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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继承:70周年献礼片“三杰”研究

作者:谢露涵来源:视听日期:2021-01-06人气:404

2019年是被赋予重要人文意义的一年,它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还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更是代表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关键之年。经过国家统计局对2019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国际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化和加工业向中国持续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较大成就。

此时,中国电影在创作出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献礼片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艺术的多样表达和电影的创作规律,尊重观众在电影市场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秉持尊重个体对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电影领域的重要阵地。国庆档电影“三杰”是指2019年国庆期间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这三部影片在票房上收获颇丰,在艺术质量上均获得民众的认可,且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因此应特别予以重视。以新中国70周年为时间节点,着重对国庆档上映的三部代表性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和《中国机长》进行综述分析。三部影片以历史事件中的民众为主角,彰显普通民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闪光点,体现时代发展中民众的不同侧面。由此,对三部影片的梳理,有助于分析和了解献礼片的变化,亦有利于把握电影发展新趋势。

一、70周年献礼片的类型

  国庆档电影“三杰”分别以传记片、文献片和类型片的姿态与献礼片进行结合,三种类型囊括了70周年献礼片的大致类型,故具有一定代表性,探讨国庆档“三杰”的类型风格有助于进一步把握70周年献礼片,以此展开更具有条理性特性探索和比较分析。

(一)《我和我的祖国》:平凡人物与闪光时刻的传记片

《我和我的祖国》取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祖国经历的七个历史事件,它也代表着《危局》、《夜去晨来》、《我的喜马拉雅》等一系列70周年献礼片中的平凡人物传记片。此处定义的“平凡”,只是因为这群人的名字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道,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值得被关注,他们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与这个时代大环境的发展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贡献出自己的微薄力量。《北京你好》中的张北京每天吊儿郎当甚至被自己的儿子嫌弃,但他仍旧会为了实现汶川男孩固执的追求而转赠那张堪称无价之宝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相遇》中的高远因病离职,即使是在外就医未能继续在岗位上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贡献力量,但他还是死守自己的职责不与三年未联系的恋人相认;《护航》中的吕潇然操练出精湛的飞行技术只为能够实现自己为国争光的梦想,结果却是她的出众的技术让她被指派为阅兵式上的护航员而非飞行员,但她依旧选择服从命令,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帮助队友实现飞行梦,保障飞行仪式的顺利进行。

70周年献礼片中大部分人物传记片均聚焦于普通民众的生活,避免出现过度英雄化的塑造方式,弱化主要角色的名字和标签性特色,反而强调角色塑造的立体化、深刻性以及其代表性,把“我”这个概念进一步的大众化和普通化,并且着重强调“我”对于“祖国”的贡献,以此达到70周年献礼片更“接地气”的目的,也让当下的年轻观众有了更为强烈的新鲜感和同理心。

(二)《攀登者》:使命英雄与荣耀瞬间的文献片

《攀登者》所讲述的是1960年、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以此捍卫国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真实故事。与以往的献礼片不同的是,70周年献礼片出现了众多改编自体现民族精神的真实事件的影片,比如《飞天梦》、《绝密工程》、《黎明勋章》等一系列影片,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反映建国后中国人民发挥中华民族的原生精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树主权、扬国威,给予国际舆论有力的反击,向当代的年轻中国观众展示前人是如何一步步建成如今强大繁荣的祖国。

《攀登者》借助较为特殊的登山运动,用电影语言多角度演绎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进取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展示出“智信仁勇严”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这一类型的70周年献礼片,同样是以人民群众知情度较低但民族意义较大的真实事迹出发,还原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和荣耀瞬间,重塑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史诗传奇,立足于弘扬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忍辱负重的中国精神向祖国献礼。同时,这也是在向全体中国人,尤其是新生代观众,传递要继承民族精神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暗示性讯号。

(三)《中国机长》:热点事件与灼热时代的类型片

《中国机长》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成员”在多重危险来临时仍保证机上119名乘客生命安全的故事。与《中国机长》相似的还有《烈火英雄》、《紧急救援》,这一类商业大片的主旋律化倾向以2016年林超贤导演的《湄公河行动》为模板,以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宣扬强大兴盛的国家综合国力为创作主旨,激活了中国主旋律电影文化市场,再加上弘扬中国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以及增强国民文化自信的文化潮流,这些主打改编且取材于国内近几年热点事件的影片也成为70周年献礼片中特殊而又主要的一大类型片。从真实事件到改编电影,《中国机长》所塑造的不仅是一个有着创造奇迹经历的英雄民航机长的形象,而是一个冲在突发危险前线并且恪尽职守,能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公共财产担起责任的平民英雄,其宣传主旨与立足当代社会现实的时代要求不谋而合,同时也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相契合,更是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艺术创作的时代要求不约而同。

属于个体行为活动的传记片、归属集体行为活动的文献片和归于重大社会事件的类型片,引领70周年的献礼片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时代风貌,而寄生于此的国庆档“三杰”无异于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推出针对于平凡人物、无名集体组织和当下时事热点为故事核心出发点的新想法和新思考,让国产献礼片回归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怀抱。

二、献礼片叙事美学的流变

  电影的叙事美学研究一直都是电影学者研究的重心,而献礼片的叙事美学发展也因不同阶段的时代需要呈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态势。无论是建国成立初期献礼片单一化改编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探索式发展,还是特定时期献礼片几近停滞的发展,亦或者是如今献礼片革故鼎新、大胆创新的遵循市场化发展,都在证明着献礼片及献礼片叙事美学与时代、与人民群众不可分离的共同体关系。

(一)题材选择的平民化转变

回溯历史,过去六十年的献礼片大多有着历史性和史诗性的特点,强调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这就造成了宏大叙事所具有的主题性和目的性的美学特色,尽管在这样的美学风格下所产生的艺术创作有着较为完满的设想和叙述,但这样的形式不免带有神话般的浪漫色彩和假想般的理想结局,除此之外,单一化的说教和口号式的传输观念也加速酿成了它无法突破政治框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最终结局,也因此会被淘汰在献礼片的发展进程之中。

在70周年献礼片呈现的趋势来看,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故事选取的题材已经转向关注社会大环境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所生活的小环境。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用七个普通人的小生活构成的祖国70年发展历程的蓝图,还是《攀登者》用鲜为人知的中国登山队勇攀珠峰的故事树立起中华民族崛起的旗帜,都无一例外的采用细节叙事,利用细节便可显示出故事背景的宏大和氛围,普通人个人的经历遭遇和处事态度足以突出影片所要强调的思想感情,故几微之始反而更能体现显著之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唯有不断发展、拓新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取材于生活,贴近于群众的生活,才能真正让电影艺术成为文艺市场中的常青藤,也才能让献礼片落到实处,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而非束之高阁的宣教资料。

(二)艺术手法的普适化禅变

在特殊的年代,中国的政教片曾被强制要求运用“三突出”原则对影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并且围绕“三突出”原则为中心,衍生出了所谓散配成原则以及多侧面突出英雄人物的荒诞规则,对文艺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严重扼杀了文艺创作的自主性和活力性,另一方面固守“三突出”原则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歪曲杜撰原本已是错误的观点,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和实际生活规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浑水摸鱼的投机者的气势,利用这些原则造谣诬陷艺术创作者,导致唯心主义创作和思想泛滥成灾,腐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砝码。

尽管献礼片在那个时刻被样板戏和样板电影取而代之,短暂缺席于中国电影史中,但这些原则和规则还是潜移默化地深入到而后的献礼片创作之中,这也造成了献礼片随后出现的总体态势:创作质量良莠不齐,艺术手法落后单一,思想观念陈旧老套,制作水平粗糙简陋。而在70周年献礼片中,明显可以发现国庆档“三杰”在艺术手法上都如出一辙地遵循近年较为让观众接受的艺术创作模式。《我和我的祖国》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和情感主旨等方面都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其中的短片《夺冠》,冬冬为让邻居们都能看到女排比赛无奈放弃和小美的最后一次告别,即使是童年遗憾的结局,冬冬只能在爸爸怀里痛哭流涕,一边目送小美的离开一边大声吐槽家里的天线太烂了,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样子是属于影片中的神来之笔,以及全片有做旧复古风滤镜和虚化、高饱和度画面的唯美视觉效果,再加上高强度的节奏剪辑和简短干练的分镜头,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使得全片呈现出内容丰富、高潮迭起的观影体验。无独有偶,《攀登者》为了还原攀登珠峰遭遇的真实恶劣环境,使用实景拍摄和商业片固定元素——视觉特效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展示出险象迭生时的动作美学和崇高精神。跟不用说《中国机长》,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林超贤导演高度还原真实状态和制造艺术性紧张感的风格,只为了让观众能够有感同身受的危机体验。如此顺应时代潮流和电影市场的艺术手法转变,不仅未让观众感觉重复和反感,反而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献礼片观影体验,献礼片在艺术手法上的普世化转变也无疑是在尽快帮助献礼片逐步走下神坛,回归群众。

(三)情感主旨的微观化嬗变

在过去献礼片宏大叙事的规格下,主人公所阐发的情感主旨大多是舍弃个人的私欲转而追逐国家的伟大复兴事业或是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发展事业相结合,让自己成为贡献民族事业中的一份力量。这样殊途同归的故事发展脉络最终使得影片的思想格局在片尾直接升华至国家大义和民族精神,关注视角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群体。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便是十周年献礼片《青春之歌》,以女主角林道静的生活轨迹为主线,展示了她在三位蓝颜知己和启蒙导师的带领之下争取个性解放到走向献身社会解放的艰难历程,并且她复苏的女性意识也帮助她实现从小我到集体的思想觉醒过程。小说原著意在阐明那个时代下的年轻人应从个性解放开始一步步投身其最终的归宿——社会解放事业,号召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得不说,这样的思想号召在那个时候不仅恰逢其时,符合政府的要求,更是给国民迷茫困惑的思想探索道路上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

剥离献礼片的历史束缚,70周年献礼片多为小人物小格局的故事框架,不仅意味着献礼片的在思想情感上的关注焦点从大至小,转向大事件下的普通人、普通生活,也意味着我们如今的社会环境和文艺创作市场都已经关注到并且认可普通人对社会历史变革过程所作出的贡献,尽管个人的力量单看起来十分薄弱,但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还是不容小觑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你好》短片里张北京凭借不完美但乐于助人、善解人意的形象依旧可以成为北京奥运会中的闪亮名片,《白昼流星》里两位男主角仅依靠个人的成长转变力量一样可以反映国家国力与民族信仰的发展动力,而《前夜》中林致远争分夺秒力图用升旗仪式最完美的细节呈现,实现祖国崛起于全世界的“个人”梦想。献礼片的情感主旨从以大见小到以小见大的发展变化正是源自新时代的全新要求,也是这个新时代对献礼片提出的新定义,它的变化鼓舞着新一代年轻人从小事起步、从个人起步,积水成渊,每一个小角色一样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

70周年献礼片叙事美学的创新性发展是电影艺术走向大众化的自我完善,是中国电影产业市场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献礼片持续蓬勃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国献礼片要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就必须将其叙事美学的观念和表现手法为不同民族文化下的各个国家所认可,创造出真正的世界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

三、70周年献礼片的趋势呈现

  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献礼片早已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位重量级导演执导或者是大规模流量巨星参演来创造史诗性和宏观性的观影现象,而是需要在逐渐成熟的电影市场中协调各方,不仅要重视故事和制作,更要重视营销。以国庆档“三杰”为首的三部献礼片能够火爆院线,除了有口碑和票房的双重加持,还有大导演、大明星、大制作、大营销、大数据、大渠道这“六大金字招牌”的通力合作,这才能在今年蜂拥而至的献礼片中杀出一条血路。

(一)正能量真实事件改编

70周年献礼片中出现了一众影片改编于社会正能量的新闻事件,类似于《中国机长》、《烈火英雄》、《飞天梦》等影片的主打宣传点便是故事素材源于真实的热点事件,这样的发展趋势并非偶然,近几年随着党对媒体的重视,习总书记提出正能量是媒体融合发展的总要求,因此不管传播媒介如何变化发展,自媒体、主流媒体亦或是融媒体等新闻媒介对于有关社会正能量事件的新闻报道仍旧是保持高度敏锐,秉持和坚守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分众化、高效率宣传积极向上的思想,而聚焦先进典型便是激发正能量的首要之举。

市场已经证明,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更能够激发观众对事件的关注度和对事件亲历者的同理心,再加上新闻媒体对原事件报道带给观众的初次震撼,以及观众在观影时受商业化大片视听冲击感受到的“真实事件”般的震撼,这些能够激发观众情感触动的情感因素和艺术创作相结合,往往足以满足观众所需要收到的人性表达和情感慰藉,故而影片也能取得较高的票房回报。

刻板的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观念的强制输出已经成为如今献礼片创作者极力规避的创作方式,70周年献礼片呈现出将献礼片与商业元素和主旋律观念相结合的态势,渐渐淡化其保留下来的历史遗留产物,引领着献礼片逐步走下不可冒犯的政教片神坛。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许多影视创作者都较为主动地察觉出政治主题把握的关键性,并且受市场压力影响,“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和“主旋律电影艺术化”的献礼片大趋势成为许多艺术创作者努力的方向。横向对比70周年献礼片“三杰”的整体样式,可以看出,为了占据社会舆论优势、抢得市场效益先机,献礼片的主旋律化主题和情感化叙事已经逐步成为主流,思想主旨不再死板枯燥,情绪表达不再陈旧老套,叙事方式也不再单一机械。电影工作者唯有用电影语言和艺术诉求真诚对话献礼片,逐渐打开献礼片通用体系的大门,才能帮助“中国独家”的献礼片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让中国的主旋律也能在世界范围内奏出和谐美好的交响曲。

(二)多元化电影产业营销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提升,如今电影人对于票房的要求和期待已经不仅仅是“争取保本努力过亿”而已,因此电影的营销策略也受到更为高度的重视,共同建立现代化的电影营销制度和市场已是大势所趋。献礼片更新其电影营销观念和营销模式,与当下电影产业保持一致步调应该是新时代发展下的历史要求,同时也是解封献礼片“中国式”、走出国门的必经之路。

2009年献礼片《建国大业》是商业运营模式下的第一部献礼片电影,其在电影营销上的成就,不仅是2009年电影市场的一个奇迹,更是献礼片70年来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时候的电影人也不知道,当时谨小慎微将商业片营销模式与献礼片的融合初试竟然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了习以为常的基本操作。《中国机长》的三位主演与川航的“英雄机组”一同亮相央视2019年春节联欢晚会为70周年献礼片呈现打响营销战术第一枪,而后标榜祖国崛起之虚拟精神象征“战狼”主演的《攀登者》也顺势打开了国庆档献礼片的大门,最后登场的《我和我的祖国》一出生便是衔着金勺子,凭借其强大演员阵容、导演阵容和63家出品发行公司作为自身的先天优势,一举成为国庆档同映影片中最具排面的献礼片。网络营销、文化营销、品牌营销、竞合营销等多元化的营销模式都随着国庆档“三杰”横空出世,成为献礼片营销方式的新趋势。

(三)高票房观影选择分析

电影市场流传着一句话:“营销在左,艺术在右”。三部电影都各显神通,初步用自己的营销策略达成了影片的宣发目标,但是一部电影是否有好的观众缘和影迷口碑才是其票房持续增长的利器,献礼片同样如此。截止2019年11月30日,《我和我的祖国》累计票房29.78亿元人民币,豆瓣评分8.0分,成为国庆档电影“三杰”中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中国机长》以28.68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和7.0分的豆瓣评分位居第二,而《攀登者》因10.84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被远远甩在最后,其豆瓣评分也只是略微超过及格分数。无论如何,国庆档电影“三杰”还是凭借较高的票房和良好的影片质量笑到了最后,而《古田军号》、《音乐家》、《决胜时刻》等小众化的70周年献礼片却难以收获到如此优秀的成绩,营销策略的夭折让这一众影片一开始便被市场和观众遗忘在观影选项之中,之后的票房发展也只会随着“三杰”的票房走高受到更多排挤,从而持续下降。70周年献礼片作为一类单独的类型,其内部也呈现出了优胜劣汰的竞争状况,一枝独秀的票房占据形式凸显,而往年百花齐放的票房分布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高票房意味着好口碑,好口碑会收获高观影人次,高观影人次势必引出各大院线高排片量的应对方法,高排片量又会帮助影片持续增长高票房,这样的循环往复也证明了观众的观影选择在逐步与电影市场的选择画上等号,由此便导致现在“三杰”票房越来越高,而其它的献礼片只有早早离场的惨淡结局。

70周年献礼片的整体呈现出高质量低数量的态势,一方面在创作上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另一方面在营销和宣发环节建设上做文章,推动献礼片发扬举旗帜、聚民心的核心作用,坚持“正能量、多元化、高票房”的创作目标,将70周年献礼片打造成为我国献礼片发展史中的里程碑。

四、70周年献礼片的思考

从中国电影诞生之时,传统戏剧与中国电影长期保持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关系;而后,政治标签伴随着献礼片的诞生也一同走过数十载“风雨岁月”。前者有钟惦棐先生提出“电影与戏剧离婚”,后者有陈凯歌、徐峥、文牧野等新老搭配的导演班子大胆尝试,突破一定时代环境下的“意底牢结”。1978年之后,自由市场经济作为一把双刃剑,刺向了原本封闭的国内电影市场,同时也划破了献礼片身处的温室大棚,机遇与挑战要求着献礼片对意识形态与电影的关系作出全新的阐释,主旋律电影“叫好”又“叫座”的类型化转变显示出献礼片电影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

2018年的电影市场,与商业类型片接洽的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逆袭市场,成为当年的年度电影票房冠军,紧接着的是延续优良口碑的《唐人街探案2》和直击现实社会痛处的《我不是药神》。由此可见,电影早已不再是制片与发行、放映脱节的政治产物。电影的创作者更加关注电影市场的效益规律,力图将观众观影喜好与民族精神相结合,而观众的观影选择更为理性,影片的质量成为观影的首选,口碑效应是决定票房的关键因素。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代表70周年献礼为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拉下帷幕,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以31.70亿元累计票房荣登2019年中国票房季军,是60周年献礼片《建国大业》累计票房的近八倍。尽管,将这两者累计票房进行直接地比对有失偏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小觑献礼片在这十年间“质”的飞跃。一切从简、剔除大规模“流量”包装的70周年献礼片回归作为电影的艺术性本质,汲取商业化元素,才有了如今巨大的票房成就,这不仅宣告着新老导演们对献礼片的探索成功,而且意味着民众对当下献礼片转变的认可与接受。70周年献礼片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票房上的成功是献礼片创作的突围,代表着献礼片在经历了前60年发展之后,迎来了新的、为观众所满意的制作模式。

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献礼片存在的局限。电影的本质是商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成功的标志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电影需要走向更宽广的市场上去接受来自各个文化、民族的考验,如此才能检验出一部电影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献礼片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类意识形态电影更是如此。如何在保证献礼片电影文化得到更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保留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特色,真正做到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实现意识形态表达与国际市场诉求的有机结合,还需要一代电影人的理论探讨和积极尝试。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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