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探究

一、对后殖民主义的探讨

后殖民主义理论成熟与20世纪90年代，其成熟标志是艾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的问世，该书将西方观念中的东方作为主线，而对东方自身的探讨却是辅助位置。东方在西方世界中充满神秘色彩，有人认为东方是浪漫美好、令人流连忘返的，有人认为东方是粗鄙落后、野蛮无知的。西方人对东方缺乏了解，他们以自身的审美情趣为标准，虚幻的构建所谓的东方主义。追根溯源，导致这种东方主义出现的原因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平等及其权力间的斗争。这恰恰是殖民主义研究的核心。后殖民主义研究是一种批判方法和文化政治理论，在文化领域的反霸斗争中快速发展。反殖民主义重视，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对种族主义及霸权主义的探讨，目的是增强中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

二、翻译研究在后殖民环境背景下的发展

客观来说，翻译是应尊重译源的理性的技术活动。但是，在后殖民语境环境下，翻译受权力差异束缚加强，体现了西方霸权主义思想在意识文化领域的侵略与扩张。

在后殖民文化的社会背景下，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技术层面，逐步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结合，提升了翻译研究的档次。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研究工作从民族、种族主义等各方面展开，深度挖掘隐藏在背后的权利的斗争与运作。在此过程中，翻译的政治、文化属性、译本的受制因素和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等，受到了高度重视。

权力差异必然导致强、弱势文化不平等的交流。译本生成的受制因素与权利关系等深刻影响着翻译工作，翻译也适时地做出调整，参与性的对话活动取代了传统的翻译模式。

文化地位悬殊导致了后殖民语境下的同化。强势文化文本被大量翻译到弱势文化中去，而弱势文化作品却要考虑强势文化的审美，并按照其喜好经行修改与删选。这种单一方向的流动体充分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在精神世界的侵略。这种思想意识上的霸权主义中国也难逃其害。姜智芹认为，西方根本不了解真实的中国，他们以自身的审美为标准构建中国形象，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始终在他者的位置，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构建理想中虚幻的中国。曹禺先生面对《雷雨》被传入西方后大幅度修改的现状，说，这部戏若在西方上演，必定要符合西方人的审美。不管在殖民时代还是后殖民时代，强势文化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针对这种不健康的文化交流方式，翻译研究应运而生，其致力于加强中西方文化平等交流，促进双方共同进步。

三、后殖民语境环境下归化与异化

在实践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归化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符合读者的审美情趣，而异化的目的是使译文忠实于原文。在当今时代，文本的翻译受到各方面的影响，翻译逐渐成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称霸的手段。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超级大国采用文化侵吞的方式称霸世界，翻译在其中的角色不容小觑。

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是弱势文化。这不仅仅源于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感，而且源于东方人对其文化的自卑心态。在当今时代，弱势文化越来越希望与强势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翻译活动为他们的首要之选。

宗主国为实现对其殖民地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根据自身的需要篡改他国文本，并通过异化翻译本国文本，使殖民地文化趋向强势文化。翻译不是一个纯客观的活动，其中夹杂着译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处于强势文化中的译者往往自视甚高，不能清楚地认识殖民地文化，因而对其盲目筛选，以符合强势文化的审美需求。这种背景下，中西方很难进行平等交流。殖民状态下的不公平的权力关系构建取决于归化翻译的发展，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有绝对的控制权。强势文化以异化翻译为武器，对殖民地的文化实施侵吞。

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翻译文本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具有极为强大的政治人文功能。因此，在翻译中，应打破传统翻译模式的束缚，要具有跳跃性思维和文化霸权意识，注视强、弱势文化的权力差异，有效沟通各种文化，实现其平等对话。这样，强、弱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有利于双方共同发展。

四、后殖民语境背景下中学西译启迪

翻译深受后殖民主义影响，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译者任重道远，他们肩负着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重要使命。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主张扬异化、贬归化。异化翻译充分尊重源语文化，展示了源语文化积淀的深厚。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更要注重文化差异性。保持弱势文化的语言身份，认识到弱势文化的深厚内涵，增强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抵抗性，促使两者平等对话。

中学西译过程中应将归化与异化融会贯通，则其善而用，避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在翻译时应灵活应变，既要注重文化身份，又要是适度优化言语，达到异化与优化的协调统一。

五、结语

受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翻译研究政治色彩增强，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弱势文化抵抗强势文化，以得到文化身份的认同并取得话语权。在中学西译的活动中，我们要灵活运用异化与归化的翻译方法，使之达到平衡。这既能体现我国在语言领域的文化地位，又能提高对外的话语权。新时期，文化思潮源源不断涌现，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有利于更贴近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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