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之特点

要讨论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特点，我们首先要厘清“浙东”的概念。“浙东”本是一个地理概念，意为浙江（即今钱塘江） 以东地区。作为一个政区的“浙东”，其发展沿革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先秦时，浙东属于越国的辖境。秦汉时期，浙东地区属于会稽郡的一部分。自孙吴割据江东，浙东始分设郡县，当时的会稽郡、东阳郡、临海郡均在浙东地区。东晋时，又分浙东临海郡设置了永嘉郡。浙东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最早也是出现在东晋时期。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因平定苏峻之反的需要，使会稽太守王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所谓五郡，即上述四郡及新安郡，新安郡的一部分在浙江以东。这是为战争需要建立的军事管理区，也是浙东地区形成的最早的独立的管理区。浙东地区最早设立为独立的政区当在宋文帝永嘉三十年（453），当时刘劭叛乱，将浙东五郡立为会州，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改会州为东扬州。隋开皇中州废。唐前期，浙东地区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区，属于江南东道的监察范围。通过分设郡县，原来的浙东五郡分成了越、衢、婺、台、明、处、温、睦八个州。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以此八州设浙江东道节度使，浙东地区首次成为以“浙东”命名的独立的政区。北宋时浙东、浙西合为两浙路，南宋时除严州（即睦州）属浙西路外，其余七州（其中越州升绍兴府、明州升庆元府、温州升瑞安府）为浙东路。元代皆改为路，此七路设浙东道宣慰司，是江浙行省的一部分。明代七路皆改为府（其中庆元府改为宁波府、瑞安府改为温州府、婺州路改为金华府），但七个府并不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区，而是属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俗亦称浙江省）。清代相沿不改。至今日，浙东地区形成了绍兴、宁波、舟山（由宁波分出）、台州、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八个地级市，浙东也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区。

而浙东学术文化，则既包括历史上浙东学派的学术文化，也包括历史上浙东地区的学术文化。将浙东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名称，最早是章学诚提出来的，其《文史通义》中有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浙东学术》。不过章氏只是指出了浙东之学的学术旨趣和治学特点（如“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并未划定浙东学术的具体范围。二十世纪初宁波籍的史学大家陈训慈、张其昀、何炳松等纷纷涉足对浙东学术文化的探讨，而张寿镛先生搜罗一郡之典籍编辑而成的《四明丛书》掀起了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小高潮。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浙东学术文化的研究在当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概念的界定上也出现了不少专篇论文。这二十余年是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如果说，前贤们的研究是对故乡历史与文化的搜索、总结、沉思、怀念的话，那么，新时代的研究就更偏向于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弘扬、创新、实践。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八九十年代为第一个阶段，二十一世纪后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传承，主要成就表现在纯学术研究上的进一步深入；第二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则是突破，是学术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交流范围的不断拓展。并且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研究者立足历史与文献，关照当代与社会，将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与创建宁波和谐社会、塑造宁波城市精神紧密联系，从而从书斋走向社会，从理论走向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具体来说，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立足前贤研究成果，界定浙东学术文化概念的内涵。

1984年，宁波召开了“黄宗羲与浙东学派学术讨论会”，这是当代宁波对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肇始。其后二十余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始终坚持着陈训慈、何炳松等前贤的学术精神，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不少突破。首先，学者们厘清了浙东学术文化的概念，梳理了浙东学术文化的渊源与发展。历史上关于“浙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实学”等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与描述，并且因此而引起了许多争议和反思。在反思中，学者们提出了“浙东学术文化”的概念，并以此对浙东地区自东汉以来的经学、哲学、史学进行了全面的爬梳和检讨。他们认为“浙东学术文化”的时间上限应该远溯至东汉王充，然后包括两宋的事功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浙东史学、晚清的浙东学术，而以王阳明代表的心学和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为中心和重点。

二、确立浙东学术文化的历史地位。

浙东学术文化早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比如王阳明的心学是汉文化圈的共同哲学；黄宗羲被称为“中国的卢梭”，当今中国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农业税，其理论也来源于著名的“黄宗羲定律”；抗日战争时期，万斯同不仕异朝的气节是抵御外侮的一面旗帜。关于浙东学术文化的历史地位，学者们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中国有学术思想史，自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始；发展数千年的中国哲学，专门讨论史义者，则推章学诚一人；史学家以纯真精神，表彰气节，发明幽隐，留真历史于危难之际，浙东史学家表现最为突出；真正的史学家，必须以学者兼为思想家，浙东史学家博罗文献，兼治理学，具备了学者与思想家两个条件。

三、提炼了浙东学术文化的精神。

学者们认为，浙东学术文化的思想特征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学以经世的为学精神；转移风气、领异立新的学术品格；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 从其思想特征中，学者们又提炼了浙东学术文化的四个精神：主体自觉——浙东文化的鲜活灵魂；开拓创新——浙东文化的本质内涵；经世致用——浙东文化的最高宗旨；博纳兼容——浙东文化的恢弘品格。 把握和定位浙东学术文化的思想特征，是学者们十分关注和讨论的一大热点，是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理论研究完成了从共性到个性再到共性的飞跃，并为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实践化铺垫了理论基础。

四、突破了学术研究方法，拓展了学术研究领域。

从前的学者，独处书斋，冷坐板凳，于郁郁书城中检索资料，于浩瀚文献中搜寻线索，所得、所感、所悟，都是个人积数十年功力后的灵光一现。而现在的学术研究更注重交流，用他人的思维火花点燃自己的思想之原，以他人的角度观点弥补自己的缺憾遗漏。所以，当代的浙东学术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某个研究机构主办的大型研讨会议为载体，集中该领域顶尖学者，对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比如2008年12月召开的“纪念万斯同3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以天一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一场国际明史界的盛会。此次研讨会专家云集，许多论文在研究万斯同的学术思想和《明史》的编纂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效果，也大大提高了天一阁在学术研究上的地位。除了举行学术研讨会之外，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还采取了其他的各种有效手段。比如为了推进和深化浙东学术文化的健实发展，2000年，宁波大学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浙东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宁波行政学院成立了“浙东学术文化研究所”。中心和研究所是浙东学术文化的合作研究平台，使本地学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全国各地的专家拥有固定的长期的交流，弥补了研讨会一时一地的缺憾。为了让研究成果向大众展示，让市民熟悉，2005年，几位学者在《宁波日报》及网站上同时开辟主题为“弘扬宁波精神，开拓美好未来”的专栏。专栏语言平实，深入浅出，立足浙东学术文化，将宁波城市精神娓娓道来。这是一种新型的学术研究方法，它摒弃了案头的封闭而走向媒体的开放，摒弃了学者的单向输出而走向大众的互动交流，将历史遗产与社会生活相联系，使浙东学术文化研究获得了实践性效果。

囿于“浙东学派”的概念，前贤们研究往往局限于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但是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范围要大得多，它是与浙东商帮文化、慈善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藏书文化等相并列的一个地域性的学术脉系，同时，它又是其他一切文化的基础与核心。当代的浙东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相较前辈而言有很大的拓展，它以浙东经史之学研究为重点，囊括了东汉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浙东朱学，以及一切浙东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 2007年与2009年宁波各举办了一次“王应麟与《三字经》”的学术研讨会，可见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已延伸到文献考据、学术世家等的领域了。然而，以上所述仅仅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进入新世纪以后研究者将目光投射到浙东学术文化与宁波当代社会的联系上，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2000年，“宁波主题文化研讨会”召开，学者们开始涉足城市主题文化问题，他们一致认为，研究主题文化、提炼宁波精神必须从研究传统的学术文化开始。 2007年，浙东文化论坛召开了以“浙东文化与宁波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再次将焦点对准宁波的社会发展。可见，浙东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已从理论拓展到社会，从历史延伸至当代了。

综上所述，自八十年代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浙东学术文化研究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它传承了前辈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和丰富广博的精神遗产，不仅在研究深度上提炼了浙东学术文化精神，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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