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到融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国家战略。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遵循，从城乡关系视角剖析乡村衰落的历史成因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研究认为，城乡关系演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乡村振兴的本质是调整城乡生产关系，破除生产要素城乡流动壁垒，最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乡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但乡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凸显，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城乡发展战略的重要转向。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演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等基本原理，为研究乡村振兴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引。

 　 一、乡村衰落的历史成因：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分析

　　（一）城乡关系演变的三阶段规律。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指出，城乡关系随生产方式变迁经历“混沌一体—分离对立—融合发展”的辩证发展过程。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手工业与农业未分工，城乡呈现以乡村为主导的低水平混沌状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这一分离拉开了城乡对立的序幕。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发展，城市成为社会生产中心和财富集聚地，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同时造成了城乡的尖锐对立。进入后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让城乡关系逐步走向新的融合。

　　（二）城乡分离对立的制度根源。城乡关系走向分离对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更受特定生产关系制约。从生产力角度看，工业与农业分工、城市产业集聚发展，是人类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城乡分离演变为城乡对立的根本制度原因。城市成为资本的堡垒，乡村则成为资本扩张的牺牲品。

　　（三）中国语境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特殊性。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市场经济自发演变的产物，而是工业化战略与制度安排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国家实行了“以农补工、城乡二元”的发展战略，农业剩余为工业化原始积累提供了支撑。这一战略在当时具有历史必然性，但长期发展让城乡二元结构固化为制度壁垒，即便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引入松动了部分壁垒，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仍存在诸多梗阻。

　　二、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2]。乡村振兴的实现，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三者相互支撑、协同推动。

　　（一）生产力向度：物质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力高度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传统农业因劳动生产率低下，难以创造足够的经济剩余支撑乡村繁荣。现代乡村经济需要突破传统农业的单一结构，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当前，农产品加工业、农村电商、乡村康养等新产业的兴起，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发展动能。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工农业之间的传统界限将逐渐模糊，二者将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实现新的结合。

　　（二）生产关系向度：制度变革的反作用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层逻辑，是通过自觉调整城乡生产关系，破除制度性壁垒释放乡村生产力。城乡二元结构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制度固化。户籍、土地制度的城乡分割以及公共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向，其负面效应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日益凸显。调整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具体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赋予农民充分财产权利，健全城乡统一要素市场促进资本、技术、人才向乡村流动。

　　（三）上层建筑向度：国家战略的能动作用。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在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目标引领，乡村振兴总要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时间表、路线图，凝聚了社会共识，指明了乡村发展方向；二是制度供给，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城乡融合制度壁垒，完善乡村发展制度体系；三是资源配置，借助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乡村资源配置不足，缩小城乡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3]。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内在联系，乡村振兴不是要孤立地发展乡村，更不是要逆转城镇化进程，而是要在城乡互动中重塑乡村价值，推动城乡在产业、要素、公共服务等方面深度融合，共创现代文明。

文章来源：《安徽科技报》https://www.zzqklm.com/w/qt/353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