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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伦理学视野下的文化产业

作者:梁真来源:《文学教育》日期:2017-03-23人气:787

美学与伦理学是两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古老学科,它们同属于哲学的范畴。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同客观现实形成种种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精神关系中又可以分为科学,审美,宗教等各类,其中审美的关系就是美学研究的范围,凡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与人类构成审美关系的客观事物,从人的形体外貌和内心世界到一切与人类生活有直接或者间接联系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人们的审美的范围,构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伦理学研究的则是关于道德及其起源和发展,人们的行为准则,对社会、国家等义务的学说。传统中人们是将道德与伦理视为等同的东西,但实际上伦理可以包括的内容是广于道德的。伦理是调整人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规范。这些规范有些是强制性的,有的是选择性的。只有强制性的规范才应该被划入道德的范畴,这是因为道德以义务与责任作为自己的基础,考虑的是整体的利益与要求,强调普遍性,带有强制性,而选择性的规范以合意与合适作为自己的基础,照顾的是个人与自我的利益,考虑特殊性,强调选择性,是不应该被并入道德范畴之中的。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一直被人们争论不休,同义论者认为善即是美的,苏格拉底说:“任何一件东西如果它能很好的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美的又是善的,否则它就同时是恶的又是丑的。”这一言论是美善同义论的典型代表;而分割论者则认为美与善没有必然联系,阿奎拉斯说:“凡是单为满足欲念的东西叫做善,凡是单靠认识就立刻使人愉快的东西就叫做美。”这种美的非功利说对西方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做出的种种行为选择多是基于兴趣,而非强制。随着道德在伦理体系中重要性的下降 ,伦理也就逐步地摆脱了各种义务与责任组成的规则网络 ,进一步侧重对于美好生活的考虑。在这种考虑中 ,道德降为其中的一个因素,虽然仍很重要,但只是其中一个。而美好生活必然是一种自由的生活,一种使人感到愉悦、幸福的生活,一种使人的情感与精神得到极大满足的生活。这样,伦理的考虑便少了强制性,多了选择性,不是更多地接近道德判断,而更多地接近于审美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伦理与审美几乎成为了一回事,所谓的伦理审美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们就致力于对伦理和审美之间深层的、整合的关系重新描述,使其在生活的层面上重新结盟。他们认为审美和伦理应该共同根植于生存。舒斯特曼就致力于复兴生活应作为一门艺术来实践的观念,将艺术、审美和生活、伦理紧密结合起来。

在当今消费主义时代,这种发展似乎有走入极端的倾向,出现了大面积的审美泛化现象。消费审美主义取代道德主义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审美的人成为现实的人,道德的人成为了非现实的人,一切都以消费为中心。同时,当代文化从传统的文字印刷时代进入了影像和视觉时代。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变得模糊,大众文化既不追求思想的深度,又不重视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而更强调娱乐性的一面。在市场经济的重压之下,这种文化无疑更受到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普罗大众的欢迎,占据当今多元文化格局的主流地位。这种现状有其令人担忧的一面,甚至导致有声音提出当今是一个“人文精神溃败的时代”,但这种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当今时代并非说人文终极价值已经被鄙弃,只是世俗化的倾向更加明显而已。在经历了建国之初乃至十年浩劫的人文艺术概况之后,人们看似更愿意对生活中微小温情的细节投以专注的目光,但对终极人文价值的追寻的火种仍保存在每个人的心头,只是需要一个被点燃的契机。以2009年红遍全国的话剧《宝岛一村》为例,单从话剧产业运营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案例,有着足够的商业噱头:导演是有着“亚洲剧场之父”之称的赖声川和被公认为“台湾综艺教父”的王伟忠,演员也均为明星,新不了情的演唱者万芳,台北市长的女儿胡婷婷,还有屈中恒、那维勋等在台湾偶像剧中极为脸熟的各大配角。但是抛开包装来看,这部剧本身讲述的是一个有着厚重民族历史深度的故事,诉说的是一个庞大多元却又被归为同一族群的人们从离家到想家到认同这里就是家的一段历程。整部戏呈现出了“眷村”三代住民、四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成功塑造了第一代思乡、盼回乡的“眷村人”和第二代在台湾出生、土地认同概念逐渐转变的“眷村子弟”,透过笑泪交替和心酸诙谐,回顾了台湾最珍贵的族群融合历史。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特殊年代中一个族群的故事,更是如同“柏林墙”、“三八线”一般可以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的一段带有深切人文关怀的历史。如果以上文中提到的“人文精神溃败的时代”的观点来看,这部戏在当今时代理应是不会受到多少关注的,但事实上它在商业与艺术方面的评价都非常高。尽管它的全面成功与其自身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自身的艺术价值仍然是其获得好评的主要原因。

   当代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制造身体幻象,提供游戏化的心理经验,克服认同焦虑,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充实了文化生活,它也许是媚俗与趋时的,却为文化消费者欣然接受。消费成为无所不在的神话,它不仅用性和暴力满足人类的欲望,而且可以用世俗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将其纳入市场范畴,面对这种深刻的世俗化浪潮,传统的经典艺术创造方式和审美批评理念在这个时代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明显的审美泛化和文化泛化的趋势与潮流,很多学者因此发出了“人文精神溃败”感叹,认为大众文化直接导致了躲避崇高、消解意义、阉割理想和渴望堕落的社会思潮,这种看法是有失公正的。大众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审美意蕴是毋庸置疑的,它为经典艺术的通俗化普及与传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席勒当年的审美理想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从前所未有的极权高压和权利抽象中走出的当代中国,以大众文化为媒介,在技术进步和权力关系的调整当中,将久被压抑的感性解放了许多。徐岱先生曾经说过,“虚假的闹猛固然不同于名副其实的繁华,但毕竟是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的前奏。”因此,被经典美学界视为洪水猛兽的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存在是有着很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当然大众文化不以沉重的生命反思为目的,主要注重于身体的“感性愉悦”,不加引导令其持续发展可能会造成其丧失内省的可能性,真正的“愉悦”应当是既有不可忽略的现实肉身性,又有着切实的精神超越性,这样才能具备完美的审美纬度,也更符合席勒、尼采等美学大家们的审美理想。

今天的中国,若再一味将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视为洪水猛兽,动辄口诛笔伐是不明智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也符合人文精神前行的方向。社会大众尽管表面上更青睐带着人间烟火气息世俗文学艺术,但是对人文终极价值的追寻仍然深藏于每个人心间,只是需要我们去发掘和引导。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固然重要,但每个人都是切实生活在烟火人间的,世俗和心灵永远相离却又永远相亲,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尺度,既让人们在生活重压之下能有喘息的空间和时间,又不能放任人们沉浮于欲海之中不能知返,这才是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的意义之所在,也是它们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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