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吾尔”名称的来源

“维吾尔”(Uyğur)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大约从八世纪到十三世纪，在蒙古和中国新疆的历史上，这个部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操用一种称作维吾尔语的突厥方言。在近九个世纪过程中，“维吾尔”一词对于力求断定突厥部落名称和专有名词词源的人们来说，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十一世纪后半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大词典》中写了下面一段话:《Uyğur》是一个国名，它有五个城廓。这些城廓是亚力山大·马其顿同突厥可汗议和后建立的。这些城廓是：唆里迷，火州，彰八里，别失八里，仰吉八里”。这个国家由五个城廓组成，其百姓是异教徒中最强悍的猎手。其中叙述部分和词源都已陈旧了。当亚力山大·马其顿抵达维吾尔国境时，突厥可汗曾派四千人出迎。他们的帽沿象隼的翅膀一样，他们张弓射箭朝后和朝前都同样准确。亚力山大·马其顿对他们甚感惊奇，便用当时的波斯语说：nn  hwud  hwurand。其含义是：“这些人自行猎取食物，对他人无所需求，因为野兽不能逃脱他们的射猎，他们需要时，可以随时打猎过活”。从此，这个国家就叫作《hudhur》。后来，词首的h变成了alif。喉音字母(hurft'1–halg)的交替，尤其是ha变成alif，或alif变成h，是屡见不鲜的，这是突厥语固有的现象。    

《维吾尔》——词，用现代术语来讲，它是由动词uy-和后缀—ğur构成的来自动词的名词，表示“联合”、 “结盟”之义；显然，维吾尔名称是产生于自称为维吾尔人，并操用他们和我们都称作维吾尔语的人们中间，人们称他们为维吾尔人。这种语言在其通用的整个历史时期，其浊塞音—d—保持了自己的特征。

突厥语中没有这种后缀的痕迹，维吾尔语、汗国语、克普恰克语，乌古斯语和蒙古入侵前的其他任何突厥语也没有这种后缀，然而它却出现于察合台语。与此同时，怀疑它同-ul／-ü1、ğul／gu1同样都是蒙古语后缀形式，也是没有根据的。这些后缀形式渗入察合台语和其它语言，使这些语言拥有了大量的蒙古入侵时的蒙古语借词和后缀形式，所以，它不是纯粹的突厥语后缀系统的组成部分。

“维吾尔”一词含有yaspişğur (依附或帖住)之义；他们说st uyudi(牛奶酸了)；当它未变味(新鲜)时，其中的分子并不聚合，而当其凝结后，便不分离，它们凝集在一起了(yapişti)，也就是说已经粘住了。

    论证“维吾尔”一词任何时候都不曾具有曾赋予它的任何词源学的意义，这完全不是意味着它不曾具有某种词源学的意义，而是为了使我们尽可能地去考虑突厥部落的名称及其可能具有的含义。

    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扼要地探讨一下突厥专有名词的整个问题，将是有益的。在此，我不打算涉及地理学的名词(地名学)，因为这将会引出相互矛盾的解释。如果只提出像Yani：Balik《新城》这样一些城廓的名称，显然它是具有突厥语词义的；而类似Balasagun那样的城廊名称，以及Selene和Toğ1a那样的河流名称却完全没有突厥语词义，而且多半都不是突厥语，它们显然是来自图瓦(通常叫叶尼塞)的碑铭。这些碑铭撰于九世纪及其以后，假定它们是柯尔克孜军事酋长所撰，那么在这个部落中，新出生的男孩降生时，无论如何是要给他命名的，而且成人后还要另起一个名字，叫做erat《成人名号》。我们不了解这些名字之间的关系，但是显而易见，成人名号总要比儿童的名字受人尊敬。在一些突厥村社中，常以奇异的方式选择小孩的名字；比如，婴儿出生后，仅仅是因为父亲或母亲说了一句话，其中第一个词便成了婴儿的名字。还应该说明，当男于成为Kağan之后，他就不再使用自己的名字(或成人名号)．而代之以公爵封号。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渊源不同和时代不同的许多固有的突厥专有名词中，有许多人名，在使用该名字的人们的语言中，有着可以理解的含义。比如Akbars《白色豹子》，Aydemir《月长石》，Ay doğdi《月亮升起了》。后者可能是因婴儿诞生在月亮升起的时候。但是除了这些含义明显具有可理解的名字外，有一些专有名词，尤其是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那些早期的名字，并不是随便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例如人名Bumin和Eştemi，就是最早的两个突厥可汗的名字。实际上按词源说，这两个名字同部落名称的系属是一致的。

    这样看来，既便是有一些含义明确的部落名称的例子，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象早期人所共知的突厥部落名称kanli，其含义非常明确，在确认这个词的最早期，其后缀是-Iiğ，而且其收尾辅音并没有脱落．所以要排除睡第二音节是物主形容词后缀的可能性。在维吾尔语、汗国语、察合台语和克普恰克语等较为古老的语言中，kanli，一词曾表示部落的名称。通常认为，他们使用马车转运自己的家族和财产，如同汉族把早期的部落联盟称之为《高车》那样，部落便由此而得名。但也可能是马车之所以称之为kanli，正是由于Kanli：这个部落把这种形式的马车引进了突厥社会。在中亚这种马车的存在比突厥人的存在，时间更为遥远，这是尽人皆知的。例如，大约公元四世纪，伊朗人在阿尔泰地区曾使用过这种形式的马车，它出土于帕兹里克古墓之一，现在陈列于圣得地堡博物馆，因此，根据上述原则给马车命名也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已经阐明的理由，我认为，同其它语言一样，突厥语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着。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那些最早的语言形式，除了普通词汇和借助能产的后缀构成的词外，曾有一系列由基本词汇构成的词(名词或动词)及其后缀，迄至当时都已陈旧了；有些词是由缀于词后的能产后缀组成的，在无后缀的情况下，它们已不再通用了，还有一些词是靠基本词汇和后缀构成，但在语言中通过其它形式的搭配，无论是基本词，还是其后缀，也都不再使用了。作为八世纪前的普通名词已经陈旧了，以致于其含义完全失传了，并且保留下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复合词，最初多数都是带后缀的基本词汇(名词或动词)。有些专有名词总是当专有名词用，任何时候也没有普通名词的含义，这完全是可能的。但是，无论何时，后缀只用于专有名词，这是很难想象的。在进行形态学分析时，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把一些名词可以划分成基本词(名词或动词)和后缀，那么在早期突厥语的普通名词中，同样也可以找到某些这样的成分，它们直到现在仍不服从形态学的分析。而这个问题仅只是在形式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突厥语——几乎是未经考察的领域；而且能够从事突厥语研究的专业文献学家，其人数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当语言的基本词汇在其可能达到的最早发展阶段，人们对它还没有进行详尽的探讨之前，这些问题可能被忽略，若是今后一两代突厥学家，不是去试图指出含糊不清的部落名称和专有名词的含义，而是献身于研究活的语言，刊布对原本的批注，尤其是对早期原本的批注，详尽地探讨各种语言的普通词汇和语法的历史，那才是较为理智的。

本文来源：《文学教育》：http://www.zzqklm.com/w/wy/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