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崛起“规模借用”的路径探索

摘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5年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历史形成的双城经济圈中部地区的“中部塌陷”现象仍然存在。基于2025年最新数据与政策进展，本文借鉴“规模借用”理论，通过构建多层次规模借用体系，试图探索一条更具创新性的成渝中部地区网络跃升路径，即构建“反向借用”新机制，推动中部价值链重塑；创建“生态资本化”示范区，开辟中部发展新赛道；打造“区域智慧体”，构建成渝中部地区治理新优势；探索“制度创新实验室”，推动中部地区抢占改革先机。

　　关键词：借用规模；中部崛起；路径探索

　　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地区“塌陷”困境与发展机遇

　　自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区域经济迅速发展，民生日益改善，区域创新日新月异，对外开放突飞猛进，区域呈现出“核心引领、周边跟随、远端滞后”的梯度发展格局。然而，在成渝双核之间的中部地区（包括四川区域的资阳、内江、遂宁等以及重庆区域的潼南、铜梁等）却长期面临经济密度低、产业支撑弱、人口外流多、公共服务滞后的“塌陷”困境，成为制约双城经济圈全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短板。

　　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达90536.09亿元，占全国比重6.5%，双核合计占比约56.7%。同年，成渝中部地区经济总量为14485.5亿元，约占双城经济圈的16.0%，自贡、遂宁、内江携手迈入“两千亿俱乐部”，合川、潼南增速超过6%。纵向看，川中四市2025年GDP合计7206.26亿元，加权增速约6.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资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3.3%，遂宁以7.1%的增速领跑川中四市。中部并非没有增长，但“增长中的塌陷”仍然显著：经济总量占比仍显著低于双核，人口外流、创新要素匮乏与生态容量约束三重限制未发生质变，产业碎片化与同质竞争在部分领域甚至因“承接外溢”竞赛而加剧。

　　为促进中部崛起，川渝两地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2025年8月，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明确“共同扩大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全国影响力”，推进“四链”跨区域融合，并将“共同建设川渝统一大市场”列为优先事项。成渝中线科创走廊串联14个市（区），人口占川渝42%以上、GDP占川渝50%以上。在新政策下，“两核一廊多城”格局，意在推进中部形成独立于行政层级、以网络连通性为组织逻辑的制度平台。与此同时，成渝中线高铁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中部城市融入双核“1小时圈”的物理条件正在从规划变为现实。由此，成渝中部崛起的战略，变成了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当网络连通性不再是瓶颈时，中部地区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嵌入这一区域价值网络？”

　　二、“规模借用”理论内涵与成渝中部崛起的实践逻辑

　　（一）“规模借用”理论内涵概述

　　“规模借用”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Alonso提出，其认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城市群体是一个整体，内部城市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存在相互借用，从而实现自身发展的现象，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规模借用”效应。后来的学者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在大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通常通过对邻近大城市获取资源，从而带来高出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的现象。这些学者认为，中小城市的发展优势的获取，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够通过与大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网络连通性来形成推动自身发展的能力。以Meijers等为代表的学者，把城市之间由于网络连通性对城市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称为“规模借用”，即中小城市可以通过参与城市网络来借用大城市的规模效应，而大城市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国家或世界城市网络来借用国际城市的优势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区域城市网络利用中小城市的消费市场。后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区域内中小城市发展的影响究竟产生“集聚阴影”还是“规模借用”作用，与城市群发展阶段与结构有关。我国学者姚常成从城市空间结构的角度，对城市群中存在的“规模借用”与“集聚阴影”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城市群内“规模借用”效应与“集聚阴影”现象的发生，主要取决于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在单中心城市群中，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通常受到大城市的虹吸影响更显著，从而出现“集聚阴影现象”；而对于多中心城市群来说，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则更倾向于出现“规模借用效应”，尤其是群内中小城市更能借用多个中心城市的资源集聚、创新研发、对外开放和产业分工协作的规模效应，从而推动自身发展。

　　总之，“规模借用”理论指出，中小城市可以通过参与城市网络来借用邻近大城市的规模效应，但能否真正实现这一效应，取决于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与中小城市自身的网络策略。单中心结构下，中小城市更易陷入中心城市的“集聚阴影”；多中心结构下，借用规模效应更可能发生，且中小城市可以同时借用多个中心城市的资源。双城经济圈城市体系具有显著的多中心特征，除了成都、重庆双核之外，还有宜宾—泸州、绵阳、南充—达州等省域副中心构成次级节点，中部城市处于双核直接辐射与副中心间接带动的交叉地带。这意味着中部具备借用规模的“结构条件”，但是城市结构条件具备并不等于中部地区必然能够通过“规模借用”推进中部崛起。

　　（二）成渝中部地区崛起的实践逻辑

　　事实上，从成渝中部地区发展实践来看，其实已经展示出了“规模借用”理论的内涵。这些实践，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借用逻辑”。

　　第一类可称为“承接型借用”，即通过承接双核城市转移的产业或产业环节，从而新生或扩充本地产业。如，四川安岳依托成都鞋服产业转移，集聚鞋服企业115户。2025年，安岳鞋服产业产量突破5000万双，本地配套率达到70%、产业链完整度达80%，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运动鞋服生产基地。遂宁锂电新能源产业2025年规模约670亿—730亿元，磷酸铁锂产量占全国14%，以“链属”身份嵌入宜宾—遂宁—成都的动力电池走廊。这类“承接型借用”为承接地区带来了新的产业和产能。但是，这些产业的价值仅仅集中于制造环节，对双核的研发、设计和品牌权力不构成制约。

　　第二类可称为“引进型借用”，即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或产业中的关键企业，成为产业中不可或缺的节点。如，四川内江明泰微电子通过引进关键企业从而成长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第三方独立封测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年产值近5亿元，带动20余家配套企业形成闭环；内江金鸿曲轴年产曲轴240万件，在细分零部件领域形成不可替代性优势。

　　这两类“借用逻辑”的区别不在于产业类型，而在于中部企业在价值链中的“生态位”性质，前者是“可替代的产能”，后者是“不可或缺的节点”。成渝中部正在从“承接型借用”转向“反向嵌入型借用”。因此，成渝中部在崛起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接受双核的溢出，而是通过在特定价值链环节形成不可替代性，反向嵌入双核乃至更大区域的生产网络，从而使得成渝双核对中部地区的依赖成为中部崛起的杠杆。

　　总之，成渝中部地区城市的崛起，可以通过“借用”成渝双核城市的产业、交通、创新、市场等规模效应，从而将自身的区域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转化为发展优势，缩小与核心城市的差距，成为双城经济圈的“新兴增长极”。这种“借用”不是“依附”，而是“协同”。成渝中部各城市通过承接外溢、融入网络、共享资源，从而实现“规模升级”，进而反哺“双核”，最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形成“双核带动、中部崛起、全域协同”的新发展格局。

　　三、“规模借用”下成渝中部崛起的路径探索

　　在“借用规模”下，成渝中部崛起需要突破传统的梯度转移范式，探索一条更具创新性的网络跃升路径。这一路径的核心在于如何将中部地区从双核之间的“通道”重塑为“平台”，通过构建多层次“规模借用”体系，实现从被动承接辐射到主动价值创造的转变。总的来说，中部崛起之路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构建“反向借用”新机制，重塑价值链生态位

　　成渝中部各城市可以通过突破传统的“研发在双核，生产在成渝”的单一发展路径，探索培育“隐性冠军+专业服务平台”的组合优势，形成对成渝双核的“反向规模借用”。中部城市通过聚焦发展成渝双核产业链中的细分领域，引进培育一批具有区域乃至全国全球影响力的“隐性冠军”企业主体，占据所在产业链的关键“生态位”，从而使得成渝双核城市的整机装配、系统集成等产业必须依赖中部的关键零部件和专利技术支撑。同时，在泸州、宜宾、永川等中部地区发展条件比较优越的城市建设面向西部地区的工业设计、检验检测、数据存储等区域性专业服务中心，为成渝双核乃至更大范围的区域提供高端生产性服务。这种通过专攻细分领域生态位的“零部件垄断+服务高地”战略将从根本上改变中部地区在区域价值链中的被动地位，实现从单纯的为成渝双核产业“协同配套”到“不可或缺”的角色转变，构建起根植于本地，具有较强嵌入性的产业生态。

　　（二）创建“生态资本化”示范区，开辟发展新赛道

　　中部部分区域位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区，从而限制了其开发强度。通过建立关键领域生态位，将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所约束下的产业发展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成渝中部各城市可以通过建立关键领域生态位，发展关键工业环节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发展赛道。成渝中部各城市可以运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可在永川、江津、泸州交界地带联合申报“长江上游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范区”，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域的生态资产产权交易平台。从而通过开发碳汇交易、水权交易、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等新型生态金融产品，使中部地区的生态资源成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融资的发展资本。与此同时，依托这一平台吸引双核的绿色技术、绿色资本和绿色产业，共同发展生态旅游、康养医疗、有机农业等绿色经济，构建“中部供生态、区域享价值”的良性循环机制。

　　（三）打造“区域智慧体”，构建“数字中枢”地位

　　中部的地理位置在传统交通逻辑下是“通道”，在数字逻辑下则可以成为“中枢”。川渝两省市政府明确宣布，要“共建成渝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和“成渝算力调度中心”。中部地区应主动承接这一数字基础设施布局，联合共建“成渝中部一体化数字孪生平台”，在区域规划、产业协作、应急管理、流域治理等领域实现跨行政区的数字化协同决策。数字中枢的意义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使中部地区获得不依赖行政层级和物理区位的治理能力，这是“规模借用”逻辑从产业层面向区域治理层面的关键延伸。成渝中部各城市通过建立区域数据要素流通体系，从地理中心转变为区域治理与决策的“数字中枢”，从而在数字时代赢得话语权。

　　（四）探索建设“制度创新实验室”，抢占改革先机

　　制度壁垒是中部塌陷最深层的成因，也是中部最有可能实现“非对称突破”的领域。川渝高竹新区已形成“存量收益各自所有、增量收益五五分成”的税收分享机制，并被遂潼等毗邻平台借鉴；“新重庆人才卡”与“天府英才卡”实现了超过11000名高层次人才互认；川渝高竹新区连续两年单列下达1000亩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中部可以在泸永江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平台上，将这些“点状突破”集成为系统性制度创新清单，探索建设“成渝中部税收共享特别区”，对跨行政区域经营企业实行统一征管、按贡献分成；试行“中部人才绿卡”与双核资质无差别互认；建立跨区域用地指标调剂机制。制度创新的目标，是使中部地区在区域协同规则制定中获得与成渝双核对等的话语权。通过这些制度创新，中部地区可以创造出比双核地区更具弹性和吸引力的制度环境，成为双城经济圈制度创新的创新源。

　　四、结语

　　在“规模借用”逻辑下，成渝中部崛起的关键问题在于中部各城市以什么身份参与双城经济圈的区域网络中。以2025年的数据来看，中部地区已经具备在多中心结构中借用双核规模效应的结构条件，部分城市的专精特新实践也展示了“反嵌”的可能性。成渝中部各城市需要的是一条以“不可替代性”为目标的网络跃升路径，即以反向借用重塑价值链；以生态资本化开辟新赛道；以数字中枢重构治理能力；以制度实验室争夺规则话语权。唯有如此，中部地区才能从双核之间的“通道”变为支撑双城经济圈全域协调发展的“平台”。

文章来源：《城市金融报》https://www.zzqklm.com/w/sci/269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