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以载道：岭南文化溯源与广作家具形制特点

        区域概念与源流溯考

　　最新族群源流与人类学研究表明，岭南诸族在秦汉时期便与中原王朝保持商旅往来，至南北朝及唐宋时期，随着南迁人口的汇集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一批具有城镇雏形的聚落逐渐繁荣，促进区域文化的多元互动融合。

　　作为明清时期中国首批开放口岸，广州依托珠江水系与海洋贸易区位优势，在工商并兴中崛起为全球性商贸枢纽。这座兼具河海联运与跨文化传播功能的港口城市，不仅通过十三行构建起国际贸易网络，更推动岭南地区突破传统经济格局，贸易活动繁荣，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发展。

　　文化互融与广作家具

　　唐代以来，岭南港埠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南端枢纽，既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世界货物集散中心，也是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通道。广作家具（又称“广式家具”）的源流可追溯至明代，但其艺术形态的完善与风格的定型则是在清代。清初年间，随着江南造物技艺的南迁，广州港埠的硬木加工业逐步形成规模化生产格局。清朝乾隆年间，岭南匠师在继承明式家具精髓的基础上，率先突破传统形制桎梏，创造性引入西洋建筑中的曲线造型与装饰元素，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广作新风。相较之下，同期江南地区因受士大夫审美体系影响，苏作家具在形制创新上趋于保守，未能有效融合时代审美变迁。这种工艺革新能力的差异，最终使广作家具在清中期后取代苏作传统，确立起宫廷御用家具的主流地位，开启了中国传统家具发展的新纪元。其工艺革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一木连作。广作匠师通常采用尺寸较大的整块木料，不掺杂其他木料，最大程度保留木纹本色，体现“表里同材”“物尽其用”的美学，彰显匠师对原木的精准掌控与敬意，使家具实体成为木材生命形态的延续与升华。

　　其二，暗榫结构。为适应出口与装运需求，广作家具摒弃明式家具常见的固定型及鱼胶黏合等方式，采用暗榫结构，在保证风格整体优雅的同时，增强构件拆装的灵活性，满足长途海运对家具结构稳固与简易拆卸的双重要求。这种结构的运用使广作家具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优势，成为当时外销家具中的翘楚。

　　其三，中西交融。在人类社会中，自从有了盖房子的活动起，就有了做家具的活动。家具和建筑在发展中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岭南地区西洋建筑风格的盛行催生了大量西式家具的使用。岭南工匠开始模仿西式家具的制造方式，如西洋曲线（S形扶手、弧形椅背）、浮雕花饰（葡萄藤叶纹、贝壳堆雕）、镶嵌（贝壳、象牙）等西式元素，广泛渗透于桌面、椅背、几脚之上。广作变得更加规模化和大众化，这种“中西交融”的家具迅速在全国流行起来。

　　结语

　　广作家具的兴起既反映了清代外贸繁荣，也呼应了宫廷与士绅的多元审美需求。乾隆时期，部分广作家具作为贡品入宫，成为融合西洋风尚与皇权威仪的物质载体。清中后期，广作家具更主导了宫廷家具的形制演变，对清代家具艺术特征产生决定性影响，是研究清式风格形成的关键切入点。

文章来源：  《大河美术报》   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