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TAUT模型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保护路径探究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违规收集、泄露、滥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侵权问题频发，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制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UTAUT模型（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结合456份有效问卷的调研数据，通过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促成因素四大维度，剖析企业侵权背后的法律问题，从民商法角度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为推动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UTAUT模型；消费者个人信息权；民商法

一、模型构建

参照UTAUT模型理论，结合数字消费场景特征，构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促成因素”框架在网络上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56份，有效回收率91.2%，样本覆盖电商购物、社交娱乐、线上服务等主流消费场景，分布具有代表性[1]。

经信效度检验，问卷整体Cronbach’sα=0.932（〉0.85），KMO=0.968，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数据稳定性与有效性良好。数据显示，四大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社会影响相关系数0.876（均值3.58）、绩效期望0.852（均值3.62）、促成因素0.843（均值3.39）、努力期望0.837（均值3.45），其中努力期望与促成因素均值偏低[2]。

二、数据支撑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困境剖析

（一）绩效期望

均值3.62的表现反映出制度对企业侵权行为的震慑力未达预期。超一半受访者表示“企业模糊授权、强制捆绑收集信息的现象普遍”。核心问题在于“必要信息收集”界定模糊、企业违法成本过低，难以形成刚性约束，导致企业侵权行为屡禁不止。

（二）努力期望

作为均值最低的维度（3.45），维权便捷性不足让消费者难以对抗企业侵权。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反映“举证企业违规收集、泄露信息难度极大”，企业掌握信息处理过程，消费者缺乏关键证据；同时，传统“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加剧维权困境，使得多数消费者放弃追责，间接纵容了企业违法行为。

（三）社会影响

尽管相关系数较高，但其均值表明行业与社会监督尚未形成有效合力。将近一半的受访者曾遭遇平台“一揽子授权”“默认同意”等强制收集行为，部分企业将用户信息视为“盈利资源”，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发现企业侵权后不知如何举报”，社会监督渠道不畅通，企业侵权行为缺乏多元约束。

（四）促成因素

均值3.39凸显外部支撑对企业侵权的规制短板。大约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认为“部分中小企业缺乏基本的数据安全防护技术，却仍随意收集大量个人信息”；近半数反映“不同地区对企业信息保护的执法标准不统一”，部分企业利用监管漏洞规避责任。

三、实证研究下消费者个人信息权保护路径

（一）健全立法体系，强化对企业的刚性约束

厘清相关法律的适用边界，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必要信息收集”的具体范围，严禁企业以“业务需要”为由超范围收集；细化企业信息处理规则，严禁捆绑授权、模糊授权；同时，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对恶意泄露、售卖信息的企业依法从重处罚，强化制度对企业的震慑力。

（二）优化司法救济，赋予消费者维权优势

推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纠纷中，消费者仅需提供侵权事实证据，由企业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信息处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无法举证则推定存在侵权[3]。整合12315投诉渠道与司法资源，构建“一站式”线上维权平台，缩短审理周期，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让消费者有能力、有渠道对抗企业侵权。

（三）凝聚共治合力，多方约束企业行为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将信息保护纳入内控管理体系，设立专门信息保护岗位，对违规收集、泄露信息的行为追究内部责任；同时，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建立企业侵权举报奖励机制；通过短视频、漫画等通俗形式开展普法宣传，提升消费者维权与监督意识。

（四）补齐支撑短板，提升对企业的规制效能

技术层面，要求企业收集个人信息必须配套相应的安全防护技术，从技术上降低企业信息泄露风险；政策层面，统一全国企业信息保护执法标准，开展消费平台信息保护专项检查，形成常态化监管态势；服务层面，建立企业信息保护合规备案制度，确保企业信息处理行为全程可监管。

四、结语

数据表明，UTAUT模型中社会影响的约束作用最突出，努力期望与促成因素的短板是企业侵权问题频发的关键。通过健全立法约束企业行为、优化司法保障消费者维权、凝聚共治强化多元监督、补齐支撑提升规制效能，可为消费者营造更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文章来源：《城市经济导报》https://www.zzqklm.com/w/sci/269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