主义观为理解中国本土的历史—当下的复合结构显得尤为适切。

一、媒介是人的延伸：一种空间的向度

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麦克卢汉提到古希腊神话人物纳喀索斯(Narcissus)，他认为纳喀索斯并非爱上了自己的倒影，而是通过“水面”(镜面)“观看”到“另一个人”。人们对这一神话总是习惯性地解读为“纳喀索斯是爱上了自己，他想象水中的倒影是自己”，麦克卢汉则认为人们的固有认知反而说明“我们的文化太偏重技术，已近乎麻木”。无论纳喀索斯将水中影像当做是另一个人，还是人们对纳喀索斯神话的解读，这一神话揭示的是人与媒介的镜像关系，同时在这两种观念中纠结：媒介只是人的欲望的投射，抑或媒介的力量将人转换为另一个人。在拉康那里，纳喀索斯式的自恋被理解为处于镜像阶段的个体将镜中的“假面”指认为“我”，“给‘我’这一不确定实体的主体穿上衣装，将主体隐藏起来”，借此逃离被肢解的自我的恐怖状态。然而，不同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一个自我意识同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自我意识的运动，拉康镜像说的本相无情地揭示了“这是幻象与空无的关系对‘我’的奴役”。麦克卢汉指出人成了媒介的伺服系统，对媒介本身已全然麻木，可以说人的延伸的同时也意味着自我截除，这是神经系统面对外来刺激时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麻痹机制，但这种独特的自我催眠形式“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结合拉康式逻辑，技术这一“假面”建构了“伪主体”，事实上含有技术对人的驯化的潜在说辞。

媒介是人的延伸，包括人的器官和感觉的延伸，这在麦克卢汉看来是改变了人的原初形态和感知。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延伸为人类突破身体本己的空间限制提供了可能。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到“在手”的或“上手”的物体，如盲人的手杖对盲人而言不再是一件物体，手杖不再为手杖本身而被感知，手杖的尖端已转变成有感觉能力的区域。身体习惯于对手杖等物的调度，触觉的世界从手杖的尖端开始，从穿在脚上的鞋触碰地面开始。“在手”的或“上手”的手杖等物是身体的延伸，由此，身体运动投射出了一个空间，导致“身体的容积”的扩延。媒介赋予身体以新的势能，五官感觉、身体的移动性、人的力量以及行动能力全都得以加强和放大。尤其是身体借助媒介而拥有“延展性”，能够突破地点的限制，对不同空间的事物的操控可以通过远距离通路，无需人的身体的直接在场就能强化人对外物的控制能力。因此，延伸的副产品是一种远离性。这种远离性意味着空间压缩，其前提在于速度对于空间的征服，包括交通和信息流动。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基本功能是加快信息传输，货物、信息的加速度运动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小到村落、社群、城市，大到国家、全球。

“每一种延伸或加速都立刻引起总体环境出现新鲜的形貌和轮廓。”在历史上，莎草纸、拼音字母这类轻便的、简易的媒介取代复杂、笨重的石刻文字之后，推动信息的加速度运动，催生出修筑道路的刚性需要，借助轮子的运转实现信息、货物在空间中的快速传输。轮子、道路、纸片的加速作用促成了从中心向边缘的外向爆炸，形成城市-乡村复合体，并在日趋同质化的空间中为权力的伸展铺路。交通的加速使得中央权威得以抵达遥远的边缘地区，促进权力的集中化。然而一旦中断莎草纸的供应，古罗马繁忙的道路就不见车马，官僚体制和军事组织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的境地，因而道路可以被称为纸路。“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而且，除非力量和速度有所增加，人体新的延伸是不会发生的，发生了也就可能被抛弃。”力量和速度主要是在空间上发挥作用，麦克卢汉观察到了人的延伸其实是一种空间上的延伸，由新的延伸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迫使社会的其他构成部分要适应由这一技术形式带来的紧张关系，引发权力结构、社会组织在空间向度上的重组。

麦克卢汉的着力点在于人的感觉系统，一种新媒介的引入导致新的感知比率的出现，人的感觉系统得到再造和重塑，由此人对空间秩序的感知能力也发生变化。麦克卢汉曾指出，古希腊的几何学仍旧嵌入听觉-触觉的复合体，抄本文化和哥特式建筑都关心光的“通透”，或者说保证光线的通过，使得视觉、听觉、触觉和动觉达到一种互动平衡的状态。直到印刷术诞生很久以后，印刷人形成了均质、统一的空间观念，“封闭的”“形象的”空间得到了广泛应用，光的“照耀”取代了光的“通透”，照亮每件事物以审看现实，空间被视为装满物体和活动的容器。与谷登堡时代相关的产物是“透视法”的出现，这是对事物精确性的把握以及在平面空间中拉开的纵深感是对现实空间的模仿，同时讲求观看的特定视角。同样是“看”电影，处于声觉空间中的非洲土著人和受过拼音字母、谷登堡印刷机浸染过的西方人截然不同，他们是与客体浑然一体，深度参与其中，眼睛并非用来透视，而仿佛是在触摸。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欧几里得空间极大地依赖于视觉与触觉、听觉的分离，而非洲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字母文字、谷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视觉在人的感觉系统中的比率越来越大，也就愈发侧重于空间的构造和再现。这也是麦克卢汉为何倾向于探讨技术、媒介如何作用于感知系统，继而引发空间意识的生成和变化的原因之一。而印刷人的独特的空间意识在电子时代却遭遇危机，“这样的空间或文化组织结构无法与电子时代的同步性兼容这一事实解释了西方人在新的世纪所遭受的焦虑”，这是麦克卢汉预见的未来图景。

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认为：最初西方文化根本就不是视觉文化，而是一种听觉文化。视觉的优先地位最初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初叶，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已完全盛行视觉模式。在西方哲学中从听觉隐喻向视觉隐喻的转向，按照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说法，是将世界作为图像来看待，以人为主体—表象者，世界—被表象者，从而将“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来”，“存在不过就是可随手携带的一件东西或产品，可以肢解来作度量”。因此，视觉成为连接个人和世界的主要中介，它关乎对世界图像的呈现和接受方式，主要指涉空间维度。麦克卢汉则意识到技术施加于感觉系统而引起身体与世界的焦距变化，由此在把握人和世界的关系中引入了新的尺度。“‘人体延伸’的重要性不在于效率意义上的长度扩延或者力度扩增，‘延伸’之后导致的知觉改变，才是关键。”按照唐·伊德(Don Ihde)的观点，人对现实经验的感受和认知受到技术中介的暗藏的转化，技术在这里并不是“像对象一样的东西”，而是“融入到”人的身体经验中，导向环境中的行为，或者作用于环境，形成(人—技术)——世界的具身关系。正是因为技术作为一种经验的手段，而非经验的对象，它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抽身而去，被视为透明的存在。只有技术发生功能性的干扰，通过不在场、损坏和不再服从恰当的指示而变得触目了。媒介即人的延伸、具身关系揭橥了技术是挂在身体之外的人造的器官，技术是人和世界产生关联的中介性力量。技术和身体的亲近性使得人们产生了技术能真正“成为我”的错觉。就如同人们一贯认为纳喀索斯爱上的是自己，拒绝了技术之所是，从而无视技术严重介入人的感知系统的重塑、人和世界的关系的既成事实。不同的技术、媒介，意味着对世界产生的知觉空间亦有不同。“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世界。电灯一灭，这一感知世界就荡然无存。”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媒介和人的感知系统三者共同建构了某种现实空间。

麦克卢汉意识到媒介对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人和使用表意文字的东方人，由于受到不同文字的影响，二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字母文字促成西方人线性思维的形成，而表意文字因无法实现感官的分裂和专业化而导致东方人缺乏将事物抽象化的能力，难以生成超越现实的思辨空间。根据媒介对人的感知体系的塑造特点，麦克卢汉划分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三个阶段，这种阶段的划分明显是以空间的构造特点为依据，并未涉及时间的连续性。与英尼斯(Harold Innis)相比，麦克卢汉关心媒介超过关心文明和文明的命运。他并没有特别关注媒介与人类文明的保存、延续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他对空间向度的着力远远超过了对时间向度的观照。在麦克卢汉这里，显然空间“压倒”了时间。

二、媒介的时空结构：技术与组织

在麦克卢汉笔下，将媒介简化为它的技术属性，而忽略了媒介生长和作用的特殊情境和社会关系，媒介似乎成为社会变迁的决定性来源。媒介和社会的相互调试、媒介对社会产生效用的缓慢过程都被忽略不计，代之以媒介是搅动社会漩涡的机器，自始至终发挥着恒定的作用，除非一种新媒介的引入才打破惯常的社会运行轨迹。“我们对所有媒介的传统反应是，如何使用媒介才至关重要。这就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媒介的技术属性就含有改变社会形态和文明阶段的讯息，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并非是中性的。所以，麦克卢汉才有一句极为精炼又极受争议的话：媒介即讯息。批评者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就指出，麦克卢汉将渠道(信息的物质载体)、代码(语言的内部结构)、讯息(具体的传播行为的内容)混淆在“媒介”(medium)这一个词中。德布雷则认为只有在神奇的宗教领域，中介和信息才会相息相生。但他并不赞同符号学家的观点：对麦克卢汉派所说的没有代码也没有讯息的媒介，符号学家用没有媒介也没有环境的代码来反唇相讥。对于符号学家的眼中只有代码，没有载体，德布雷则反驳说若无册子书的诞生，何来“作者”和“文本”之说，在代码之外还有其他传播符号的存在，代码并非是一切。如果说麦克卢汉的工作仅仅是挖掘出在符号世界中被诅咒的技术，那么德布雷的媒介学“不得不把他的小板凳架在三张椅子上：技术史学家的椅子、语义学家的椅子和社会学家的椅子”，从而将“主体世界与客体系统连接起来”。很显然，媒介学中的媒介和麦克卢汉的媒介并非指向同一个存在。

德布雷反对将媒介和讯息混为一谈。媒介生态学者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概括出媒介即讯息具有多个层面的意义：旧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媒介的偏向规制意义的生产，媒介先于讯息，使用者即内容，媒介即关系，媒介即环境等等。这种解读上的差异，其原因主要还是从德布雷对“媒介”的理解来寻找答案。相较于麦克卢汉只是聚焦单个的媒介(medium)，德布雷的媒介是复数媒介，包含四种含义：1.符号化行为的普通方法(言语、书写、模拟图像、数字计算)；2.传播的社会编码(发出口信时所使用的源语言，比如拉丁语、英语或捷克语)；3.记录和存储的物质载体(黏土、莎草纸、羊皮纸、纸、磁带、屏幕)；4.与某种传播网络相对应的记录设备(手抄本、印刷物、相片、电视、电脑)。以《媒介学引论》这本法文出版物为例，文字书写是符号化行为、法语是一种社会编码、纸张是记录的物质载体、印刷物是一种记录设备。各种中介的特殊结合就隐藏在这一精神产物之中。

媒介学分析的对象“媒介”是一个整体的序列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我们才能看出位于特定位置、承担某种功能的单个媒介的变化如何影响媒介序列的呈现方式，由此导致原有物质的“变身”、意义的整体性转换。德布雷批评符号学将文本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字符之中，忽视形态的安排也是讯息的构成部分。比如，翻阅纸草卷轴和在电子设备上点击它的电子文本，文本形式、载体的差异导向不同的阅读方式，阅读方式不同又极易导致错误的解码，对原有的文本语义乃至当时的阅读情境产生曲解。新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就指出：“没有任何媒介比用于写字的纸(特别是19世纪以前制造的纸)能更好地保存文本，只有羊皮纸和石刻可与之媲美。迄今最好的存储系统是前现代社会的旧书。”他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文本在数字化的过程中，由载体的变化而生成的噪音对解码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代码没有垄断意义的权力。符号学中推崇的代码也仅仅是媒介序列中的一种。

在麦克卢汉这里，媒介即人的延伸，新媒介直接引起个体感觉比率、社会的变化，技术对任一文化的作用是直接、标准化、无差异性。德布雷则反对此种观点，“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因果关系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单方面的”，“技术提供可能性，环境起过滤作用，人进行部署，这样，同样的设备材料在这里会引起很大的争议，而在那里却没有任何反应”，比如“印刷术改变了西方中世纪的思想状态，而没有改变中国的文化”。作为“载体-设备-方法系统”的媒介“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它并不足以唯一诱因的姿态掀起一场媒介学革命”，还需要一个连接技术和文化的中间环境的存在。这个中间环境是大的“媒介-环境系统”，它是由不同的社会组织以及在组织内部行使不同职能的群体构成的网络，是观察高等社会职能(科学、宗教、艺术、意识形态、政治)和技术结构的关系的连接点/接触面，或者说是“技术-文化”中间的连字符。中间环境和技术的联系非常密切，新媒介会改变不同职能系统的操作能力、引发职能群体的更新和淘汰，进而改变网络的政治影响。

因此，德布雷的媒介(中介)包括了组织性的物质层面(MO)和物质性的组织层面(OM)，或者说是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前者是物质化、工具性的可见的部分，后者则是不可见的部分。技术的发展很容易使得MO和OM之间产生紧张关系，“MO在OM的条件影响下并按照OM的条件操作，那么我们承认，技术改革(MO方面的)无论是长期内还是短期内都决定了机构组织和思想的改革(OM方面)的。”OM和MO的关键性区别在于，MO对应的是即时的传播活动，其主要功能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物在空间上的连接；而若要实现时间的连续和象征系统的联结，使之与简单的传播行为(空间上的信息传输)区分开来，则需要以机构(OM)的存在进行判定。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是德布雷的“媒介”的一体两面，它们体现了空间与时间的不同面向。

德布雷认为麦克卢汉的思想倾向是超越符号编码和中间介质激起媒介的产生，此种观点缘于德布雷对媒介/中介的功能性认知。媒介/中介既可以是技术-设备系统，也可以是社会机构，它们能够成为媒介/中介的原因在于占据了特定关系链条中的某一位置或某一功能。媒介/中介需要一个受动者来声明存在，它从未单独出现过。如B由于A而突然发生，A就是中介。中介并不是天生的命名，而是依据不同情境和关系得以确定，因此中介的位置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媒介/中介还是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不只是对二者的连接，还对两者、两者的关系起着转化的作用。媒介/中介并非是中性、“无害”的，它总会产生料想不到的利害作用。在皮尔士的符号学中存在符号自身、被表现的物体和阐释义的三角关系，符号学家将阐释义解读为“转译规则的体系”，而媒介学家从中看到的却是“被指定的中间人”，它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发挥中介化的力量使得这三者的关联成为可能。再有，媒介/中介也限定了阐释的合法空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各种媒介/中介审查和过滤，有选择地进入集体记忆，用德布雷的话说：“被一个共同体最好地接受的真理，都是那些能够保证这个共同体最好的统一性的真理。”因此，鲁滨逊式的漂流是一种符号学的想象，“漂流”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化行为，信息的最终到达并非是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占统治地位的媒介/中介和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媒介事实上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关键。所以，“世上既没有纯洁的介质，也没有无痛的传输”。

三、组织与“传递”：一种时间的向度

在媒介学中，媒介的时空结构体现在技术系统和社会组织之中，德布雷更为偏向的是时间向度，从他反复强调“传播”(communication)与“传递”(transmission)的区别可以见出。在德布雷看来，“传播”是在同一个时空之中的信息传输，“传递”则是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发生的，是历史长时段的连续和积累。“传播”只要通过技术设备(MO)就能实现即时的信息流通。“传递”不仅需要技术系统的性能标准，还要有物质化的社会组织(OM)的配备，换而言之，在技术接口之外，制度化的接口也不可或缺。同传播行为不同的是，传承从来不会只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它主要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由不同的社会组织、具有机构身份的个体作为构成要素，信息、观念只有依托组织化形式才有可能在时空中延展。传播是借助技术实现对空间的超越，传递则需要技术和组织实现对时间的超越。因而“传递”中含有“传播”。

传递的过程，既要进行无机物质的组织工作，又要进行联合性组织工作，二者互为条件，“在一种毫无活力的工作中(物质载体)加入一项充满活力的工具(机构的调整作用)”。如果说技术能够解决在同一时空中物理意义上的连接和集合的问题，那么组织、团体则以一种严密、整合的制度化形式稳固地将个体的情感和认同联结在一起，使得信仰、主义能够在不同的时空中流转。组织化、制度化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它们有其自身运行的逻辑，具有稳定性，能够抵抗时间的变化。“信息扩散活动的双重性是，一方面建立一个重新扩散者的团体；同时在团体中建立权力关系和差距关系。这种关系使得短暂的传播通向长久的制度。”所以，相较于传播的时间刻度是以分钟、日、周等来计算，它在意的是即时的效果，媒介学中的调解中介则是以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来计算的。媒介、调解中介并非如人们所构想的那样它们只要一经出现，其效果和影响就立刻突现出来，而是经过时间的累积而逐步展现和明晰。媒介学的研究突出人们的精神行为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属于历史范畴。

在媒介学看来，某种“主义”或观念要成为一个实体，就必须有组织化的载体，否则无法扩散，更无法实现在时间中的传递。“媒介学”中的“媒介”“并不是指媒体或介质，而是指媒介行为，也就是媒介方法的动态整体和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是一个在历史运作机制中组织意识形态的组织结构，其作用在于将一种话语所形成的氛围链接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件。在德布雷看来，纠缠于理论的真假其实并无意义：就算一个理论是真的，也从来不能只凭它唯一的真理性而来强加于人。需要论战、诋毁对立的或者竞争的理论，要让它配上轮子顺畅滚动，最好把它推上轨道、挂在一个火车头后，我是说挂在一个战斗性的权威组织后面：教会、党派、学院或社团。马克思的著作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是在马克思开始写作的许久以后，略早于他的去世：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著作诞生于马克思的身后。所以，组织是“主义”的肉身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改造社会”，就源于它有社团、有坚定的信徒，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伟大的信仰产品都是集体组织的手段和工具。”

由此，“传递”的意义在于：一是阐明技术成果和象征意义是互相联系的；二是对技术和文化的中间界面(组织层面)的强调，从关注有形的介质体系转向背后运行的宏观的无形网络，寻找思想物质化的痕迹。德布雷注意到在技术的不断更新同组织机构的恒定性、重复再造、仍然固执恪守一贯的行为逻辑之间会产生某种张力。在社会组织内部形成的制度逻辑具有稳定性，那么技术的发展能否克服制度的惰性，倒逼组织机构内部进行自我改造？或者说，新技术的使用是被“收编”进固有组织化的逻辑中，还是会实现某种突破？但肯定的是，一旦有了适宜的文化环境，新技术的引入必然会引起中间界面的重组和变动。通过历史的观察，“如果把没有文字的口语社会、印刷社会以及音视频社会来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思维并不相同，即存在着象征世界的断裂”。这里就需要提及媒介学中的关键概念“媒介域”(又译为“媒体界”)。

媒介域旨在表明技术系统、社会组织和象征系统之间如何建立一种社会契约的关系，以及新的媒介的出现如何引起象征世界的断裂、一种新的对现实的构建又是如何可能的。在特定媒介域中，形成与之相匹配的集体心理，信仰、主义的流行和媒介域之间存在某种同构性。每个媒介域都会产生一个特殊的时空组合，技术性能的好坏，比如从承载的信息量、成本、运输速度等方面来看，决定了其对空间的辐射和管控能力，形成的是特定的“媒介空间”；而由组织机构担保的信仰和主义，则体现了特殊的时间性，是观念主义的沉积，形成了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的集体性格。由媒介域的转换带来的是共同体意识的信仰危机、文化权力的颠覆、新阶层的上位。“每个新媒介都会绕过先前的媒介所培育的媒介者阶层”，此种权力之争的景象在不同历史阶段中轮番上演。一旦传递载体发生变化，或者新媒介的引入打破了原有集体想象的舒适边界，如何使人相信就重新成为一个问题。在对图像史的研究中，德布雷就指出：质地(技术)一变，图像的(政治)效应和(象征)功能就变了。精神史是军事性的，帝国历史是宗教性的，而两者都以技术为基础。每一面的规模特性都取决于另外两面，这种三面体便是媒介学的综合体。

德布雷认为，媒体界既主观又客观，任何主客的二分法对于理解媒体界是致命的。“对社会时间的刻度划分当然以技术的时代划分为基础，但是媒体界并不仅仅是技术界。”正如他对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等绝然二分的否定，思想无法脱离机器而存在，机器也不能被化约为仅是物体的存在，因为机器也渗入了人的情感，成为人的一部分。思想离不开物质化的传递装置而独立存在，媒介学者从集体心态的模具和传递手段入手，自下而上地分析在特定媒介域中的集体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和机器是绞和在一起的漩涡，无法区分出彼此。

媒介学主要是对“传递”的研究，关注的是人类这一生物物种的最终命运。就媒介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技术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而言，技术支持短期记忆，文化是在时间中缓慢沉积的长期记忆，技术趋于不断更新、同质化、进步主义的，而文化是多样性、不断重复、保守主义的，媒介学寻求“建立技术领域和神话领域的关系，即在不断变化的东西和能够持续存在的东西之间建立联系”。和麦克卢汉无差别地对待技术在任一环境中的生长和结果，德布雷观察到技术时间的标准化和文化时间的差异性。“由于历史、社会以及发展环境的不同，一种技术创新并不能生产相同的东西”，比如印刷术、火药在中国和西方产生的不同社会后果。所以，“在文化的后面经常有一种技术，在技术的后面往往有一种文化”，“文化产生差异，技术产生相似性”。法国学者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 Gourhan)早于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15年提出的不受国家、文化、地理等限制的“普遍技术趋势”这一概念。技术趋势内在于物(matter)，是物的法则(law of matter)，体现的是一种关于技术发展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同时，他也指出，技术发展虽然存在趋势，但它们也仅仅是趋势而已，真正的事实最终仍然是复杂的社会构成。这也是在差异性的文化区域内为何会形成多样化的技术事件的原因所在。

然而在图像域时代，时间的深度变得模糊，如果说不同文字背后站立着的是独特的文化和人群，那么图像的“这种先天的世界主义能将它的观赏者立即变成时间坐标微弱的世界公民”，它取消了由不同文字造成的文化差异，由图像的泛滥构成的没有想象的世界导致一种历史的虚无。飞速进步的技术消泯了文化的界线，文化时间如何抵抗技术时间的侵袭，以及不断变动的东西如何实现记忆。德布雷预见到传递的危机：“共享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感受共同的历史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可移动的领域越来越大，而历史意识领域却越来越小；技术联结越来越强，象征性的联结却越来越弱。”空间距离的缩短、信息的触及越来越方便，并不代表着个体的精神联结、共同体意识会越来越强烈。那么，如何保持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历史时间的接续，这是媒介学所担忧的问题。

四、否思人文主义

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为北美媒介环境学提供了理论资源，他同英尼斯一起又被梅洛维兹(Joshua Meyrouwitz)归入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的第一代。与媒介学强调技术观和历史观的平行和互动相较，媒介环境学则是以技术观为主，体现了二者生长的文化语境的不同。就媒介理论而言，它主要聚焦单个媒介(medium)或者一类媒介(media)的特点，包括两个维度的研究：一是从个体-情境的微观层面探讨单个媒介如何影响特定情境或者互动，二是从文化的宏观层面探讨在既定的媒介矩阵中引入单个的新媒介，是如何改变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欧洲媒介化学派(Mediatization)认为：媒介理论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过于强调单一媒介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某一文化和社会发挥几乎固定不变的作用。媒介化学派尽力和媒介理论保持距离，但在学派内部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克诺特·伦德比(Knut Lundry)就指出媒介理论在媒介和社会的互动研究中有更为微妙的讨论，而非简单地将之概括为媒介完全形塑了社会。同时他将加拿大媒介研究理论家的工作视为“早期的尝试”，强调了和媒介化学派的承接性。延森(K.B.Jensen)强调媒介化研究对媒介理论只是做了重要的修订、微小的补充，或者可以说是为具有60年历史的媒介理论做注脚。

事实上，在媒介化学派内部存在不同分歧，比如媒介化研究的时间跨度问题(文化进化的长时段、高度现代性阶段、近几十年的社会-技术变革)，是近几十年以来的社会状态还是跨越数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在学派内部并未达成一致。所以，延森、索尼亚·列文斯通(Snoia Livingstone)等人就认为对媒介化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有必要的，主张媒介化的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比界定性概念(definitive concepts)更能弥合学派内部的诸多分歧，同时紧跟数字化媒介环境中传播实践的变化，挖掘传播理论的增长点。但从目前来看，媒介化学派中最为风生水起的制度化学派主要是和社会学理论接合得更为紧密。而梅洛维兹作为媒介理论的第二代成员，着力于被第一代成员所忽略的媒介特征同日常社会交往的连接，试图在媒介理论和社会学之间架起桥梁。所以，欧洲媒介化学派为避免技术决定论、媒介中心主义的指控，警惕和媒介理论的界限，但这两个学派之间同远远大于异。德布雷的媒介学则自称处于“居间”的位置，既不是符号学、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历史学，而是介于人种学(研究社会多样性的科学)和技术(研究实验室的同一性的科学)之间，思考二者的相容性，媒介学只是一种工具、方法论。正是对媒介理解的差异，注定了德布雷与麦克卢汉最终无法走向合流。

麦克卢汉、德布雷都同样强调了技术并非是一个中立物，技术与人的存在境况紧密相连。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技术？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如此看待“技术”：在物理学的无机物和生物学的有机物之间有第三类存在者，即属于技术物体一类的有机化的无机物。(63)技术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不存在卢梭宣称的“集一切于己身”的“纯粹自然的人”，技术这一外在化的力量导致了人的沉沦和衰落。代具不是人体的一个简单延伸，它构成“人类”的身体，它不是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64)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改变了人在时间中的存在方式，人和技术是相互构成的关系，不存在脱离技术的人的起源。唐·伊德的观点与之形成呼应之势：不同于没有技术的伊甸园，从远古时期到各类文化之中的人类活动，总是嵌入在技术中。(65)麦克卢汉注意到技术对人的感知系统、社会空间的重塑，德布雷则反复强调技术和文化的不可分离，技术系统作为媒介域的组成部分是组织形式、符号活动的硬件基础，文化一开始就和技术捆绑在一起。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文主义所宣称理性的、自足的、完整的个体，以及纯粹的精神能够脱离机器的法则而高贵、孤独地存在。

德布雷承认技术的万有“趋势”和不可逆性，然而技术趋势并非就能消灭文化、生命的多样性，原因在于“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任一文化、任一社会组织都会在新技术中进行选择以便组织适合自身生长的微环境。在图像域时代，德布雷担忧：如果没有书写工具，我认为就不能进行分析，如黑格尔、马克思等所做，我想我们不能去分析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系统。因为我们只有当下的现象记录，却不能说明和剖析这些记录，看不到辩证性的超越，影像没有辩证性，否定性退却，缺乏超验性。麦克卢汉则预知到电子技术时代，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意味着一种终极危机。他反对用后视镜的方法来看待由新技术而来的变化，而是积极进行超离印刷人的试验，其中一项尝试就是采取“反书”(anti-book)的写法撰写《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就此认为：他用一种口头哑剧的方式(这种方式往往沦为耍把戏，但也体现了巨大力量和智慧的飞跃)，对我们说，不要相信书籍(由可移动的方式再生产出来的线性前进的语音单位)。他正迅速从语词撤离。正因为德布雷、麦克卢汉对技术产生的变革力量的敏锐觉察，才会试图认清技术的本质以对之实施反控制，在技术和人的命运的问题上，二人存在交集。但是在媒介思想和时空观念上，二人明显趋于不同的路径和偏向，麦克卢汉倾向于从时空感知的断面结构出发，德布雷则从时空延续的历史结构出发，他自始至终都在思考传递和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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