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协同视域下滨江区商事调解机制创新与法治化营商环境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摘要:全球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使商事纠纷呈现技术性强、跨境多法域与新型权益争端频发等特点,传统诉讼难以满足高效解纷需求。杭州滨江区作为国家高新区与数字经济高地,其商事调解实践具有代表性。本研究基于多元协同等理论,探索“调解+合规”及跨境数字化调解等新机制,为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及形成“滨江模式”提供参照。

　　关键词:商事调解；多元协同；法治化营商环境；滨江模式

　　一、引言

　　全球数字经济与跨境贸易的深度发展,使商事纠纷呈现出技术性增强、跨境多法域交织与新型权益争议频发等特征。作为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载体与国家级高新区,杭州市滨江区集聚大量电子商务、云计算、物联网等高技术企业,同时也面临数据知识产权、平台责任、跨境合约及智能算法纠纷等新型法律问题。此类纠纷专业复杂、涉外因素多、时效要求高,传统司法程序因流程刚性、周期长、成本较高,难以全面契合企业对快速解纷、商业秘密保护与合作关系维护的需求。因此,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数字技术赋能的新型商事调解机制,已成为滨江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治理效能和巩固数字经济优势的必然选择。

　　二、理论基础与制度价值

　　本研究以多元协同治理、交易成本与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核心框架。多元协同治理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等多方协作:政府提供制度与监管,企业及协会参与规则制定,专业机构承担调解、方案设计和风险预警等职能。交易成本理论表明,调解凭其灵活、保密等优势,可显著降低争端解决中的谈判、履约及关系维护成本,提升市场效率。制度经济学强调国家法律与商业惯例、行业标准等非正式规则的融合,商事调解是实现“制度嵌入”的重要途径。

　　国际实践同样体现商事调解价值:《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跨境调解协议执行提供依据,欧盟《跨境调解指令》推动成员国制度协调,为滨江区对接国际规则提供参考。

　　三、滨江区的实践进展与现实困境

　　滨江区已构建多层次商事调解体系:政府设立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纠纷解决；司法层面借助解纷码与ODR平台,实现在线诉前分流与调解；市场层面推动行业协会和商会建立调解组织,发挥专业与行业优势。政策上,区内出台多项政策,鼓励以调解等非诉方式解决争议。

　　然而,我国现有机制仍面临挑战:一是调解资源“碎片化”,缺乏整合与协同,导致服务供需错配；二是高素质复合型调解人才短缺,尤其缺乏精通法律、产业、国际规则与谈判技巧的专家；三是与国际规则衔接不足,跨境调解协议执行力存疑,企业仍倾向国际仲裁；最后是企业对调解认知有限、信任不足,诉讼观念占主导,需加强培育与引导。

　　四、机制创新与优化路径

　　滨江区应立足多元协同,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为导向,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全链条调解体系。政府主导制度供给、政策与资源整合；行业协会与企业负责规则制定、合规及自律；专业机构提供中立、专业服务。

　　机制创新重点包括:定制化服务、智能调解平台、跨境调解与国际合作及“调解+合规”双轮驱动——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现纠纷预防、调处与追踪闭环,探索跨境调解中心,强化合规帮助企业防控风险。

　　优化路径需从供需两侧发力:需求侧加强政策与案例宣传,建立信用与调解联动机制,提升认知信任；供给侧注重人才培养、规则与程序标准化,提升专业透明程度。同时应推动构建“调解生态圈”,形成政企社多元共治网络,扩大服务覆盖。跨境与数字化服务是关键,需完善多语种多法域服务,应用电子存证、智能分类与远程调解等技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综上,滨江区可构建以企业需求为核心、专业标准为支撑、多元协同与数字赋能为保障的“滨江调解模式”,降低解纷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为其他地区与国际实践提供借鉴。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与生态构建,滨江区可打造符合国情、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标准商事调解体系,形成有特色、重实效的“滨江模式”,不仅降低企业解纷成本、增强商业预期,也为全国高新区与数字经济区提供治理参考。未来,还可结合ESG趋势,将环境、社会与治理因素纳入调解,拓展“绿色调解”新方向。

文章来源：《经济导报》https://www.zzqklm.com/w/qt/35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