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徽商研究

地域性商帮的出现是明清时期商业发展中的重要特征，徽商、粤商及晋商、浙商、苏商等商帮在明清社会经济整体结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促进区域互动和商业繁荣等诸多层面上具有重要的功能。“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明清时期的徽商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地域性商帮之一，他们依托四通八达的运河网体系，走南闯北，用自身的商业智慧和辛勤经营，逐步构建起了彪炳史册的商业神话，至今依然为世人所称道。

必须要明确的是，徽商的兴起与运河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徽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以运河为主的水路为货物主要运输方式，南起余杭、北至京津地区的大运河为徽商的崛起乃至称雄商界长达三百余年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是四通八达的运河网体系成就了徽商的商业神话，这是目前学术界的普遍共识，《试论大运河在徽商兴盛中的作用和影响》（余敏辉，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05期）、《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及其社会活动研究》（郑民德，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03期）等多篇专题论文对此有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是目前这一主题层面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值得相关主体的认真参阅。本文以下将紧密围绕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徽商这一宏观性研究命题，依托多元化的材料，重点阐述和考察徽商的兴起与商业经营活动与运河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运河区域的徽商及运河区域内徽商的经营、文化交融等诸多方面集体阐述这一内容，以和学界同仁交流互动。

一、明清时运河区域徽商的商业活动探析

徽商是明清时期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商帮之一，其主题研究近年来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徽商的兴起与徽州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直接联系，徽州地区四面环山而土地贫瘠，不适合农业耕种，徽州人生计艰难，不得温饱，而天无绝人之路，徽州当地盛产茶叶、木材等物资，特别是文房四宝用品在国内享有盛誉，大有销路，于是徽州商人四处闯荡，贩卖当地的优势物品，逐渐催生了徽商这一商业群体。据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徽商这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形成于南宋时期，南宋时由于政治中心的南迁（临安），加之长江三角洲地区物产丰富等独特优势，徽州府商人开始逐步壮大并形成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商帮组织，而“徽商”这一命题的出现是明朝成化年间，对这一结论虽多有异议，但明朝中后期徽商的崛起是一个基础性的命题。明清时期徽州商人走出徽州府而产生全国影响的过程中，运河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试论大运河在徽商兴盛中的作用和影响》（余敏辉，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05期）一文中阐述到的那样，运河为徽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徽商的发展轨迹基本依照运河水系而逐渐铺开，因此徽商的发展离不开运河，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

徽商的发展与崛起依赖于运河的滋养。新安江作为徽州的母亲河，直通大运河的南端杭州，这一定意义上是徽州商人走出群山环绕的封闭环境、走向开放式大运河水系的生命线，为徽州商人打开了一个审视全新世界的窗口，这一段线路是众多不甘平凡的徽商离开家乡、踏上广阔商海的第一站，在徽商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意义，早期的徽州商人就是通过新安江将本地的木材、文房四宝等物品贩卖到杭州等工商业城镇的，如徽州人很早就开始种植杉树，“女子始生则为植杉，比嫁斫卖，以供百用”（转引自《明清徽商在长江中下游的经营活动研究——以盐业、典当业、木业、茶业为中心》，王月疏，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7年，第11页），而依托于新安江等水系的水运由于价格低廉、安全等优势，是徽商运输木材的重要途径，对徽商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而大运河的南段杭州是徽商走向全国、闯荡天下的第一步，杭州与新安江相通，而作为钱塘江的入海处，杭州在大运河整体体系中的角色是独特的，这里水路交通发达，物产丰富，粮食等基础性物资供应全国，商品交易十分频繁，这为徽州商人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从徽商整体的商业活动布局而言，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徽商逐利的主要战场，这里水系发达，湖泊纵横，距徽州较近，经商环境得天独厚，这一定意义上是徽商得以在此地区长期驻扎的重要原因，据相关史料的记载，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数量庞大，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是全国重要的商品交易市场，而徽商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广阔的市场，他们散布于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杭州等商业城市，主要从事茶叶、食盐以及粮食、木材等的运输与贩卖，与晋商等地域商帮进行既合作又竞争的商业活动；毋庸置疑，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最终成就徽商的重要因素，不怕艰难的徽商实际上高度重视依托长途贩运而获得商业利润这一重要途径，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徽商甚至依托山东地区的运河水系持续向北拓展其商业圈，其势力延伸到了今天的京津地区，甚至有徽商从事海外贸易，着在一定意义上极大地延伸了徽商的影响力，因此整体意义上的大运河水系是成就徽商商业神话的基础，王健、瞿凌锋等学者曾撰文指出，是贯通南北、承接东西的大运河使徽商“从边缘走向中心”（解放日报，2019年11月20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明确了徽商于大运河的紧密关系。

二、明清时运河区域徽商文化的传播研究

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经贸交流的河流，同时也是一条文化交融的河流，运河在促进区域文化交流交融过程中的作用是较为明显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大运河区域徽商的经济贸易状况，同时也要探究运河区域内徽商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命题，大致上属于运河文化的研究范畴。实际上从本质上而言，人员的跨区域流动过程同时一定是一个不同区域文化的互动过程，这是一个社会学中基础性的命题，而明清时期徽商在运河区域内的经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地区戏剧等文化的交流互动，推动了区域内文化的繁荣。

就运河区域内文化的交流互动这一特定命题的研究而言，山东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胡梦飞老师的《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研究》（胡梦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一书是目前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主题研究文本，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我们试图探究运河区域内徽商文化的跨区域交融这一宏观性命题。徽商实际上是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特质的群体，他们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河文化上的向心力，“贾而好儒”是其重要特征，因此随着徽商在大运河区域商业活动的展开，一条具有明显徽州元素的文化线路逐渐形成。众所周知地，明清时期最早来到山东运河区域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是徽商群体，明初山东会通河的开辟迅速吸引了大量徽商来此开拓市场，很多徽商长期在山东经商，甚至有的一家几代人不曾离开山东，因此山东地区是徽商活动最为活跃的重要区域之一，他们在济宁等地建有安徽会馆，明朝嘉靖万历时期，山东临清地区“十九皆徽商占籍”，在这样的特定语境下，区域文化的交流互动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命题。徽商在山东地区的长期活动直接影响了山东地区的民间信仰，原来当地不曾有的信仰体系得以出现，此外徽商在山东地区修建的会馆、庭院等建筑，附带着徽州地区独特的艺术审美，这对当地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如徽州商人汪氏在济宁建有豪华的庭院，栏杆等处多有徽雕作品，十分精美，这一过程中徽戏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徽商对戏剧是情有独钟的，他们所到之处就是徽戏扎根之地，因此“商路即戏路”，徽商对徽戏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清乾隆时期徽商支持“四大徽班”进京演出，扩大了徽戏的影响力，促进了各地方剧种在北京的交流于互动，为京剧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结语

徽商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过程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商人团体，徽商所创造的商业神话至今依然熠熠生辉，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我们不断探索。从宏观意义上而言，徽商的兴起和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运河的长期滋养，作为徽州商人运输货物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形式，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为徽商突破“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府而逐利天下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命题，依托这一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线，徽商在广阔的神州大地上一点一滴地打造起了辉煌的商业帝国，推动了运河区域内社会经济文化的良性互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文化的区域性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王云.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J].安徽史学,2004(3):12-19.

[2]余敏辉.试论大运河在徽商兴盛中的作用和影响[J].中原文化研究,2020(5):113-121.

[3]郑民德.明清运河区域的徽商及其社会活动研究[J].中原文化研究,2020(3):108-116.

[4]赵元征.京杭运河文化影响下的山陕会馆与戏曲文化传播研究综述[J].人文天下,2020(16):11-14.

[5]朱汉明.京杭大运河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J].山东水利,2019(6):40-41.

[6]范金民.明清时期运河重镇苏州城的地域商帮[J].人文论丛,2018(2):155-187.

[7]王月疏.明清徽商在长江中下游的经营活动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