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综述

多学科把幸福感作为研究对象,其反映个体幸福的主观感觉,也能作为衡量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关键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幸福感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教育作为社会进步的基石,其给个体生活造成的多维度影响愈发明显,受教育程度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直线,剖析受教育水平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把握,还为提高国民幸福感给予理论支撑。
　　幸福感是深刻且复杂的词,关联到多门学科与多个领域,并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以及学科背景里,对幸福的理解及定义各有不同,幸福感被理解为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情感跟认知双重衡量,体现了个人对生活意义的领会和满足情形,此主观判断对个人的生存状态及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目前的研究多数把主观幸福感指数和幸福感当作评估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在少量西方研究文献里面,“生活质量”和“幸福”一般被当作同义词来交替运用。当前学术界对迪纳提出的“主观幸福感”定义持普遍认可态度,反映个体根据主观标准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考量,其核心要义体现快乐主义倾向,重点分析个体对其生活总体幸福状态的主观评价,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观幸福感学术研究拉开序幕,其发展轨迹呈现由外向内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哲学的思辨走向科学的实证；由理论探讨拓展到社会应用范畴；再到学术研究往实践里提升幸福感延伸。这些转变促进了当代“幸福革命”的形成。
　　不同学科皆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经济学家聚焦收入与幸福感的关联,心理学家关注身心健康跟幸福感之间联系,社会学家考察受教育水平跟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但各学者的观点未能达成一致,有学者通过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跟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即个体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其主观层面的幸福感越明显,受教育程度提升可显著增进个人幸福感。还有学者觉得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无影响,甚至还存在负面效应,受教育程度的升高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到人们主观幸福感,但控制好收入水平后,受教育水平跟幸福感之间呈现负相关态势,接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其幸福感越差。部分学者就受教育水平与幸福感的负相关关系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其认为不肯接受教育的人一般把教育当作负担,要是受教育程度持续升高,个体对生活的要求也许会跟着提高,若预算不充裕,教育投资会变成压力,进而影响个人体验到的幸福感。更有学者指出,受教育水平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变动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这一情况受外部因素制约,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对象一般感到更幸福,在不同市场化水平的地区,教育回报与幸福感的影响一直呈正相关关系,以时间的角度审视,高等教育扩招前,教育回报显著拉高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自扩招开展后,该影响的显著性已消失。
　　还有分析结果证实,教育背景对幸福感的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城市居民幸福感的教育回报率随外部环境浮动,学历层次较高者普遍幸福感更明显,在不同市场发展阶段的地区,教育投资回报与幸福感长期呈同向变化,从时间演进角度观察,高校扩招全面启动前,更高的教育回报直接增强城市人群的幸福感；高等教育扩招启动后,教育回报的显著促进作用已消退。也有学者把婚姻当成受教育水平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有学者宣称,教育助力人们在婚姻当中找到更合适的另一半,进而达成更稳定又长久的婚姻纽带,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婚姻里往往更和睦,离婚的比例相对不高,这部分人群结婚相对较晚,而且经济情况较为良好。具备良好教育程度的女性更易维持婚姻的安稳,更少去做离婚或再婚的选择,并且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更倾向挑选与自己教育背景相匹配的配偶,这利于他们在生育、养育等事宜上进行沟通协调,实证分析揭示了教育水平与幸福感受的间接相关性,从间接作用看,教育对幸福的影响体现在经济和非经济两个层面,就经济角度而言,学历层次提高可促进居民收入上升,由此促进幸福水平的上升,从非经济维度来看则体现为,教育水平提升或许会削弱人们对道德规范及社会不公的接受程度,进而削弱主观幸福体验。实证结果说明,受教育程度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其部分作用机制依托于身体状态、社会阶层、休闲质量及人际关系的变化,该中介过程部分实现了影响因素间的过渡传导,职业收入发挥中介作用的维度上,仅在男性样本中显现显著,然而在女性样本中未发现明显的中介作用。
　　教育不只是知识积累这么一个过程,更是个体获取经济资本、拓展社会人脉、提高生活档次的重要路径,尽管受教育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以及中介变量的调控,但明明白白的是,教育在提升个体生活质量与社会整合能力方面有关键意义,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把社会交换理论跟教育社会学视角整合在一起,仔细探究不同社会背景下教育跟幸福感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进而为增强全民幸福水平、优化教育政策提供更稳固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文章来源：《经济导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5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