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的特征与发展

摘  要：插图艺术依托对小说人物面貌、服饰等外部形象的描绘塑造，可恰到好处地将人物的个性特征转化为可视化内容，继而通过文字与图像相结合的方式，让故事情节借助插图艺术实现视觉呈现，实现插图与文本的互补共生。《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罗贯中以简练精准、生动传神的语言，生动描绘了当时战火纷飞的历史场景，让读者获得跨时空的审美体验。《三国演义》插图除强调对小说文本的补充外，还逐渐发展为具备独特艺术特征和审美趣味的形态，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插图艺术魅力。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小说插图的内涵特征，再梳理《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的发展背景，进而从早期《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特征、明清插图艺术兴盛时期《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特征、近现代《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的发展演变三个方面，探讨《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的特征与发展。

　　关键词：《三国演义》；插图艺术；上图下文；图像叙事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虽由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艺术加工创作而成，但有别于《三国志》的纪传体史书属性，其属于历史小说范畴，侧重于以生动传神的语言、鲜明的文学性及强烈的戏剧冲突，让读者领略我国语言文化的独特魅力。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的文字文本得以广泛传播，其图像形态亦十分丰富。自明代以来，各类三国插图本不断推陈出新，涵盖插图、年画、器物画及文人绘画等多种类型，见证了我国古代小说图像艺术的发展演变。进入二十世纪，围绕三国题材陆续出现连环画、漫画、邮票等图像形式，此后又诞生了以动画片、电视剧、电影等为传播媒介的动态图像。除我国国内根植于三国题材涌现出大量图像形式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围绕三国题材开展动漫、影视剧等图像作品的创作，使《三国演义》图像艺术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审美特征[1]。本文将围绕《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的特征与发展展开探索研究。

　　小说插图概述

　　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小说插图艺术主要指借助视觉图像，对小说作品内涵进行补充、诠释与丰富。小说插图不可简单视为文字的附属品，而应与文本置于同等地位，是一种与文本相辅相成、共同叙事的创造性表达。

　　小说插图的内涵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叙事性转化。对于部分晦涩难懂的文字内容，插图可将其转化为生动直观的视觉场景，发挥塑造人物形象、呈现重要情节、烘托背景氛围等作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故事。第二，艺术性创造。插图艺术家通常会结合个人风格及时代审美趣味，对文本进行二次创作，使小说作品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第三，情感与意境的深化。依托构图、色彩、光影等视觉要素，插图能够表达文本难以传递的象征意蕴与情感基调，进而有效拓展小说作品的想象空间。第四，时代与文化的见证。插图的表现风格、创作技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理念、审美趣味及科学技术水平。因此，优秀的小说插图除具备书籍装饰功能外，还是读者透过文学世界获得独特视觉体验的重要纽带。它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小说作品的同时，构建起独立的图像审美体系，成为与文本相得益彰的艺术门类。明代是中国版画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小说戏曲插图蓬勃发展，《西厢记》《三国演义》等作品均包含大量插图。

　　《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的发展背景

　　《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及公众文化需求等密切相关。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刻书业蓬勃兴起。为吸引读者关注、提升书籍销量，书坊主将图像引入刊刻文本，掀起“以画诠文”创作风潮的同时，推动《三国演义》广泛刊行和插图本的流行。这一时期的插图艺术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首先，明代统治阶级重视图书与教育，推行鼓励书籍出版的政策，插图广泛出现于各类通俗读物中，并逐渐引发官刻、私刻争相效仿，涌现出建安、金陵、新安、武林等多个刻书中心及相应流派，各流派相互竞争、相互促进，推动了插图艺术的持续发展。其次，插图艺术形式愈发多样化，除继承宋、元时期的形式外，还衍生出单幅大图、双面相连等新形式，为插图艺术家创作提供了更多选择[2]。再次，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应用，插图艺术不断趋于精细化，建安派与金陵派风格逐渐融合，插图除具备装饰、解释功能外，还为人文交流提供了便利。最后，插图艺术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一大批插图艺术家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为明代插图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的特征与发展

　　☆早期《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特征

　　早期《三国演义》插图与元末明初的讲史平话本联系紧密，如元代讲史平话本及插图本《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可视为早期《三国演义》插图的雏形。首先，从表现形式来看，早期《三国演义》插图主要采用“上图下文”格式，这一格式可追溯至元代建安虞氏书坊刊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其特点是将图像与文字紧密编排于同一页面，图像置于文字上方，且图文内容相互对应，为读者阅读提供了便利。这一格式推动了后世小说插图“图文相辅相成”发展模式的形成，其核心目的是服务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水平有限的读者，帮助他们通过图像快速认知书籍内容。其次，从艺术风格与功能表现来看，早期《三国演义》插图画面相对粗糙，同

　　时具有突出的叙事性。由于这一时期雕版技术尚不成熟，插图线条简练，人物形象塑造与场景营造以概括为主，重点突出叙事的清晰顺畅[3]。再次，在书坊主的导向影响下，插图内容并非对所有情节均等描绘，而是倾向于凸显“桃园结义”“三顾茅庐”等核心情节，这类情节的反复呈现，既深化了剧情发展、提升了文本表现力，也体现了早期通俗出版的价值追求。最后，这一时期小说插图虽与文本联系密切，但已初步显现出后世“图文相对独立”的趋势，部分创作者会基于自身主观经验与认知，对小说场景要素进行精简或优化，使插图艺术逐渐具备独立地位。

　　☆明清插图兴盛时期《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特征

　　明代中叶至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刻书业的壮大，小说插图艺术迎来长足进步，涌现出多个不同艺术流派。《三国演义》插图在这一时期达到中国木刻版画的艺术高峰。首先，从版式与技艺革新来看，这一时期的插图不再局限于传统“上图下文”格式，陆续衍生出单幅大图、双面相连、月光式等多种版式。例如，万历年间金陵周曰校万卷楼本采用双面相连格式，画面空间宽敞，能够精准描绘各类人物形象与打斗场景，大幅提升了插图的艺术表现力。同时，这一时期的插图线条更加精细流畅，艺术家通过精巧的线条疏密排列与刀法变化，生动刻画了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熊飞刻《二刻英雄谱》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合刻，正文前收录一百幅插图，每幅插图配有题诗、简评，书中评论多采用当时著名文人的书法体印刷，并搭配红色句读与评点，极大丰富了插图的内涵。其次，从风格流派来看，受商业出版中心地域分布的影响，孕育出风格各异的插图艺术流派，如建安派简朴豪放、金陵派粗犷雄劲、新安派富丽精工等，各流派相互竞争、相互借鉴，推动了插图艺术的繁荣发展。再次，从图文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三国演义》插图不再局限于解释文本的功能，而是与文本构建起更具冲击力的“互文”关系，创作者常提炼小说中富有想象空间的桥段进行插图创作，为读者带来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4]。最后，为提升图书市场竞争力，部分书坊及创作者基于自身认知，推动了“图文相对独立”现象的普遍化，部分创作者会自由增减文本细节，或灵活调节叙事节奏，进一步强化了插图的独立艺术价值。

　　☆近现代《三国演义》插图艺术的发展演变

　　近现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及外来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三国演义》插图艺术迎来革新，由传统木刻版画逐渐向系统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首先，从印刷技术应用来看，新型印刷技术的普及不仅大幅降低了插图创作成本，还使插图摆脱了传统单色线条的束缚，能够呈现丰富的色彩与鲜明的明暗变化。与此同时，创作者受刻工刀法的限制不断减小，可更充分地将个人风格融入创作。例如，近现代画家金协中创作的《彩绘全本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采用工笔重彩技法创作的全本《三国演义》插图集，收录240幅工笔重彩画。整套插图布景考究、构图严谨、人物众多、用笔工细，既继承了《三国演义》的文学精髓与叙事脉络，又通过精妙的视觉艺术形式进行创造性重构，实现了文学经典与传统绘画的深度融合，展现了小说插图艺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次，从媒介拓展来看，这一时期连环画蓬勃发展，推动了小说从“文字连续性叙事”向“图像连续性叙事”的转变，使每幅插图获得了全新的叙事地位，形成了全新的图像叙事风格。此外，还陆续涌现出年画、邮票、影视剧照等《三国演义》图像的新载体。最后，从艺术语言创新来看，近现代插图艺术家受中西融合美术教育的影响，注重将西方绘画技艺与中国传统线描、意境营造手法相结合，通过更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精准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与宏大战争场景[5]。在此背景下，《三国演义》插图艺术逐步摆脱书籍文本附属品的定位，发展成为涵盖传统绣像、现代彩绘、连环画等多种形态的独立视觉艺术体系。它不仅助力经典普及与文化传播，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也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视觉文化变迁的重要载体。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三国演义》插图艺术历经长期发展，从早期质朴的平话本“上图下文”格式，到明清木刻版画的蓬勃繁荣，再到近现代多元媒介与风格的融合创新，始终与文本相辅相成，构建起独立的图像叙事体系。它不仅通过视觉艺术形式深化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与氛围意境，更直观见证了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风貌、技术革新与审美变迁。作为连接文学世界与视觉艺术的重要纽带，《三国演义》插图已超越单纯的书籍装饰功能，成为承载中国艺术精神、推动经典广泛传播的重要文化载体，并在当代持续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