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理论的建设行动、哲学和价值

2018年2月15日，《卫报》推出《正面(The Upside)》新闻系列，关注那些可能解决世界上最紧迫问题的创业项目、创新方案、创见领袖和创导运动。迄今为止的19篇全球性新闻报道，共通之处在于为解决全球最为棘手的问题挖掘答案、寻求解决、推进运动和发起倡议。不再甘当镜像世界，而是力求塑造世界，这类新闻形式正在欧美国家迎来一段快速发展时期，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术语标签：“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

“建设性新闻”明确的概念形式始现于2008年的丹麦，在欧美新闻业界的实践已达十年，有赖于业界的推动而颇受新闻教育界的青睐，学术研究的累积影响在近两年尤其引人瞩目。国际新闻传播学知名SSCI期刊《Journalism Practice》和《Journalism》先后在2018年和2019年推出主题专刊，前者以“Constructive Forms in Journalism(新闻的建设性形式)”为题集纳学术专论9篇，后者直接以“Special Issue：Constructive Journalism(特刊：建设性新闻)”为名收录学术论文10篇。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或表述，或概括，或分析，或例证，或质疑了建设性新闻，对这一方兴未艾的新闻变革模式给予了适时的学术关注。

星火燎原，未来可期，与社会化媒体几乎在同一时期共兴的建设性新闻，是当下值得一探的西方新闻学理论。它的一位创始人曾称这是一个“umbrella term(伞式术语)”①，即涵盖或囊括多个要素或因素的概念。系统而观，历史来看，形象而言，建设性新闻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伞式”理论。它边际模糊、辐射宽泛，却又具有一定的概念统摄力、现实贴近度和实践可行性。那么，关于建设性新闻，何以为？以何为？为何有？对其建设行动、哲学和价值这三个问题加以系统回答，探明前因后果，厘清前世今生，就显得极为必要。

一、何以为“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新闻运动的建设行动

建设性新闻的伞式术语属性决定了它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虽然都在尝试解释，却未能在学术层面获得公认的概念定义，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认同和投身于这场新闻运动。在难以从常规定义起步去认识“建设性新闻”的情况下，描述这把“伞”作为一场西方新闻改革运动的概貌未尝不是一个稳妥的开端。

(一)理论引领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独特而专业的新闻形式能在近十年来获得较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和新闻实践投入，始于两位丹麦记者的努力——Ulrik Haagerup和Cathrine Gyldensted，他们也是当前建设性新闻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位领跑者。

2008年，时任丹麦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经理的Haagerup，在一场关于新闻报道标准的论争中撰写报纸专栏，以“konstruktive nyheder(建设性新闻)”为标题首次明确清晰地使用了这一术语，并以2400字的篇幅阐释了作为传统新闻标准补充的建设性新闻理念。②此后Haagerup长期致力于建设性新闻的业务实践、研究推进和教育建设，推出实践指南性质的著作《建设性新闻：为什么消极性摧毁媒体与民主以及未来新闻如何改进》(2012，丹麦文版；2014，英文版)。全书以思想立文，以案例释意，奠定了建设性新闻的关键性理念。

Gyldensted同样拥有丹麦全国广播公司的工作背景，在赴美进行硕士深造、学习积极心理学的过程中，开始致力于将心理学研究方法和认知理念引入新闻创新研究中。③在Haagerup思想的启发下，2014年，Gyldensted开始了她的建设性新闻“转向”。她引导和启发Karen McIntyre撰写了博士论文《建设性新闻：积极情绪与解困信息在新闻报道中的效果》，并借此联合提出了“Constructive Journalism”一词，认为有必要以建设性因素补充当前媒体的消极世界观，呈现一种不仅能反映世界问题，还能推动世界进步的新闻，并着力于夯实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心理学基础(Gyldensted，personal communication，April 1，2014)。④此后积极投身于建设性新闻学术化的Gyldensted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著述包括教材《建设性新闻手册》(2014，丹麦文版)和专著《从镜子到推动者：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心理学五要素》(2015，英文版)。

(二)运动推进

与大多数西方新闻术语的推广相仿，建设性新闻并非首先作为一个新闻学理论为人所知，它倚借的正是线上和线下的新闻实践运动，它的思想源于实践亦付诸实践。2017年创办的建设性新闻网络公共窗口“Constructive Journalism Network(建设性新闻网)”是一个包含“新闻”“研究”“培训”和“综合”等主题论坛的数字空间，123名活跃其中的专业记者、编辑、媒体管理人员、教育和研究工作者一起自称为“COJO”。

除了前文特别提到的两位概念引领者，建设性新闻运动的重要活跃者还包括网络季刊《Positive News(积极新闻)》的发行人Sean Dagan Wood，非营利机构“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方案新闻网)”的联合创办人、《纽约时报》方案新闻专栏“Fixes”的主创David Bornstein和Tina Rosenberg，BBC方案新闻的倡导者BBC World Service编辑主管Emily Kasriel。他们都是在致力于“积极新闻”或“方案新闻”等新闻运动多年之后，开始参与并集聚至建设性新闻运动中。

该项运动的推进当然亦有赖于学者的助力。前面提到的三位之外，英国学者Jodie Jackson则以《所读即所是》一书加盟，将心理学、社会学和新闻学的研究与现实生活实例相结合，着意分析了当下为什么需要建设性新闻。⑤除了著书立说，学者们还活跃在非营利机构和大学院系，开展新闻记者和专业学生培训，而他们所在的机构则成为不断推进欧美新闻编辑室建设性新闻潮流的中心枢纽。目前知名的非营利机构主要有两个，一是Ulrik Haagerup创办的Constructive Institute(建设性学院)，自视为运动核心，试图通过提供报道方法、组建全球伙伴、开设培训课程和开展学术研究来推进建设性新闻，主要合作机构为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二是Seán Dagan Wood与人联办的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ject(建设性新闻项目)，立足英国和荷兰，面向全球，志在为新闻记者、媒体机构和专业学生传授建设性新闻的知识和技能，核心项目也是举办培训课程、提供媒体咨询和支持教育研究。Gyldensted则直接出任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建设性新闻系主任，为世界各地的专业记者和编辑提供咨询、培训和讲座，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方向主讲建设性新闻。此外，美国和欧洲的多所新闻学校都在教授关于建设性新闻的课程，美国的波恩学院等专业新闻培训机构亦对此持积极倡导态度。

(三)新闻实践

不同的推进者在术语表达和实践维度上普遍存在着起点或焦点上的差异，他们的努力主要体现为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推广和操作普及，前者初现共识，后者别有成效。2016年，Gyldensted所在的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建设性新闻系结合教学和实践，提出了建设性新闻报道的六大要素⑥，并在界内取得了一定共识：

·方案性：报道问题的同时要有解决框架；

·未来导向：新闻5W要素之后追问“What Now?”，对未来有所产出，对现在有所担当；

·包容性和多样化：吸纳更多的声音和观点以对抗传统新闻的两极化；

·赋权于民：报道对象要多样化，采访问题当侧重于探求资源、达成协作、建立共同基础；

·解释新闻及其语境：运用数据创建清晰的信息图表，从报道事件转至关照背景；

·协同创作：注重公众互动和公民赋权，协同创作新闻内容。

从中不难发现，一直以积极新闻作为理论起点的Gyldensted，有意兼顾了近年来投身于建设性新闻的各方人士所关注的不同焦点，特别是方案新闻、解释性新闻、公民新闻和未来新闻。或许正是得益于这种伞式策略，建设性新闻经过10年的耕耘，业界实践行动日渐增多，影响可圈可点，在公共和商业媒体的新闻栏目、机构部门，以及另类媒体上均有引发公众关注的作品和作为。

除前文提及的部分知名主流媒体新闻栏目，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力图为世界问题提供出色方案的BBC国际频道“People Fixing the World”栏目和“World Hacks”系列，《西雅图时报》由问题聚焦转向解决可能的“Education Lab”，以及丹麦电视二台的“19 Nyhederne(19点新闻)”和瑞典SVT电视台“Uttrikesnews(乌特特里克斯新闻)”。

媒体机构层面，国际性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宣布突破传统“好坏皆报，不为责备，但求更好”，《波士顿环球报》教育报道团队期冀通过公众参与引发建设性和共识性公共话语，而丹麦广播公司公共新闻台和瑞典广播电台则视公民日常生活的建设性报道为己任。

另类媒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认同建设性新闻理念的线上媒体。美国新闻博客《赫芬顿邮报》的主要栏目“Impact”便是其间的风向标，该栏目的口号就是“什么在起作用”，力求为默默无闻者发声。随后跟进的在线出版新闻媒体还有“用社会科学、社交媒体和社会变革的专业经验改变观念、激励行动、影响文化”的《Upworthy》，“将娱乐与时事问题联系起来解释世界”的《ATTN》，主张“一起改变令我们愤世嫉俗、人格分裂和有所不知的新闻”的荷兰线上众筹媒体《de Correspondent》；另一类则是以建设性新闻为己任的线上媒体。典型如英国《Positive News》和《Constructive Voices》，丹麦《World Best News(世界最好的新闻)》，美国《Orb Media》《VOX》和《Yes!》，德国《Perspective Daily(每日透视)》杂志，南非《南非好新闻》和国际新闻平台《INKLINE》，等等。

二、以何为“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新闻术语的建设哲学

尚处于概念建设中的建设性新闻，欲解其“以何为”的建设哲学问题，需要复盘和提炼理论践行者在建设原则中体现出的共同特征，从而识别究竟哪些新闻报道可以归为建设性新闻。这一术语如今之瞩目，关键在于它试图在模糊和开放中达成范畴化的“伞式”边际特征和导向性的“伞状”辐射思维，让它既与诸多新闻改革运动有所交织，又能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独树一帜，在建设哲学上体现出了一个离散又不失聚核的“伞状”理论的集成性和前瞻性。

(一)范畴化的“伞式”边际特征

人类的认知离不开范畴化，即一种依据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典型特征加以分类、概括和反映，并最终形成概念的过程和能力。作为一个开放的“伞式”新闻术语，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建设力量虽然分散，对于建设范畴，却形成了旗帜鲜明的边际特征。

1.以积极情感实现公众建设

Haagerup和Gyldensted实际代表了建设性新闻的两个理论源头：媒体公共责任传统和积极心理学研究。但是他们又在推动一个基本共识：“破坏性(destructive)”新闻与“建设性(constructive)”新闻的天壤之别在于一个消极，一个积极。媒体记者偏爱于揭示真相、揭露问题和揭穿骗局。新闻业关乎现实，这是第四等级与生俱来的公共责任；新闻业实为资本，这又是商业运营自然而然的趋利表现。两相作用之下，消极便成为西方媒体一种内嵌的新闻文化。以积极的“好新闻”“好方案”去纠正西方新闻业“骨子里的批评和冲突传统”，重建公众的新闻认知和社会心态，是Haagerup建设性新闻理念的主要原则。Gyldensted认为建设性新闻应当立足于有所建树，在参与感、激励感和积极感中为公众赋能和提振。⑦她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对710名网上实验参与者的阅读效价比较表明：新闻生产过于消极，会对公众产生负面情感影响，若在报道手法上依循积极心理学原则，既可有效引导公众情绪又能不失客观、公正与平衡。⑧

2.以问题解决参与世界建设

建设性新闻，其建设途径有二：一是影响公众，二是改进社会。前者依靠积极的情感诉求，后者则在于有效的解决方案。“积极”之外，“解决”是建设性新闻理论另一个典型标签。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以“致力于改善世界状况”为口号，就那些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的全球性问题制定全球创新解决方案。Haagerup作为与会新闻专家，提议用建设性新闻推动媒体为世界建设助一臂之力，因为“这种新的形式作为传统新闻标准的补充，不再只是关注问题和创伤，而是通过提供方案和决议进行鼓舞人心的报道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⑨这一将问题的解决视为新闻积极性来源的建设原则，在McIntyre那里获得了行为科学研究的学术验证和理论支持。她设计了两个认知心理学实验，考察新闻报道中的积极情绪以问题解决的角色对受众情感、态度、参与和行为的影响，结论是积极的解决报道与公众的幸福感呈正相关，而问题的解决实践又关系到公众的现实福祉。⑩

3.以新闻改革推进媒体建设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沟通而信息不足的世界，通信技术革命对新闻媒体的打击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新闻媒体的社会角色正在受到根本性挑战，专业价值被严重地侵蚀，商业模式遭遇巨大的威胁，以至于新闻业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11)媒体自身作为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同样需要改革来解决。无论是以积极报道实现公众建设，还是在问题解决中参与世界建设，最初皆起于媒体的改革意愿，最终也会落实于媒体的自我建设。进入新千年，围绕建设更好的新闻媒体，深受多种社会因素影响的西方新闻专业实践一直处于概念和运动层出不穷的状态，力求通过革新实现突围和进步。Gyldensted将建设性新闻视为一个伞式术语，期望这个新术语能引领过往的新闻改革(Gyldensted，personal communication，April 1，2014)。(12)因为，相较于传统，一切有建设性的新闻变革努力都可以是这一新闻理论的经验基础，建设性新闻所追求的积极影响、问题解决和公共服务，又囊括和提炼了多个新闻变革的精髓要义。

(二)导向性的“伞状”辐射思维

2018年，Gyldensted基于建设性新闻十年的发展，提炼出了四个“导向”，清晰概括了这一新兴新闻实践与研究路径的特征及其彼此地位关系。(13)建设性新闻的雄心在这种建设思维中得到了清晰展陈：所有与四大“导向”拥有“相似性”要素的西方新闻变革实践，无论相似多少，无论历史现在，似乎皆可纳入麾下，从而藉此占据和夯定“建设性新闻”这一新兴理念的理论和实践地位。

1.公众导向(public-oriented)

这是由建设性新闻为公众福祉而建设的目标所决定的，Gyldensted的认知科学实验亦反复证明了公众在心理上对此类新闻的需求和认可。现实的难题在于，媒体人长期沉浸在充斥着消极、冲突和问题的新闻文化中，并不总在服务于公众；对此习以为常的公众，又缺乏对新闻建设性元素的意识；而几乎生发于同期的社会化媒体浪潮，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媒体”信息涌动，新闻不得不积极寻求与公众的协作。这一切都决定着构建一种“更具公众介入性和关联性的积极新闻报道形式”(14)的必然性，意味着媒体要在报道中勇担公共责任、关注公共服务、讲求公共贡献，了解公众心态、洞悉公众日常、参与公众议程，让公众在新闻的阅读过程中提升对建设性项目、创新和方案的参与意识，继而将公众转换为建设性新闻的报道力量。“公共新闻”“公民新闻”“参与新闻”“服务新闻”等一系列西方新闻概念和实践，都能从这一导向上找到共鸣。

2.方案导向(solution-oriented)

方案导向来自“问题解决”这一建设范畴，是建设性的核心来源，也是体现积极性的重要路径。Christians等人曾界定出新闻业在社会进程中的四大规范性角色：监督性(monitorial)、促进性(facilitative)、激进性(radical)和协作性(collaborative)，(15)分别代表着媒体作为“看门狗”为公众代行权力监察的角色，媒体为公众意见表达和争辩提供参与空间的角色，媒体深入社会权力关系结构发起批判的角色，媒体基于与政府互信和共享关系上的伙伴角色。“四种角色”理论试图揭示媒体与公众、政府之间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关系，它有助于厘清新闻业中那些看似自相矛盾的动机、理想和原则。Gyldensted提出“建设性”当为第五种角色，即媒体通过报道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案来推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16)这在理念上似乎直接受益于1998年兴自美国的“方案新闻”，核心区别在于一篇方案新闻报道可以称作建设性新闻，一篇建设性新闻报道却未必包含解决方案。

3.未来导向(future-oriented)

建设性新闻被视为一种未来新闻。它力求给予希望，而希望存在于公众的未来；它尝试报道方案，方案则着眼于世界的未来；它努力实施变革，变革更有赖于未来的记者。建设性新闻记者在报道时应当“聚集于未来，公开地加以追问：‘下一次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好？’由此将公众的论争引导至问题的解决和未来”(17)。建设性新闻推崇的积极心理学研究亦表明，相较于基于惯习的行为，基于目标的行为着眼于未来而非过往，会更加高效。(18)这就意味着在实践层面，建设性新闻要在传统的“5W”新闻之后再加一问——“What Now?”，指出一条通往未来的可行之路和创新之路。在面对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时空维度时，传统新闻讲求时效性，为记录当下有时会追溯过去，而建设性新闻模糊时效性，为成就未来才关注当下、追问过去。这与部分欧美新闻院系开设的“未来新闻”和“未来聚焦型新闻”课程更注重新闻报道技术和环境的未来式存在路径区别。

4.行动导向(action-oriented)

被媒体的数据、观点和方案所激励的公众行动，才是这个世界“民主与进步的基石”(19)，赋予公众以行动的权力和力量便成为建设性新闻的重要导向。以行动为报道的对象，让有所作为的人物案例和鼓舞人心的公众贡献体现出应有的新闻价值；以行动为报道方式，在参与式报道中培养和提升新闻记者的行动能力；以行动为报道的成效，激发多元主体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实际行动。也就是说，建设性新闻应当包含行动框架，包括提供、动员和链接各方社会资源，融入其中寻找共同和相通的行动基础，创造对话与合作的可能。(20)这种在动员和参与中采取并激发行动从而体现新闻价值的报道形式，早在19世纪末的“行动新闻”中就有所体现。如今，西方自媒体的“激进主义新闻”可谓行动导向更典型的代表，只是它的重点在于将新闻活动视为一种强有力的个体行动主义而非建设性新闻的媒体行动主义。

三、为何有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新闻理论的建设价值

有观点认为，“建设性”本是深入西方新闻骨髓的东西，不过是在2008年“重返(re-entered)”新闻界。(21)建设性确有其传承渊源，建设性新闻运动对新闻目标和实践的再审视，并非“巧合”，也非“孤立”现象。(22)如若将建设性新闻放置于整个新闻业各种运动概念的发展系统中加以定位，可以发现，它不仅试图在纵向上与那些先于自己的多个知名术语元素产生或传承、或涵盖、或集成的关系，还具有现实新闻运动的横向聚合力。透视其问的关系网络可以深层次地理解为何会有建设性新闻，它的建设价值究竟是什么？

(一)历时价值：新闻社会公共责任的传承与突显

建设性新闻秉持为公共利益、公众福祉而公正报道的理念，而社会公共责任从来都被视为西方新闻业的灵魂。从19世纪末的“行动新闻(Action Journalism)”，到20世纪末的“公共新闻(Civic Journalism)”，再到今天的建设性新闻，三次新闻变革运动的历时脉络，呈现的是不同时代的新闻业在面对公共责任这一共性问题时所发起的突破性实验，各自代表着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的路径反思，彼此之间构成一种进阶关系。

1.行动新闻：致力于平衡公共责任中理想与商业的关系

19世纪70年代，《哈泼斯周刊》漫画主笔Thomas Nast和《纽约时报》曾以坚持不懈的社论漫画和新闻披露一举摧毁纽约“特威德帮”市政贪腐集团。1897年，赫斯特将这类由记者“坐以待变”走向“起而变之”的社会问题报道和行动策划称为“行动新闻”。(23)同期与之争锋的普利策亦认为也只有行动的新闻界才会将提供“公众福祉”、确保“公共利益”视为己任。(24)美国第一位新闻学院院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办者Walter Williams以公众利益和公共服务为己任的《记者守则(Journalism Creed)》正是在这种“行动新闻”运动的语境下诞生的。(25)行动的媒体一直都是美国历史上一支关键性变革力量，它兴起于美国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的过渡期，正值新闻专业主义雏形初具和大众商业新闻运营初始之时，报道模式由组织新闻转向告知新闻，希望以此影响大众、改变社会。建设性新闻的行动导向显然传承了“行动新闻”的公共责任意识，只是后者体现出的是商业报刊发展早期的报业和报人们平衡专业理想与商业主义之间关系的努力。

2.公共新闻：致力于加强公共责任中媒体与公民的关系

20世纪末期的公共新闻是“业界发起、学界助力的一场新闻变革”(26)。它的兴起包含着一种从告知新闻向对话新闻的转向，在参与和对话中促成公民群体的形成，在公共利益服务中加强媒体与公民的关系，从而突破传统新闻精英化、机构化和单向化的问题，最终实现协商民主的目的。然而，以媒体一己之力促成社群形成、动员公民参与，其间之困难导致这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社会运动”(27)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公共新闻虽然建立在美国的公众社群结构基础之上，显然对源自北欧的建设性新闻实践产生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建设性新闻以公共新闻运动为鉴，业界、学者、机构在其中扮演着相似的角色，有望成为一种影响相当的接力性新闻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建设性新闻又在以公共新闻运动为诫，退而求其次，由培养公民转而改变媒体，发起一次“新闻内部变革运动”。

3.建设性新闻：致力于推进公共责任中公众与世界的关系

同样服务于公共利益，在告知已是常识、对话不在话下的社会化媒体传播环境中，21世纪初的建设性新闻将媒体、记者如何更好地实现对话诉求视为新闻哲学。这个“好”需要通过媒体改变自我来“伞聚”各种建设性因素，以专业新闻的力量实实在在地推进公众与世界的关系，并将此作为新闻运动的突破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建设性新闻同行动新闻、公共新闻一样，是新闻业在面临新的现实条件、社会环境和新闻模式时，围绕专业新闻目标和价值所采取的新思维，即在促进透明、协商的基础上矫正新闻心态、内容及角色的建设之路。正因如此，Haagerup援引了2010年6月苹果创始人乔布斯与默多克共进晚餐时提出的观点来说明当下建设性新闻的必要性：新闻业的问题不仅与金融资本的侵蚀或数字融合的转型相关，新闻业的轴心也不在于自由和民主，而是对世界的建设性或破坏性。(28)

(二)共时价值：新闻专业主义危机的直面与突围

进入21世纪，新闻专业主义危机成为新闻界共议话题，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社会变革、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的结果，其实这也是新环境下新闻的文化、价值和目标已发生变化，而专业新闻的角色却未发生相应改变所带来的危机。建设性新闻与此间涌现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和协作新闻(collaborative journalism)皆以解决新闻专业主义危机为己任，三者在新闻报道主体认定方面存在差异，组构了一幅直面新闻专业主义危机的共时图景。

1.公民新闻：新闻专业主义危机的致因

21世纪“informatization(信息化)、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individualization(个人化)和informalization(非官方化)”的“4I”社会环境直接导致了公共领域中公众和媒体的深刻变化。(29)公众从“社会尽责公民(Dutiful Citizen)”开始向“自我实现公民(Actualizing Citizen)”转变(30)，他们关注个人与民主而非组织与权威，随之而来的是长期贡献其间的媒体不得不面对新闻专业的褪色，面对媒体权威的消解和公众信任的磨蚀。“人人都是记者”的公民新闻作为一种以新媒体技术、新社会环境为基础的新闻变革运动得以风起云涌。比照前文所述建设性新闻的公众导向，公民新闻确实与之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同时也有诸多差异，公民新闻中的“公民”是一种相对政治化的表述，建设性新闻对“公民”的诠释则更加宽泛和丰富；前者侧重政治民主建设，后者偏重社会民生解决。相形之下，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公民新闻依托公民的新闻主体性，建设性新闻则强调记者的新闻主体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公民新闻是导致新闻专业主义危机的因素之一。

2.协作新闻：新闻专业主义危机的破解

协作新闻指“媒体机构和专业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引入外部力量，包括普通公众或非营利机构，来协作完成新闻报道，实现资源互补和效果最优”。(31)其技术前提是Web2.0，即由节点及节点问关系构建的网络模式成为新闻传播的基础，链接和互动成为新闻生产的关键概念，也就是“新闻2.0”。协作新闻的生产主体依然是媒体和记者，根据协作方的不同，拥有“对话新闻”“参与新闻”“互动新闻”“介入式新闻”“链接新闻”“网络化新闻”“开源新闻”等多种新闻协作模式。包括公众在内的外部力量通过贡献事实、交流观点、提出问题、提供方案等形式与媒体和记者协作完成新闻报道。这种对公众和机构参与性及行动性的强调实际与建设性新闻有着神似之处，只是它与建设性新闻的介入向度截然相反，前者主张公众作为媒体外部力量的新闻生产能动，后者注重新闻作为社会、社群外部力量的问题解决能力。

3.建设性新闻：新闻专业主义危机的突围

面对新闻专业主义时，公民新闻实际在加剧危机，协作新闻尝试着破解危机，建设性新闻则不过是试图在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下实现危机突围。它一直在强调自身对消极报道传统的抵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补充。它的报道仍然致力于准确、真实、平衡和必要的批评，只是更多地以积极的元素、解决的态度、变革的目标，以赋权于民、赋能于世的方式来报道新闻。同样是在信息社会和网络技术环境中讲求公众参与，建设性新闻与公民新闻、协作新闻有着显著不同的参与方式。它基于行为科学的积极心理认知，更加强调记者报道选题的多元、采访介入的方案、信源采纳的包容、引领参与的主导。建设性新闻仍在“以最严格的方式遵循传统的新闻实践和规范，只是在报道方面有了新的层面，通过将焦点从报道社会问题转移到了解决社会问题上，通过创造更全面和更具代表性的世界图景，保有客观和准确的新闻理想，承担着为公共领域带来有效解决方案的责任”(32)。

(三)内在价值：消极报道传统批判的集成与突破

在挑战和批判中界定，是新闻改革的共性，如果将西方历次新闻改革加以归类，建设性新闻与1997年提出的“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1998年发起的“方案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具有本质的相似性。它们均源起于对主流媒体消极报道传统的建设性批判，属于同一思路下结出的不同果实。也正因如此，和平新闻的创始人和方案新闻的倡导者都热衷投身于建设性新闻运动。

1.和平新闻：批判消极的战争新闻报道

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新闻与战争的公众讨论和学术研究，和平新闻概念在这一背景下脱颖而出。它批判传统战争新闻报道的暴力、宣传、精英和胜利取向，鼓励以和平、真相、民众和解决为取向进行战争报道，其终极目的在于减少人类痛苦，增加人类幸福。(33)可见，建设性新闻不仅在概念界定方式上对其有所借鉴，最终目标也与之志同道合。这从2019年1月，和平新闻创始人Johan Galtung在建设性新闻年度会议上发表演讲，2019年2月《卫报》建设性新闻专栏《正面》刊登了他的专访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两者的原始关联在于“积极”。加尔通对和平新闻的关注源自他作为和平研究泰斗和冲突协调专家对“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理论的独到理解、认识和实践。他认为单纯的“去除或减少暴力”只是一种与暴力相对的消极和平概念，他更相信积极和平的活力，那是一种“非暴力的和创造性的冲突转化”(34)。

2.方案新闻：批判消极的社会新闻报道

不同于和平新闻另辟蹊径与传统战争报道分庭抗礼，方案新闻将视线投向了对社会问题消极报道的批判。从消极“揭示问题”到积极“解决问题”，方案新闻认为报道心态要乐观积极，报道内容立足于解决方案，报道功能强调社会责任，报道理念主张赋能于公众。(35)这极易产生一种错觉，建设性新闻就是方案新闻。甚至，McIntyre自己也认为“建设性新闻”一词诞生于1998年美国自由撰稿人Susan Benesh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就方案新闻发起的讨论。(36)该文在为方案新闻举例时指出这是在寻找“constructive stories(建设性故事)”(37)。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最显著的地域差异，方案新闻兴起于美国，推行于北美，建设性新闻源自于丹麦，北欧的推崇度较高。随着建设性新闻的全球交流和影响日益增强，昔日方案新闻的推动者们也开始在业界、学界和教育界全方位追随建设性新闻运动，目前呈交叉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3.建设性新闻：批判消极的新闻报道传统

同是批判新闻报道的消极传统，建设性新闻的诠释力、适应力和推广力皆强于和平新闻和方案新闻。它秉持传统新闻批判的共同立场和“造福人类”的一致目标，通过采取“积极+解决+建设”的集成模式，在范畴建设上包含了和平新闻和方案新闻。和平新闻是建设性新闻在战争报道这一特殊领域的报道形式，方案新闻则成为具有解决导向的建设性新闻。不仅如此，建设性新闻更是在推广理念上吸纳了两者的经验，在资源调动上吸引了两者的支持。这种聚核优势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方面，建设性新闻并未把自己剥离于主流媒体之外，分享善行、力推善治的同时，依然承诺保有传统新闻核心职能，不去否决性替代，只是建设性的补充；另一方面，建设性新闻也没有无视自己所处的新媒体传播环境，而是突破了单纯的“积极性”和“解决性”，以提供公共服务、谋求公众福利的建设性为落点，建立与非主流媒体、非专业新闻的共鸣和协作。

四、结语

总体而言，建设性新闻客观上在反映一种新闻思维、满足一种新闻需求、担负一种新闻责任，主观上又在提供一种新闻方法、尝试一项新闻创造、推动一场新闻整合。而在现实实践中，它既有就新闻公共责任树起新一轮运动大旗的可能，也有在新闻专业主义危机中突围的愿望，更有博采消极新闻传统批判众长的志向。它不仅有源起对象，也有效仿对象，更有吸纳对象，不同于意在替代专业新闻的“另类新闻”，它的出现是对西方新闻传统的纠偏和补充，体现出了西方新闻专业理念本身的多样性、传承性、变革性和创新性。

当然，同历次、各类西方新闻运动一样，建设性新闻也在面临质疑和批判。最为常见是建设性新闻有损于新闻客观性：如果说消极的新闻不客观，积极的新闻同样无法客观，以积极报道的姿态卷入新闻报道更加难以客观。建设性新闻的推动者们正在试图以原则的多样化和导向的多维度来弥补和回答这一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它的边际显得过度开放包容，只是随之而来的质疑便是建设性新闻的概念过于模糊：伞式理论并非“筐式理论”，仅仅基于积极心理学能否在理论上网罗所有新闻术语？在这个问题上，建设性新闻若能对其伞式术语所覆盖、辐射和关联的历次、各类新闻术语进行关系网络分析和界线切割，或许能避免重蹈过往新闻改革的覆辙。此外，由丹麦记者发起的建设性新闻，在北欧能为媒体机构所接纳，在非洲会得到新闻记者的认同，而在英美更多的只是公共媒体和高级纸报的专栏实验。这就提出了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对特殊语境有严重依赖的建设性新闻能走远吗？的确，国家政治体系、国际传播地位、媒介体制土壤的差异似乎难以让建设性新闻在全球范围内呈燎原之势，“拥有相对强大的公共服务、多元主义和通过合解与协作解决问题传统”(38)的北欧国家显然更易于建设性新闻的推广。

尽管如此，旨在以新闻造福人类的“建设性”新闻取向依然具有全球性价值。将新闻冠以“建设性”，在中国并非完全陌生，曾出现在两个颇具时段特征的学术讨论中，与西方概念存在明显差异，也有关联之处：一是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闻批评与舆论监督的建设性(39)，其二是在新千年之初学界关于新闻价值与专业主义的建设性提法。(40)这两个阶段的“建设性新闻”，容易因早于西方理论生发而在国内学界产生彼此不分的误读，更可能因为只虑及土壤不同而无视彼此之间的相似之处，最终错失了专业新闻的“建设性”本身在社会化媒体传播时代所具有的中西殊途同归的全球性价值。如此明了之后，再归返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许可以更好地互为他山之石，创造共同为全球新闻学新进路贡献力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