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效率是在考虑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前提下，经济活动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又好又快水平。一般而言，采用单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所对应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生态效率。经济活动个体的负外性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负外部性只依赖市场“无形的手”调控会导致市场失灵，此时政府对于环境保护制定的相关政策尤为重要。最早学者们将环境规制的含义界定为政府的直接规制，即政府以行政命令为主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干预，手段包括禁令、非市场转让性的许可制等。随后，环境税、补贴、押金退款、经济刺激手段同样具备环境规制的功能，环境规制的含义被修正，概括为政府对环境资源利用直接和间接的干预，涵盖行政法规、经济手段以及利用市场机制政策等。生态标签、环境认证、自愿协议的实施，环境规制的含义再次被修正，不仅包括了政府的命令控制型规制，还包括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性协议等。

学者们研究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两方面展开。关于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环境规制能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钱争鸣和刘晓晨（2015）研究认为在一定范围内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群体性调整内部结构，驱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使生产更加绿色化。二是环境规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张华等（2014）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三是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显著或者负向影响。傅京燕、李丽莎（2010）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影响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姬晓辉和汪健莹（2016）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发现外商投资规模、开放化程度和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于生态效率由负面作用变为正向溢出。

综上，大量研究关注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但鲜有研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本文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为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生态效率测算

本文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评价样本的生态效率，不仅考虑了环境污染这种“非期望产出”，区分有效DMU之间的效率差异，同时解决了径向模型对无效率的测量没有包含松弛变量的问题。借鉴姬晓辉和汪健莹（2016）等研究方法，选取的投入变量为:（1）劳动力投入，为历年年末从业人数；（2）能源投入，折算为标准煤单位的能源消耗总量；（3）资本投入，采用单均豪（2009）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的年末固定资本存量。（4）水资源投入，为工业用水总量。产出变量为:（1）期望产出，经济发展总量，以地区实际GDP表示；（2）非期望产出，为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及二氧化硫排放量。相关数据分别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

根据测算结果，区域生态效率强度接近1，表示该区域以较小的资源消耗创造出较高的区域经济效益。反之，区域生态效率强度接近0，表示该区域的高经济效益是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与数据

借鉴STIRPAT模型，本文模型设定如（1）式，因变量为区域生态效率（EE），自变量为环境规制（ER），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率（Urban）、人均收入水平（Pgdp）、研发支出水平（Tech）、产业结构（IS）、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以及对外开放程度（OPEN）。考虑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故将环境规制对数值的二次项加入模型。为了避免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绝对数变量均取对数，相对数变量不取对数。

其中为控制变量，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白噪音项。

参考张江雪（2015）的分类方法，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分别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万元）、排污费收入（万元）以及环境信访人数（人次）表示。使用的是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的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测算模型计算出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值。城镇化率即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人均GDP即经平减后的实际GDP与总人口之比表示；技术水平使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表示；产业结构使用第二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使用经当年年均汇率调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对外开放程度使用经当年年均汇率调整的当年进出口总额表示。本文选取除西藏和港、澳、台之外的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

2.2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各变量分别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0001，拒绝原假设，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将生态效率分别与行政控制型（ER1）、市场激励型（ER2）、公众参与型（ER3）及其二次项以及其他变量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环境规制对数的一次项符号为正，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行政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数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21、0.080、0.061，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改善的促进作用最大，公众参与型次之，行政控制型最小。随着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开展、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效果明显。但是，行政控制型环境规制，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使区域生态效率获得同等水平的提高，执行行政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成本将会提高，这使得其改善区域生态效率的效果大打折扣。加入环境规制二次项后，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显著地非线性特征，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非线性特征有所差异。其中，行政型环境规制一次项符号为正，二次项符号为负，显著呈倒“U”型特征，当前我国环境行政执法力度较强，行政控制型环境规制将抑制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数的一次项符号为正，二次项符号也为正，呈“U”型特征，目前处于上升阶段，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改善具有促进作用，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不显著。

就控制变量来说，城镇化对区域生态效率改善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污染程度逐年下降，区域生态效率大大改善。技术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改善具有促进作用，但因环境规制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行政控制型环境规制情况下，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为代表的行政控制型环境规制，使企业产生“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范式，不利于激发企业进行技术革新，从而技术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没有明显的作用。在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情况下，排污费和环境信访会激励企业增加经费投入，开展技术研发，以降低生产成本，此时技术水平的进步会有效改善区域生态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生态效率改善具有显著地抑制作用。在我国，部分地区为了吸引外资、增加就业，对引入的企业降低环境标准，成为了污染企业的“避难所”，从而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较为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区域生态效率不断恶化。另外，财富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对区域生态效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对区域生态效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其三者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3  结语

研究发现，行政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改善效用最强，行政控制型提升效果最弱。三种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城镇化率、技术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区域生态效率有显著影响，对不同生态效率地区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一下几点建议。第一，进一步提升我国低生态效率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目前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普遍较弱，应提高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标准，并建立有效监管机制，防止企业为降低排放标准而进行的寻租行为。第二，提高研发投入。增加中、高生态效率地区科技创新投入，开发使用清洁能源、研发绿色生产技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低生态效率地区通过其它地区新技术的扩散和溢出效应，提高本地区绿色生产技术水平，改善生态环境。第三，理性引进外资。提高外资准入的环境标准，减少外资引进对生态环境的负向作用。权衡外资引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成本，主动选择绿色经济效率较高的外资企业，加强对外资企业引入后的监管，避免成为外资企业的“污染天堂”。

本文来源：《企业科技与发展》：http://www.zzqklm.com/w/qk/21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