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构建二重性下的批判学派

传播学本身是舶来品，在一个文化根基迥异的国度引进和发展传播学势必会遭遇其在本土未曾遭遇的问题。要使传播学在我国稳健发展，需要对学科的整体构建予以重新审视。

一、传播学的初创和引进

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几乎是同时萌芽发展，两个学派的交锋从传播学先驱之一拉扎斯菲尔德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阿多诺那场并不成功的合作可见一斑。“为回应霍克海默的《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1937）一文，拉扎斯菲尔德写下了《评行政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显然，中国的传播学者更熟悉后者。

当然，拉扎斯菲尔德本人十分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也帮助过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建立与哥伦比亚大学存在依附关系的社会研究所。他希望此举能够引起美国学者的注意，以“建立一座通向批判学派的学术思想的多元桥梁”。但是，他最终失败了。

美国是实用主义的故乡，在二战期间政府对相应的大众传媒研究的大量资助下，经验学派硕果累累。施拉姆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第一批以“传播”命名的教学研究单位，编写相应的教材，授予传播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传播学教授头衔，成为了“传播学之父”。但他“压根儿就没有把批判学派看作是传播学的一部分。尽管在某些方面，施拉姆对拉扎斯菲尔德言听计从，以晚辈自居，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却忽略了拉扎斯菲尔德的观点”，经验学派也因此成为国际传播学界的主导研究模式。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批判学派才“渐受学界青睐，明显占据了传播学的主导地位”。事实上，施拉姆所推崇的四大先驱一早便受到了贝雷尔森的攻击。罗杰斯认为，“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并非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创始人，其中有几人就构成传播学来说，具有与这4个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响”。

施拉姆以5W为核心构建的传播学本身没有把批判学派划入传播学的版图，而中国传播学学科的建立与施拉姆访华密切相关，“他个人的学术旨趣确实影响了中国学者早年对传播学的想象”。施拉姆有意凸显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以便于中国新闻学者接受传播学。从结果上看，早期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确实主要在新闻学界展开。这不仅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界限的模糊，也使传播学片面重视大众传播，忽视其他研究领域。

二、学科建制的二重性

胡翼青在《传播学科建制发展的两难境地》中，对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学科建制的各自的优势和缺陷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认为，一个学科的建制是一个二重性的构造，包括了社会层面和认识论层面的构造。就社会层面而言，它通过权力和权威来塑造一种专业意识形态，划分学科边界，维护本知识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就认识论层面而言，学科则是通过学术创新，发现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从而获得话语权。这两个方面，前者属于外在的制度，具有保守的气质；后者属于内在的知识，倾向于革新。两者最明显的冲突体现在学科边界是否应当关闭的问题上。重视学科的社会层面的构建，封闭学科边界，会使学术向纵深方向发展，同时隔断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最终导致理论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

美国的传播学发展显然更重视对科学社会层面的构建，它放弃了芝加哥学派以及来自欧洲的其他学术资源，忽视打通学科边界的重要性。在二战的实用主义环境下，耶鲁学派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指引下，进一步向缩小学科边界的方向迈进，将传播学的主导范式推向了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范式。施拉姆从学科的设置上，完全排斥批判学派，将这一过程推向了极致。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过程对传播学初期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维护当下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和实用主义使传播学获得了大量的资助，并很快获准在大学建立传播学专业，在短时间内使大量人才涌进这一领域。然而，这种实用主义和工具性取向使学术领域的思想创新渐渐枯萎，学科的壁垒使理论丧失繁殖力。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几乎全面停滞。 

批判学派的介入，使传播学焕发新的生命力。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的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批判学派的历史意义，并试图挑战施拉姆传播学的垄断地位。第一次冲击美国主流传播学的是《传播哲学论稿》一书。它出自法兰克福学派一代成员洛文塔尔之手。洛文塔尔和其他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同流亡美国，之后便留在了美国。与此同时，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术领袖哈贝马斯则从主体间性入手，以交往行动理论扫除批判学派只破不立的负面印象。在英国，雷蒙·威廉姆斯提出了文化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观点。这将传播学与日常经验联系了起来，使文化研究成为席卷世界的重要理论思潮。文化研究主张用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式突破学科的界限，它将文化与媒介融为一体，对传播学做了彻底的解构，使传播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成熟的学科。

三、两大学派还是三大学派的分歧

应该看到，中国传播学者对于学派的划分本身尚有分歧。从美国经验学派独霸传播学，到欧洲批判学派崛起并与经验学派分庭抗礼，两大学派的划分慢慢成为共识。然而，近年来，我国学者又提出了三分法的划分方法。胡翼青提出把传播学研究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陈卫星提出把传播学划分为控制论学派、经验功能学派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三大基础学派；陈力丹也说：“若从宏观角度讲，三大学派的说法大体得到学界的认可。”

二分法和三分法争议的焦点在于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或者说技术控制论学派是否可以被独立地划分为一个基础学派。

陈力丹认为：“过去把技术主义控制论方向的传播研究大多归到经验主义学派，也有的被归到批判学派。其实，它与这两个学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术急邃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

媒介环境学派有自身的特点，它既不执着于于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传播的效果，也非单纯的批判，而是以人、技术和文化的关系为研究重点，致力于研究媒介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媒介对人和社会心理的影响。

若单论划分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媒介环境学派自成一派显然更为恰当。但是媒介环境学派在学者阵容、理论成果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是否可以和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比肩则尚有不同的见解，这是部分学者反对三分法的主要原因。梅琼林认为：“至今为止，技术控制论是否有这样的影响力和理论厚度，进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出现，这是值得沉思的。笔者更愿意把这种媒介技术控制论当作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相互融合的产物”。而王勇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目前麦克卢汉学派，不管是学者阵容，还是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还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学术影响、社会影响方面，相比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它无疑还只是一个弱势学派，甚至在很多方面，它还比不上批判学派中的几个流派”“因此，至多可以说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学派，还远谈不上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三足鼎立”。 

四、结语

不论是与经验学派分庭抗礼，还是和经验、媒介环境学派三分天下，批判学派在整个传播学学科建制中都不可或缺，且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不论是传播学理论构建，还是大众传媒业实践发展，批判学派的视角都能提供不少助益。

当前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程度已居世界前列，新媒体的繁荣景象有目共睹。而同时，愈加发达的传媒技术和传播理论正在剥蚀着人们仅存的自由。这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启蒙致力于祛除神话，却总是无法避免地将自身化身为神话，文化进步正在走向其对立面。所以，诸如“点击率究竟代表着正义还是邪恶的源泉”“商业广告是给了我们自由还是宰制了我们的思想”“我们是走向了多元化还是成了单向度的人”之类的问题正显得愈发重要。而这些，无不需要我们从批判学派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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