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研究

我国对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始于西周时期,据《穆天子传》［1］记载,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巡游现西亚地区,并与当地人民进行音乐交流。汉唐以来,这种关于音乐文化交流的史料记载较多,我国古代音乐传播进入一个繁荣阶段。曲谱是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音乐"有声性"与"无声性"的主要界定依据。我国古代曲谱种类多样,包括文字谱、燕乐半字谱、减字谱、工尺谱等,记载了历朝历代的音乐文化。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输出"和"返输","输出"是对外传播,"返输"是对外传播之后的回归性传播。在"输出"和"返输"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传播媒介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决定了传播的路径与方法。传播学视域下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主要研究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传播者在"输出"和"返输"过程中的差异以及"输出"和"返输"过程中传播媒介的变化等。笔者立足于传播学的角度,对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过程进行梳理,进而就"输出"与"返输"界说、"输出"与"返输"过程中的传播者、"输出"与"返输"过程中的传播媒介等方面展开研究。

一."输出"与"返输"界说

我们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输出""输入""返输","输出"即向外输送,"输入"即向内输送,"返输"即先向外输送,然后由外向内输送。反映在古代曲谱上,"输出"即我国古代曲谱传至海外,"输入"即海外曲谱传入我国,"返输"即传至海外的我国古代曲谱又回归我国,三者是截然不同的。

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主要有"输出"和"返输"两种。"输出"的原因有两种形式,一是由于战争掠夺、外国学者来华等原因,外国人把我国的古代曲谱带至海外。比如《敦煌琵琶谱》于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被发现,后被法国人带至法国,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二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由于躲避战争、传播文化等原因远赴海外,把我国的古代曲谱带至海外,比如《魏氏乐谱》就是明代文人魏双候为躲避战乱远赴日本,在日本为维持生计教授学生中国音乐,其后人将他教授的内容整理为《魏氏乐谱》。可见,这两种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形式是截然不同的,一是由于战争掠夺等原因被动地"输出",二是国人远赴海外主动传播,即主动"输出"。这两种"输出"形式构成了我国古代曲谱的基本传播方式。"返输"的原因也有两种。一是海外文人学者出于对学术研究介绍的需要收藏流落于海外的我国古代乐谱,如日本学者林谦三等人介绍的《敦煌琵琶谱》［2］《敦煌琵琶谱的解读》［3］《全译五弦谱》［4］《琵琶古谱之研究--〈天平〉〈敦煌〉二谱试解》［5］等。二是我国文人学者因为留学等原因在海外发现我国的古代曲谱,顺势把这些曲谱的原件或复印本带回中国,或通过专著和论文的形式介绍这些流落于海外的曲谱。比如钱仁康、陈应时、张前、徐元勇、宫宏宇等学者对流落于海外的我国古代曲谱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这两种"返输"的形式是不同的,其一是海外文人学者出于研究需要"被动返输",其二是我国文人学者去海外留学,主动研究海外留存的我国古代曲谱,进而"主动返输"。

无论是"主动输出""被动输出"还是"主动返输""被动返输",均在不同层面促进了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以及中外的音乐交流。如果没有当年《敦煌琵琶谱》的"被动输出",也许这一音乐文化宝藏早就被遗弃甚至焚毁,仅靠几个看管敦煌莫高窟的僧人,想要保护、传承这批音乐文化宝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没有"被动输出",《敦煌琵琶谱》不会被翻译成五线谱,在国际上引起巨大轰动。可见,音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会使其消亡,反而会让其发扬光大。"主动返输"和"被动返输"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就更大了,比如《敦煌琵琶谱》和《魏氏乐谱》,原本是我国古代曲谱的优秀代表,长期留存于海外,将其"返输"回我国对于我国近代音乐史、文化传播史的丰富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二."输出"与"返输"过程中的传播者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与"返输",其在传播者、传播过程、传播媒介、传播目的等方面均有不同的特点。由于"输出"与"返输"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输出"主要发生在古代,"返输"主要发生在近现代,所以两者在上述几个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传播者根据人物社会属性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传播者和官方传播者。这两种传播者的性质及其传播目的不同,在古代,官方传播者一般是政府组织的、以传播政治和文化为目的的文化交流使者,而个人传播者一般是非官方的,出于个人兴趣、个人生活与文化认知需要进行传播的人。

在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过程中,传播者既有官方传播者,又有个人传播者,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敦煌琵琶谱》《魏氏乐谱》就是由个人传播者传播的。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中带走《敦煌琵琶谱》,明代文人魏双侯东渡日本,带走了《魏氏乐谱》,他在日本广收门徒,讲经说道,传播我国的古代音乐。总的来说,不管是"被动输出"还是"主动输出",伯希和与魏双侯均属于个人传播者。又如1881年,比利时人阿理嗣来华,撰写了《中国音乐》一书,详尽地介绍了中国音乐,书中以五线谱和工尺谱对照的方式收录了《鲜花》《王大娘》《十二重楼》等中国民歌。伯希和、魏双侯、阿理嗣这些个人传播者把我国古代曲谱、近世民歌介绍到海外,促进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还有一类传播者是官方传播者,如一些国家派出的出访使者、教会派出的传教士等,这些人在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我国古代曲谱主要的输出者。比如1902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父万·欧斯特被派到中国的内蒙古地区传教,他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收集了很多当地民歌曲谱并记录下来,如《走西口》《绣荷包》《打连城》等。这些民歌曲谱后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人类学》杂志上。万·欧斯特是受比利时天主教教会派遣来我国传教的,属于官方传播者,他在传教的同时把我国民歌曲谱传播至海外,促进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这类传教士传播音乐的例子不胜枚举。又如清代乾隆年间,英国人约翰·巴罗跟随马戛尔尼使华团来华,作为该团的内务主管,他在访华期间学习了大量的中国知识,并在中国收集了《茉莉花》《老八板》等曲谱,后来《茉莉花》的曲调被运用到歌剧《图兰朵》中。

在我国古代曲谱"返输"方面,传播者一般为个人传播者,但传播行为有"主动返输"和"被动返输"之分。如日本学者林谦三对我国古代曲谱的介绍与研究,日本学者长原春田所辑的魏氏君山《乐谱》和无名氏所辑的《明乐谱》对我国古代曲谱的推介等,这些传播行属于均为"被动返输"。又如我国学者对流落在海外的古代曲谱的研究,钱仁康发表了《魏氏乐谱考析》［6］,张前发表了《魏氏乐谱与明代的中日音乐交流》［7］,徐元勇发表了《流存于日本的我国古代俗曲乐谱》［8］,这些传播行为就属于"主动返输"。

三."输出"与"返输"过程中的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一般包括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广播媒介、影视媒介、互动媒介等。古代的书写媒介一般为甲骨、羊皮等实物;印刷媒介自宋代活字印刷术诞生以来成为古代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包括书籍、报刊等;广播媒介、影视媒介是传播声音和画面的媒介,新媒体时代,这种传

播媒介得到了广泛运用;互动媒介即运用计算机进行传播的新媒体传播媒介。

在我国古代曲谱"输出"与"返输"的过程中,传播媒介的运用各有不同。"输出"主要的传播媒介为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和广播媒介,"返输"主要的传播媒介为印刷媒介和互动媒介。我国古代曲谱一般分为文字谱、燕乐半字谱、减字谱、工尺谱等,文字谱如《碣石调·幽兰》,其现存谱式为唐人手写卷子谱,留存于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燕乐半字谱如《敦煌琵琶谱》;减字谱如古琴谱;工尺谱为明清以来的主要记谱方式。在传播媒介上,古代曲谱各有不同,比如文字谱《碣石调·幽兰》,其传播媒介为书写媒介,而《魏氏乐谱》,其"输出"过程比较特殊,是传播者口头传播,没有通过其他传播介质。印刷媒介是我国古代曲谱传播过程中最常见的载体,比如《敦

煌琵琶谱》等就是以印刷品的形式传播的,《敦煌琵琶谱》在敦煌莫高窟被发现,其和佛经存放在一起,属于纸质印刷品,所以其传播媒介为印刷媒介。自1877年留声机诞生、1898年磁性录音机出现之后,广播媒介初步形成,此后广播媒介成为音乐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我国古代音乐、民歌大多是没有曲谱的,尤其是民歌等民间音乐,大多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播,流传下来的曲谱很少。因此广播媒介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比如万·欧斯特被派到中国内蒙古地区传教,他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收集当地民歌曲谱时,就采取了录音设备录制的方式,记录了《走西口》《绣荷包》《打连城》等经典民歌的曲调。20世纪初,德国学者罗佛等人在上海和北京等地采录融合了笛、笙、京胡、二胡、月琴、琵琶器乐之声的京剧唱段等,也是依靠录音设备来完成的。可见,在我国古代曲谱"输出"的过程中,广播媒介占据了主要位置,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和广播媒介共同构成了我国曲谱完整的传播路径。

在我国古代曲谱"返输"的过程中,主要的传播媒介为印刷媒介和互动媒介。印刷传媒包括在海内外印刷出版的书籍、期刊、报纸等,比如1768年书林芸香堂出版的《魏氏乐谱》,1943年日本山一书房出版的"东亚音乐论丛",经过学者考证的收藏在日本长崎县立长崎图书馆的30种曲谱,日本东京上野学园大学日本音乐资料室所藏的39种曲谱,以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61种曲谱等。这些关于我国古代曲谱在海外留存情况的介绍和海外印刷出版的我国古代曲谱,都是我国古代曲谱通过印刷媒介"返输"的例证。

近年来,在我国古代曲谱"返输"的过程中,互动媒介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播途径。随着20世纪6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和21世纪新媒体、多媒体的普及,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互动媒介逐渐成为传播的主流媒介。在我国古代曲谱"返输"的过程中,互动媒介成为主要的手段。比如赵维平领衔的中国与东亚古谱研究中心,致力于搜集、整理流落于海外的我国古代乐谱,并对这些古代乐谱实行数字化存储,其中包括京都阳明文库所藏的《五弦谱》、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碣石调·幽兰》等珍贵的我国古代曲谱。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曲谱在"输出"和"返输"的传播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当时的传播媒介,从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广播媒介到互动媒介,传播路径非常丰富。可以说传播媒介促成了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与"返输"。

四.结语

对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比如中外音乐交流史的史学角度、音乐文化传播的传播学角度等,每类研究的切入点均有其对应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与"返输"的传播过程进行研究,对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传播媒介进行了分析,描绘了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轮廓。纵观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与"返输"历史,梳理古代曲谱是什么时间"输出"的,什么时间"返输"的对于研究我国古代乃至近现代音乐的传播至关重要。在"输出"与"返输"的过程中,我国古代曲谱得到了更好的保存与传承。

本文来源:《出版广角》:http://www.zzqklm.com/w/zw/73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