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疆少数民族电影中国家形象的符号化探析——以电影《远去的牧歌》为例

中国电影逐渐与世界影坛接轨，电影中国家形象塑造进入国际化时期。同期，我国的新疆少数民族电影在多元化创作思潮的影响下，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由“硬性”转为“软性”的传播方式。本文选取了新疆少数民族电影《远去的牧歌》为例，探析其中国家形象符号化的变迁。

一、国家形象及其影视化

从建国初至今，国家形象在我国文化软实力中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心理学家肯尼斯·博尔丁于1959年提出。他认为，国家形象是关于对象国家的“存在于受众意识层面的、具有共享性的事件和体验的总和。国内学者管文虎将其进一步进行概括，他提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

纵向来看，我国电影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上表现出“硬性”到“软性”塑造的趋势，从建国初期的政治宏观题材电影，变为了目前低视角微观题材电影。并且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上升，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经历了“巩固国家政权——提升全民精神文化——塑造国际形象”的三个阶段，总体表现为从对内传播到对外传播。

新疆少数民族电影，搭乘了电影艺术“思想解放“的便车，国家形象在新疆少数民族电影中的符号化表现更贴近人民。国家形象多元化体现的背后，正是以新疆少数文化觉醒后所塑造的国家形象的一种反哺。

二、新世纪新疆少数民族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呈现

其一，顺应时代变迁趋势。电影《远去的牧歌》以哈萨克族传统的春、夏、秋、冬一循环式游牧转场生活，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发展给哈萨克族人民带来的崭新生活。电影在突出哈萨克族人民从游牧生活转为定居生活的故事，响应了国家脱贫奔小康的时代主题的同时，也在某种民族朴素的意识中传达出“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理念。

其二，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远去的牧歌》全片跨越了三十年，展现了哈萨克族民族文化元素，描绘了哈萨克族三代人的生活与思想观念变迁。生活转变的背后，是国家力量的变迁与国家形象的塑造。整部影片中国家形象的塑造是通过哈萨克族文化反哺而建构的。哈萨克族的游牧文明与汉族的农耕文明是同一文明下的两个分支。民族文化的自觉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现代化进程中对以往塑造的国家形象的某种反思，现代与传统在前进的车轮中如何达到一种平衡。

其三，转向纪实美学风格。电影采用散文化的结构与纪录电影式的拍摄手法，以生活流的方式为观众还原了哈萨克族传统的游牧生活。

三、新时期后新疆少数民族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变化

（一）逐渐隐藏的“政治”符号 

新疆题材电影着眼民族团结，国家政权统一，不可避免的成为“国家形象”服务的工具，往往是脸谱化的。但随着国家力量复苏，在突出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当下，政治的表达由“硬性”转变为“软性”的表达方式。

首先，国家形象的“渐隐性”。在整部电影中，制造悬念冲突和高潮的一直都是迁徙途中的艰辛，是人类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冲突，这种艰辛使得胡玛尔和阿迪夏两家之间也结下多重恩怨。代表国家形象的站长明显是少数民族的身份，但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但在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就被胡玛尔大叔用马鞭赶了出去。国家形象“隐藏”甚至是“狼狈”的在这里是一种巧妙的迎合和融入，这种“狼狈”的困境喻意是双重的，既是民族觉醒，也是“国家”的觉醒。国家形象化有形为无形，成为潜在的全片矛盾冲突解决的关键点。国家形象的表达趋于委婉，不动声色的对“国家政策”进行了赞美。

其次，国家形象的视听化。《远去的牧歌》分为四个段落，东春夏秋，每次季节的交替，都会用大量的航拍镜头对祖国的大山大河进行展示，它们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生活，更是“国家形象”的背景展示，在视觉感官上，大片的花海、结对的羊群、宽阔的道路以及充裕的草场与艰辛的迁徙转场画面形成强烈反差，它们是视觉化的国家形象。片中三次出现了广播，这种宣传形式为牧区人民带来新的信息和体验，向他们宣传政策和立场。牧区人民也通过广播了解外面的世界，同时也接受国家形象认同的召唤，广播室听觉化的国家形象。

（二）逐渐增强的“个人”符号 

迈入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不断崛起的同时，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也由以前高大上的历史人物或杰出英雄的视角转向生活中平凡人物的视角，这种世俗化与平民化的转变，更能与大众之间引发共鸣。在《远去的牧歌》中，“个人”符号出现了三次。分别是基层工作人员、羊皮别克、胡玛尔。

政府工作人员均是哈萨克族人民的形象。他们需要收缴胡玛尔家中的猎枪，但是却被胡玛尔用马鞭驱赶出家。他们不再是以往“晓之以理”“帮助者”和“拯救者”的主导地位，而是在工作上“碰钉子”，吃了闭门羹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的形象不再“强势”，而是一种更接近“人”的境遇。

羊皮别克在影片中扮演着觉醒者的角色。在冬季转场暴风雪中命悬一线的遭遇，让他彻底看透了游牧生活的脆弱性，在大自然的面前，传统的游牧不堪一击。于是，在受到脱贫致富政策的影响之下，羊皮别克成为了致富的领路者。在跨越近三十年的生活之中，羊皮别克通过自己的致富道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周边的人民。在影片前半段，只有羊皮别克骑着摩托车，而在影片后半段中，大量摩托车与哈萨克族人民舞蹈的画面暗示人民生活的趋好。但在影片中，羊皮别克走的是粗放式的道路，虽然他是最早的致富一代，但是他缺乏正确的指引，对草原生态造成了破坏。这一激化了现代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对立面。成为以胡玛尔为代表的传统派极力抵制搬迁的又一重要原因。

胡玛尔是全片的核心人物，冬季转场途中，牧民对他的称赞奠定了他作为“精神领袖”的地位。猎枪、骏马和猎鹰成为胡玛尔外化的精神寄托。在现代化进程中，胡玛尔也感受到不可逆时代的召唤，他斥责羊皮别克，甚至用自己的马匹去追赶羊皮别克的汽车，虽然最后阻止了羊皮别克的汽车，但他心理明白，这种现代化生活不可逆，因为它能够使未来的生活更安定。影片结束时，胡玛尔一家搬迁去定居点，他决定放走自己的猎鹰，但是猎鹰在帐篷上方久久盘旋。这正是胡玛尔对游牧生活以及草原依恋的表现，离开草原就会变成一个没用的人，他“精神领袖”的地位荡然无存，胡玛尔内心深处的挣扎也通过绝食的情节来进行展示。最终猎鹰飞向了属于它的天空，胡玛尔也最终如猎鹰一般解开了自己的心结，一个不怕转场的民族，又怎么会“惧怕”崭新的安定生活，胡玛尔如同猎鹰一样，放下了过去，重新开始。

四、结语

新疆题材电影，如何增强表达和传播的能力，从而构建国家国际形象与传播主流价值，成为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作为多民族国家，国家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的觉醒和反哺。在文化交织的中国，只有打破“强势”得国家形象的塑造模式，才能将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展现在世界面前。而《远去的牧歌》则为当下的探索模式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创作模式。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