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中的图像表达特征与启示

摘　要：民国时期的河南工人运动是中国工运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艺术学视角切入，文章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图像学、历史学与传播学，立足于图像表达的材质、手法与主题，系统考察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中图像表达特征。通过分析木刻版画、漫画、传单等图像材料，探讨图像如何成为工人运动中的斗争工具，并凝练出民国时期河南工运图像表达的历史启示与当代价值，促进新时代图像表达的优化与高效。

关键词：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图像表达

近代以来，河南凭借铁路枢纽的区域优势与煤矿、纺织等产业的兴起，工人阶级群体逐渐形成。在多重压迫下，工人大众试图通过罢工、集会等革命斗争来反抗压迫。1921年陇海铁路大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焦作反帝大罢工等河南地域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成为中国工运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斗争过程中，工人大众通过漫画、标语、版画、传单等图像形式展开斗争实践，这些图像成为民国时期工人运动研究以及艺术学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鉴于此，我们聚焦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中图像表达特征及其历史启示展开研究，以期深化地域艺术史研究以及河南工人运动研究，促进新时代图像表达的优化与高效。

一、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中的图像表达特征

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中的图像表达以其直观、易懂的特性，超越了文字局限，成为唤醒阶级意识、传播斗争思想、动员社会力量的有力工具。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中的图像传达，体现出在地资源的策略性应用的材质特征、多元风格融会贯通的表达手法特征、以家国为主题的叙事逻辑特征，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图像表达特征。

（一）图像表达的材质：在地资源的策略性应用

河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民风淳朴，民众依托民俗文化逐渐形成“低成本、易获取、便传播”的在地化图像表达特征。面对民国时期独特的社会氛围，在工人运动实践中，这种在地化图像表达方式成为最合适的斗争工具。“早期的革命美术主要以线描油印或石印的绘画方式，出现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出版物的封面、插图以及传单、标语和画报上。”[1]工运图像表达的材质延续了民间美术中的简单便捷的物质材料特性，运用中原地区常见的麦秸、稻草等植物材质用来制作麻纸、草纸。1940年代左右，“当时的造纸原料主要是麦秸，因纸浆未经过漂白，纸是黄色，叫‘黄油光纸’，可以用来写字、油印，部分代替了外来机制纸”[2]。这类纸张虽质地粗糙、纤维较粗，但具有成本低廉、易获取、可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同时，图像表达工具之笔、颜料等专用材料，也可用生活中常见之物代替。“当地人民发动智慧，就地取材，将盛产的梨树砍成梨木板，用刻刀自画自刻，创作出了大量经典的木刻版画。”[3]这种以刻刀和木版为代表的图像传播方式，既有传统木刻版画的技术支撑，又契合工运斗争实践中快速传播的要求。

随着斗争形式的不断探索，以规模印刷为特点的报刊出版大力发展。促进木刻版画图像逐渐成为后期革命斗争中思想传播的重要形式。早在1921年期间，“《劳动周刊》、《工人周刊》、《劳动音》等进步刊物，已在河南各铁路沿线主要城镇的工人中间，较为广泛地传播。”[4]创作于1923年，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刊物封面，就是以版画印刷的形式表达京汉工人罢工斗争情节的图像表达。全国铁路总工会1925年2月出版的《二七二周纪念册》的封面也是以木刻图像表达形式来纪念工人运动斗争。这种在地化图像表达方式，也随着时间及具体环境发生变化。抗战时期“鲁艺美术系成了‘木刻系’，再加上边区物质匮乏，作画必须的颜料、纸张、画布、画笔更是难以弄到，且又昂贵，而宜于木刻的梨木和枣木可就地取材，木刻刀可利用废阳伞骨或粗铁丝锻造而成，土产的‘马兰纸’可用来印木刻，油墨也可用土法自制，并且用木刻代替锌板，直接拓印到书报刊物上去”[5]。这些本土化应用策略，不仅解决了图像生产的物质困境，还与河南传统民间版画艺术融合，逐渐形成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图像表达的在地性资源策略应用特征。

（二）图像表达的手法：多元风格的融汇贯通

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中的图像表达手法根据斗争需要不断演变，形成写实性与象征性交织的多元风格的融会贯通。早期河南工人运动在表达中多以文字形式直抒胸臆、表达民众诉求。但因当时大众识字率较低，此种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存在一定缺陷。1926年4月，毛泽东指出当时宣传工作的问题之一“中国人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来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6]在这样的思路下，河南工运斗争中的图像开始进行图文结合的表达方式。《工人画报》作为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宣传报刊，1926年发表了《打倒军阀孙传芳特号》漫画作品，以“打倒封闭工会的孙传芳”等简单文字结合漫画图像直抒胸臆。这种图文结合的写实性表达贯穿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图像表达的整个阶段。直到1930年前后，逐渐演变为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大众化”的写实创作方向。此后写实图像叙事方式成为河南工人运动斗争中的重要表达途径。

民国时期面对各方的“文化围剿”，写实性表达的风险较大，图像的象征性表达比写实性表达更契合民国时期工运斗争的社会环境。象征性表达巧妙地将工运主题通过通俗易懂的象征性图像呈现，如巧妙运用齿轮、拳头等图像，将铁轨与锁链的视觉组合升华为工人阶级力量的象征符号，以象征性视觉语言传递斗争理念。1926年《工人画报》第5期刊载了《锁链》，描绘挣脱重重锁链的工人形象，将沉重的锁链表达为工人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同时暗含了工人阶级应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民国时期河南工运图像表达通过将斗争诉求转化为可感知的象征性视觉形象，构建了兼具革命性、地域特色与传播效力的视觉表达策略，成为运动斗争中思想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图像表达的主题：以家国为主题的叙事逻辑

民国时期河南工人运动图像表达的主题深度契合中国社会变革与民族命运交织的历史语境。这些图像表达主题，围绕反军阀、反帝、民族抗争、家园建设等展开家国叙事脉络，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示出积极的进步思想表达。

1921年至1931年的河南，深受地方军阀控制，军阀横征暴敛加重赋税，民生凋敝，反军阀成为河南工人运动主题之一。同时，地方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如控制焦作煤矿的英国福公司和掌控铁路权益的日本资本，工人遭受多重压迫与剥削。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河南工人运动由此掀开序幕。之后，河南工人运动受到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及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运动浪潮的推动，形成了以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为代表的工运高潮。此时图像表达主题具有明显的反军阀反帝斗争的特征。“如1925年玄生的《帝国主义与军阀原形写真》漫画，描绘了一个帝国主义者的形象……军阀是由美帝国主义所控制的，美帝的一只脚踏在军阀的背上，指挥军阀去屠杀工人。”[7]还有1929年10月的佚名漫画《砰然一声全国工人从梦中惊醒》、《“二七”是表现革命势力中，工人占了重要的地位》。这些工运图像都表达了工人阶级不惧军阀势力压迫的必胜决心,是早期工人运动思想启蒙与传播的重要载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开封，河南沦陷区工人遭受日伪统治者的经济压榨、强制劳动和政治压迫。河南工运图像表达主题由反军阀转向反帝反殖民，工人运动由此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工运斗争与敌后抗战、根据地建设等融合贯通，把抗日救亡作为重要诉求目标，通过图像表达促进并实现从工人群体斗争到全民抗战动员的转换。此时的图像表达多以积极抗战为主题，河南版画家刘岘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于1938年创作版画作品《巩固团结抗战到底》,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斗争到底的精神。

1938年至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图像也出现了以“破坏”为主题的表达。如1944年中美空军在洛阳矿区空投传单《趁早离开矿区》，该传单以漫画形式劝诫受难工人撤离，以达到用破坏生产的手段进行抗战的目的。而到了1948年之后，“河南工人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纷纷成立护厂队、护路队，开展护厂、护路斗争。”[8]工运美术图像从“破坏”转向“建设”，从抗战时期的“毁路”转向解放战争时期的“护路”。在新乡解放前夕，面对“敌人拆机车、扒枕木、砸毁铜铁机件的破坏行为，铁路工人提出了‘抢到一点是一点，偷到一件是一件’的‘护路、护机’的行动口号”[9]。河南工人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这些工运斗争为建设新中国做了充分的动员准备，彰显了工人运动的燎原之势。

二、民国时期河南工运图像表达的启示

河南工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运动斗争中的图像表达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经验价值。概括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组织领导，融合广大群众的抗争意识与爱国情怀，在斗争实践中适时完成策略转换，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河南工运图像表达之所以成功的精髓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通过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开始传播，并迅速成为救亡图存的理论基础。1921年，《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在北京、上海发行后，随着陇海铁路工人运动的兴起，通过工会组织、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传入河南。共产党员“李大钊来郑州指导工人运动，向铁路工人夜校学员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10]1925年9月1日，萧楚女创办的《中州评论》在开封发行，不仅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吸引了大量学生、教师、知识分子等群体。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不仅能够凝聚多元阶层，还为革命斗争实践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核。

（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工运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派遣干部到河南开展工人运动，帮助建立了河南全省总工会。中共洛阳组作为河南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标志着河南各地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的开始。“当暴动发动之时，还组织专门的鼓动宣传队，以传单、标语、宣言、捷报等形式，在街道，工厂、学校、农村中散发，指明暴动的意义和前途，鼓舞斗志。”[11]在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河南工人阶级与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核心领导贯穿于工运图像从创作、传播到发挥斗争作用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核心能够整合碎片化的社会力量，实现高效动员。

（三）群众的献身精神和爱国情怀

随着革命斗争的兴起，全国民众实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热潮，各界人士组织示威游行，共同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其思想的核心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与国家兴亡、民族振兴紧密结合在一起。林祥谦曾说：“咱要有思想准备。死了一个工人，会有千百万工人站起来，革命最终一定会胜利。”[12]这种民众的牺牲精神以及广大工人的奋力抗争都是其献身精神和爱国情怀的呈现，他们把个人生存与家国大义结合，展现了全阶层人民的团结力量。此外，工人和学生们创作了大量歌谣、话剧、漫画，例如《五卅运动歌》、《劳工神圣》等，在工厂、学校和街头传唱演出，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爱国热情。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群众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投身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四）斗争实践中的策略转换

面对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斗争环境，民国时期河南工运图像表达在材质、手法与主题上均表现出高度的应变能力。在材质上，因地制宜，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在地资源；在手法上，根据斗争形势与受众特点，在写实与象征之间灵活切换；在主题上，则敏锐地跟随革命任务的变化，从反帝反军阀到抗日救亡，再到护厂建设，实现了宣传重点的适时转换。这种源于实践智慧的策略灵活性，体现了灵活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是工运图像能够持续有效发挥斗争功能的关键所在。

立足于图像表达的视角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要以史为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传承和弘扬民国时期河南工运图像表达中的家国精神，以创新性思维开展新时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局面新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文章来源：《新美域》https://www.zzqklm.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