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新闻：中国社会的“无意识”之力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社会新闻是一种专门的、拥有比国际新闻与政治新闻更广泛读者群的新闻类型。社会新闻早期大多分散地刊载于报纸不同版面，后来有些报纸将此类新闻归类于专版。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有的报纸如广州《越华报》正式把此类专版取名为“社会新闻”，使“社会新闻”成为一种专门类别，同时代报业论说者也把它作为一种专门类别来介绍与评论，其典型定义包括：“所谓社会新闻者，是专记盗贼奸拐婚姻以及家庭等等琐事，以示别于国际政治新闻而言。”[1]然而，学界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于国际、政治新闻，尚未将它作为专题研究对象，本文将论述社会新闻研究的现状与可能的新路径。

一、难以进入革新模式的研究视野

在传统新闻史的论述范围之内，社会新闻大多只被当成一种尚待印证的史料来运用，它作为一种专门新闻类型，远未得到和它受读者青睐程度相匹配的重视程度，这和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长期取向息息相关。

21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主要取向、方法，是和19世纪晚期激进的中国人开始提倡、推介办报时的理念密切相关的。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是在19世纪末中国人深受甲午战败刺激的历史情境下涌现的，这使中国人关于办报的理论与评论都深深打上了革新、求强、救亡等目标的烙印。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阐述报纸需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作为外部条件；好的报纸则需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自身素质：“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2]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又阐述报纸应当承担的两大天职是：“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3]以后不管报业实际状况如何，报业研究者大多以此为标准来阐述、评判报纸的自身情况与运行环境。

受到梁启超等人所谓“前新闻学”①[4]阶段的诸多论述影响，第一部堪称中国报刊史研究典范的专著——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面世。②戈公振在书中定义了何为中国现代报纸及其起点：“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5]据此，他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确定为中国“现代报纸”的起点：“自基督教新教东来，米怜(William Milne)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其内容有言论，有新闻之纪(记)载，是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6]而在此之前中国已有的邸报，因为是官报，仅仅记载官方政令，没有其他消息和评论，不被认为是“现代报纸”。依此标准，戈氏认为，民国以后社会上涌现的众多商办报纸，因不欲卷入政治漩涡而不揭载评论，也就不能算作是符合标准的报纸。他写道：“夫自常理言之，报馆经济不独立，则言论罕难公而无私。但近观此种商业化之报纸则不然，依违两可，毫无生气，其指导舆论之精神，殆浸失矣。”[7]

作为新闻史研究著作，戈著的价值标准基本沿袭了梁启超那代人对报纸的看法与期待。据此价值标准，它对报纸的定义，强调要“揭载评论”，确保既有高度又趋革新的监督力与向导力；对报史的分期，把不以三大自由为前提、不以评论为重点的邸报划分在“现代报纸”之外；对阐述对象的选择，是专门选取那些他认为有精神追求的报纸作为阐述对象，将“现代报纸”中只求营利、无意论政的那些列为“毫无生气”的异类，不予阐述，仅予批评，没有给著作出版前后正趋繁盛的商办报纸及其社会新闻任何显眼的篇幅。

这种融合了梁启超之价值标准、戈公振之叙史框架的中国新闻报刊史研究模式，为后世新闻史研究者广泛沿用，笔者称之为新闻报刊史研究的“革新模式”。它的特点是把报纸预设为本质上具有现代性的现代化引擎，假定只要排除了运行环境的各种阻力——主要是政治威权的阻挠与迫害，它就会把中国社会引向现代化革新之路。从这个预设前提出发，革新模式一方面致力于检视那些属于“现代报纸”的报纸，发掘其革新内容，阐发其革新思想，审视其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致力于检视那些参与开办“现代报纸”的报人，阐述他们的著述、思想、生平、交往、事迹、遭遇；第三方面致力于阐述新闻行业组织、学术团体，检视这类组织与团体为争取“现代报纸”所需自由环境而作的抗争。

那些着重经营社会新闻而不刊载评论的报纸，因为不符合上述革新模式有关“现代报纸”的标准，常常被弃于研究对象的主体范围之外。拥有大量读者的社会新闻，被认为“无意识”或“无意义”，并且不受研究者重视的原因，除了“种类既多，流品亦杂，或捏造事实，或攻讦阴私，或自堕报格，诲淫诲盗”[8]之外，更因其“无非描写社会间有趣味之事件，以供各级人士之消遣”，[9]放弃了报纸引导中国社会走向革新的“天职”。其中，“无意识”主要是批评这类新闻没有表达出革新立场，只是一味地迎合一般社会意识，如有新闻论说者抱怨社会新闻经营者一味地“迎合社会的下流兴趣”、[10]“只图渔利不顾文化前途”；[11]“无意义”则是指其无意履行监督政府或者民众导师的天职，如1930年蒋介石在对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第一期毕业生训话时说：“总理有言，宣传即教育，故新闻记者应为国家意志所有表现之喉舌，亦即为社会民众启迪之导师”，社会新闻因为无意承担上述职责而被蒋斥责为“无意义之社会新闻”。[12]

作为革新模式的后续发展，1978年以后确立的革命新闻史叙述框架，同样无法将社会新闻纳入研究对象的主体。革命新闻史叙述框架的最典型成果，当属方汉奇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③这两大宏篇巨著在戈氏“古代—现代”(外国人办报—中国人自办政论报刊—中国人自办经营报刊)的叙史框架中，植入了近现代中国人因受西方侵略而寻求出路的革命史主线索。沿着这条主线索，这两部著作将中国新闻史按古代邸报时期、外国人开始在华办报时期、中国人自办报刊时期(初始时期、维新时期、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各时期)逐步递进的思路进行分期、分类描述，体系完整。由于革命报刊史的叙史框架贯穿着“报刊引导革命”的价值标准，而革命属于革新的暴力形态，以迎合社会意识为主要特点的社会新闻，也就不被纳入为革命新闻史研究的专门对象。[13][14]

总体来说，尽管社会新闻在民国成立以后迅速成为多数报刊成功吸引读者的撒手锏，但因为它不符合梁启超以来中国报业提倡者和新闻研究者有关报纸应当承担的天职的期待，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长期居主流地位的革新模式及其后续发展而成的革命史模式，注定不能将社会新闻接纳为研究对象的主体。多数研究在遇到不得不涉及社会新闻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种无法避免的“异类”新闻而记述，另一些则是把它当成有待印证的史料来运用，还有的则是在聚焦阐述特定事件时才对相关社会新闻做出简单的论述。

二、社会新闻研究的契机与优势

步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向开始走向多元，专门、系统的社会新闻研究变得更为可能。这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投入日增，流散于各级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和地方的报刊史料得到全面搜集、整理、出版，再加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许多报刊史料以电子化的方式放在网络上供研究者共享，原来一纸难求的报刊史料变得唾手可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之后，新史料的数量渐减、魅力渐消，原本可用史料更新来掩盖的研究范式僵化问题日益显露。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前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史话语变冷，在更宽广的革新模式当中仍无法解释大众传媒追求营利的现实状况，这促使研究者重新看待历史上多种多样的报刊，重新思考新闻史研究路向多元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同时，逐渐走向僵化的革新模式新闻史，因为倾向于选择那些论政的、趋新的、反当局的报纸与人物来做研究对象，显露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态度的疏离。革新模式在价值标准上预设报纸本质上是要把中国引向革新之路的现代化引擎，这意味着把报纸视为中国社会之外的引导者，而非中国社会内部的参与者。具体而言，它隐含着以下三层意思：一是报纸作为引导者，是“外来的”，有别于“中国的”，所以革新模式下的研究，往往先把报纸与中国社会默认为两个互相独立的历史存在物，再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报纸作为引导者，是更先进、更现代的，中国社会则是更落后、更传统、等待改变的。这决定了革新模式下的研究，往往站在报纸的角度，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中国社会，抱怨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各个层面给报纸带来的阻力，尽管这些阻力其实可能是没有经过小心论证的。三是报纸作为引导者，是主动的，而中国社会是被动的、不值一提的。这决定了革新模式下的研究，大多是单向地论述报纸如何如何，而不是双向地考察报纸与中国社会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说，就是报纸单向作用的典型说法。这种把报纸从中国社会中抽离出来、高高在上的态度，使得这类研究极易脱离社会情境，成为“报刊史在中国”，而非“中国的报刊史”。

(二)深度的欠缺。长期固定的价值标准和叙史框架，使革新模式在经历了早期创造性的构建和后来革命史的发展之后，逐渐变得僵化。许多因循这个模式的报刊史研究者，满足于做简单的描述性研究，少有分析的深度、理论的构建，这使得李金铨所指“流水账”式的报刊史论著[15]层出不穷。如果说专项研究的成果还能通过变换角度来获得新意，通史类著作则是局限在这个既定框架中最难取得创新的。尹韵公发表于1998年的文章就对通史类著作的重复性建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翻开这些著作(指新闻通史类著作)，你就会发现，它们惊人地相似，开头相似，结尾相似，其中篇章结构也相似，连引用的史料也大体差不离。就谋篇布局而言，你的排列组合是一二三四五，我的排列组合是五四三二一，他的排列组合是三二一四五，除此再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大的不同。”[16]

(三)结论的轻率。由于革新模式在价值标准上先入为主，许多研究者未经小心论证，就直接把报纸内容、报人思想当作中国近代化的效果。这在一些以“某报(或某报人)与中国近代化变迁”为主题的著述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常常是在铺陈某人、某报的思想内容之后即宣称“这就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至于这些内容如何或者在何种意义上影响着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作者往往不做深究。事实上，梁启超宣称报纸可以承担“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责任，只是一种理想化表述，在以后中国报刊演化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理想是否实现，在什么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过，都是有待检验的，研究者不应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既定前提来开展报刊史研究。

在这些问题突显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并践行“新闻社会史”研究视角，强调新闻史研究要注重新闻事业与中国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顾名思义，新闻社会史是针对革新模式下新闻史研究脱离历史情境的弊端，要求把新闻或新闻事业放在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中进行研究的路径，它强调新闻事业与中国社会各组成成分的相互关系。早在民国时期，赵君豪就曾针对时人对报纸视之过高的态度，指出“报纸固可指导舆论，而同时亦当受舆论之指导者也”，[17]初步意识到报纸与社会舆论之间关系的相互性。2008年，李彬正式提出名为“新闻社会史”的研究新路径，“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而不是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就人物谈人物。”[18]

这种强调新闻与社会之关系而非新闻之革新性的新视角，可使中国新闻史研究对象的范围得到很大拓展，使研究者得以将目光转向革新模式以外的研究对象，亦即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包括社会新闻在内的各种“非革新”成分。因为，一旦研究者不以引导革新为审视报刊的前提标准，让晚清以来各种各样的报纸、报道、报人都归位于它们在中国社会历史脉络中的实际境况，则晚清以来中国报刊史会呈现出另一番图景，包括社会新闻在内的各种“非革新”成分不仅可被看成与革新成分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价值，还可能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矫正疏离中国社会历史的弊端、深入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与时间脉络的突破点之一。

在考察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外在关联方面，社会新闻恰恰因其在革新模式下的缺点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首先，社会新闻不企图改变社会，专以迎合一般民众口味为旨趣。这在革新模式下被看成是“无意识”或者“无意义”的缺陷，但在新闻社会史视角之下可被看成是一种主动迎合与贴近社会大众的优点，它和政治新闻、国际新闻相比，更加积极地把握、跟随或者反映社会大众的无意识趋向。第二，社会新闻专记日常生活中的鸡零狗碎之事。这在革新模式下被看成是无聊无用的小事情，但在新闻社会史视角之下却可被看成是最广泛记录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组织化文本。因为是由媒介组织——报馆经过组织化采写、编辑、出版而成的文本，社会新闻虽然记事琐碎，却不同于个人日记、随笔等具有强烈的个人体验色彩，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大众作为一个群体的情状。第三，社会新闻叙事方式主观性强。这在革新模式下被看成是不可信赖的史料，但在新闻社会史视角之下却可被看成是社会大众主观意识的一种客观载体。作为一种组织化文本，社会新闻虽然带着浓厚主观色彩来记载琐碎之事，但其记载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特定框架可循、有基本价值倾向可依的。这个特定框架和价值倾向，就是社会新闻作为中国社会一个内在组成机制的相对稳定的主观特性。

诚然，跟意图改变中国社会的报纸革新成分相比，社会新闻的主观特性确实可被视为“无意识”的，但“无意识”不等于“无意义”或者“无力量”。德国学者梅嘉乐(Barbara Mittler)通过研究上海《申报》来检验报纸的力量，结论是“没有发现中国报纸传播的自我恐惧症(idiophobia)与街头的仇外行动(xenophobia)有直接联系”，“所谓报纸的力量来源于对报纸力量的想象”，仅对错误相信其力量的人发挥作用。[19]她仅因没有证据证明报纸与激进行动有直接影响关系，就认为报纸的力量仅是源于想象，而非实际存在，其实是把“报纸的革新力量”等同为“报纸的力量”了。事实上，如果报纸具有“非革新力量”，那也应被看成是“报纸的力量”。同理，与革新成分的“有意识”之力一样，社会新闻的“无意识”之力，亦应被看成是报纸力量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研究社会新闻的“无意识”之力，也不等于否认报纸革新成分的“有意识”之力。革新模式揭示了报刊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力图引导改变的一面，堪为社会新闻研究提供全面的史料背景与研究参照。革新模式新闻史研究对社会新闻的蔑视态度本身，正是社会新闻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真实境遇的写照，是不能忽略的社会新闻的历史情境。社会新闻是在这种备受新闻提倡者与论说者轻视乃至排挤的历史情境中，俘获了大量读者，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可见其生命力与影响力之强。它在中国社会历史内部，与报纸的革新成分和其他社会组成成分一起，互相影响、相生相成。如果说，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革新模式揭示了报刊在“自觉”状态下力求引导社会改变的一面，那么，对社会新闻等非革新成分的研究，则可揭示报刊在“无意识”状态下不求改变的另一面，使报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

三、“发现”社会新闻的力量

近些年来，虽有新闻社会史研究视角之提倡，社会新闻的专门研究成果有所增加，但社会新闻研究的总体情况尚欠深入、系统和有力。

首先，专门以社会新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主要是内向阐述社会新闻自身历史的再现史实类成果，包括当时报业论说者对社会新闻的定义、介绍和评论，老报人对社会新闻的忆述，后世新闻史研究者对社会新闻总体或部分的整理，其中一些在描述社会新闻自身历史的基础上简单总结其价值取向[20]或经验教训。[21]这些既有成果在展示社会新闻丰富性的同时，也显示出把社会新闻作为史料来运用的真实性与琐碎性问题，即便能够确定真实性的，也局限在较为狭小的范围内。

其次，一些间接涉及“社会新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阐述，主要是一些以个案报道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如顾德曼(Bryna Goodman)研究1922年上海商业报纸记载的“新女性”席上珍自杀事件，解析商业报纸在国家无力保障道德观念运行的1920年代，如何成为道德观念传播的新媒介。[22]又如林郁沁(Eugenia Lean)通过1935年施剑翘案报道，阐述媒体表达的“公众同情”与该案审理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力图揭示一个“情感型公众”——有别于哈贝马斯所定义的理性公众——的存在，及其与司法、政治之间的互动。[23]再如田中初通过1935年阮玲玉自杀事件报道引发的记者操守之争，透视中国新闻记者在读书人文化身份变化和国民党推行“党化”管理的历史脉络中，职业意识与职业规范形成的起步。[24]因为报道上述个案的主要是社会新闻，所以，上述研究成果剖析的核心对象自然包含了社会新闻在内，虽未全面系统地揭示社会新闻在社会历史变动过程中扮演的复杂角色，但可为把社会新闻作为一个独立对象来研究提供借鉴。

不过，当前论及“社会新闻”与社会之间外在关联性的个案研究，大多是在诠释或回应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25]探讨近现代中国在何种程度上有[26]或者有何种[27]“公共空间”。这些研究既提示了合理借鉴西方理论的可行性，又显示出将中国历史直接套用于西方理论的局限性。由于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是“现代”的、反封建的、④源于西欧历史语境的，本质上从属于将资产阶级兴起后的西欧历史定义为“现代史”的现代化理论，一旦研究者把它不加辨析地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就很难避免以西欧历史为模板来评判中国历史足够或者不够“现代性”的偏向。⑤比如前述美国学者林郁沁，她研究1935年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中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表示要超越哈贝马斯的“理性批判”，研究“以情感为基础的大众”的“情感批判”。她的结论是：施剑翘为父复仇的孝顺之情，使媒体受众出于对她的同情而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批判的、闲话性质的“公众同情”——一种实为情感消费者的另类公众。[28]鉴于施剑翘私下图谋枪杀孙传芳的行为并不符合“现代”法制精神，受众对她的同情也是因为她具有“封建”的孝心，由此联结而成的“公众”，仍被林郁沁定性为“现代公众”(虽然她强调是情感型的“另类”公众)。笔者认为，此论太过牵强，有把这个案件报道中的公众硬性装进“现代性”框架的嫌疑。事实上，尽管戈公振所谓“现代报纸”的形式源自于西方，但在中国历史传统延续的时间脉络中，引入中国的任何西方元素都会发生难以预知的复杂变化，使之呈现出既不完全“传统”也不完全“现代”的复杂面貌。那些从西方现代性立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的做法，难以逃脱以下两种结果：或者过于牵强地附会中国社会某些方面具有“现代性”，或者过于轻率地否认中国社会某些方面具有“现代性”。

上述两类社会新闻研究的不足，分别说明社会新闻研究中问题意识与源于中国社会历史内部的问题意识之缺乏。社会新闻研究如果缺乏源自中国自身的问题意识，或者将重新落入革新模式下描述性研究的窠臼，陷于对各种琐碎内容的互不相干的平面铺陈，成为“碎片化”⑥[29]的新闻史；或者硬套公共空间理论等外来理论框架，极易落入强行以中国史实佐证外来理论的歧途，二者皆不可取。

只有把社会新闻置于中国社会历史脉络中进行具体探讨，才能准确揭示社会新闻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力量和意义。例如，截取政论报纸生存空间大受压制而社会新闻成为报纸经营重点的1927-1937年为例，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在包括婚姻家庭事务在内的多种议题上都难以直接对话。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后颁布实施的一系列重构个人之间身份关系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算是“西化”的正式规范体系，为这个社会的上层政治、文化精英所确认；而本土历史沿袭下来的传统规范体系，一直为这个社会的中下层大众所熟悉，此时却变成了非正式规范。这种上层精英思想与一般社会大众相脱离的状态，可以追溯到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废除在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之时。关晓红认为，科举制度到明清时期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功能：(1)选拔统治者所需的做官人才；(2)推动建立以科举为导向，儒家经典为学习内容、个人自学为主要形式的各级各类传统教育模式；(3)应试士子可以举业为职业生存方式；(4)价值规范与价值判断单一化与标准化；(5)道德教化；(6)文化传承。[30]通过这些功能，科举制度在政治文化上层精英与下层大众之间充当着桥梁与纽带作用，使社会精英与大众共享同一价值规范体系。清末科举制度立废，打破了这种同一性。正如罗志田所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实已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31]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士，不仅失去了向上的社会阶梯，更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制度环境，社会地位从重心走向边缘，也就谈不上为社会作表率，中国成了“一个没有共同接受的榜样的社会”。[32]

在这样的局面下，一方面是像山西乡绅刘大鹏这种传统儒士因为跟不上上层政治文化的急剧转向而深感彷徨，⑦[33]另一方面是新式知识分子因为跟社会大众的疏离而深感焦虑。黄庆林论述道：“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特殊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在寻求社会发展方向、国家前途、个人价值和理想实现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与现实社会的隔膜，造就了他们深深的文化失落感。”[34]这种极深的思想隔阂导致一些新式知识分子厌世甚至自杀。到1927年以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重新统一中国，中央政权和地方军事实力派各自在不同层面强化党政权力对社会的控制，西式价值规范体系不同程度地进入法律体系，得到了日渐加强的国家权力支持，这意味着“西化”知识分子有了获取社会权势的正式渠道，比上一个十年更没有必要争取社会大众的理解与支持了。所以，在这个十年，尽管国家权力迫使社会大众遇到纠纷时更加主动地向西化的正式规范寻求可能的支持，但那些已经获取社会权势的西化知识分子主动寻求社会大众理解和支持的动力更少了。罗志田所谓两个不同“世界”的现象持续保持下来，只是变得更少体现在地区差异方面，更多体现在社会层级差异方面了。为弥合或斡旋这种差异，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比以往更需要社会层级之间的中介机制。

正是在作为社会层级之间中介机制的意义上，在报纸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新闻之力量值得特别重视。首先，社会新闻是拥有最多读者、最贴近社会大众的组织化文本之一。其读者数量之众，使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赵君豪出版于1937年的著作写道：“吾人述近代之报业，不得不连类及于小报，盖小报在近十年来于社会间亦有相当势力，为世人所重视也。”[35]黄天鹏出版于1930年的著作写道：“小报者，以篇幅小而得名，在社会亦具相当之势力，不可以小而忽之也。”[36]管翼贤出版于1943年的著作则写道：“现代有所谓大众新闻，这一类的报纸出现，发刊不论男女贤愚，皆能阅读的记事，颇受大众欢迎，已大成功。”[37]可见，社会新闻的力量隐藏在它不试图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无意识”之中。在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体系等正式规范已不同程度地“西化”的环境下，社会新闻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产物，试图追随已在原则上写进正式法律的“西化”规范体系，以竭力跟上政治风气的转向，勉强维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尽管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都对它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作为赚钱利器，力求迎合社会大众习以为常但现已总体上变为非正式规范的传统伦理——这方面它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在这种上下逢迎的处境中，社会新闻无意中发挥着科举制度废除后在中国社会上层精英与下层大众之间融合知识与价值差异的熔炉作用。

总而言之，作为知识产物当中最贴近社会大众、也最为社会大众广泛知悉的阅读文本之一，社会新闻虽不足以向上层文化精英炫耀其中一知半解的“西化”知识，却足以在大众化成效方面向寂寞失意的上层文化精英炫耀自身不只是空谈。前述新闻论说者纷纷表示不能忽视社会新闻“已有相当势力”的说法，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社会新闻这种事实胜于雄辩的说服力。研究者在前一阶段充分关注中国近现代报纸革新成分等“有意识”力量的基础上，亦应尊重社会新闻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拥有最广泛读者量这一事实，并运用这一事实来探讨它在中国社会历史脉络中扮演的“无意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