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真人秀节目的特征分析

哈罗德·门德尔松在《大众娱乐》中写道“电视娱乐没有破坏和降低文明程度，它帮助人们放松，使他们能以全新的兴趣和活力投入到活动中去。”真人秀节目是电视娱乐节目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媒介四功能中的娱乐功能，于人们有“泄压阀”的作用。电视真人秀节目可溯源于1973年美国公艺广播公司电视台拍摄的《一个美国家庭》，迄今已有17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真人秀节目是指以明星或素人为主体，在既定的情境中，进行某些活动或比赛，该过程被真实记录并通过后期艺术加工呈现的一种节目形态。近年来，真人秀的演变趋势也有了新的特征。

一、前台和后台的消融

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出了“拟剧理论”，他认为人们的行为有“前台”和“后台”的区分。“前台”是个体在自己表演过程中不自觉或自觉使用的表达性装备，即在“前台”人们扮演的是“表演性自我”；而“后台”是人们展现“真实性自我”的地方，它是一个隐蔽而私人的领域，“前台”和“后台”具有明显的间隔。“而当前的真人秀通过“全景式敞视机制”创造了一个“拟态真实”，它打通了“前台”和“后台”的空间间隔，消弭了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使私密化的生活空间变得公开化。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这种“后台”的“前台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内心深处潜藏的好奇心和窥私欲，即满足了“本我”的欲望。这种揭开“后台”神秘面纱，弱化“前台”演出仪式感的真人秀节目，满足了人们对他人“后台”生活的合法窥探，使其在众多的电视节目类型中饱受欢迎，博得了良好的收视效益。

二、平民文化范式的转变

威廉•雷蒙斯认为大众文化应是“民有、民享、为民喜闻乐见的”。当前的真人秀节目抓住这一特点，节目制作中透射着伯明翰学派口中“普通”、“有人情味”的文化特性。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以“解构”为主导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崛起，为平民文化成为主宰电视文化的支配性范式提供了现实环境。真人秀节目的兴起是平民主义文化范式支配下的电视实践，它使电视节目的文化范式从精英文化范式向平民文化范式转变。真人秀为明星“脱冕”，为传统视域下的受众“加冕”，通过平等、互动、开放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所提及的乌托邦般的“第二世界”，即指平民大众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狂欢的、完全“颠倒的世界”。在“第二世界”里，社会地位、等级、阶层的界限均被打破，人们可以平等地对话交流，插科打诨，甚至群起狂欢。平民文化范式进入真人秀节目的生产场域后，真人秀节目扩大了与受众之间共通的意义空间，节目从“告知式”向“对话式”转变，成功获得受众的青睐。

三、“所见即所买”真人秀的到来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的生存》中认为，“数字化生存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声音。”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为真人秀狂潮的掀起提供了技术上的准备。人们收看真人秀节目，不再是单向线性的，而是双向多级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从这一视角而言，全媒体是人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延伸，它使观众观看真人秀拥有更为多样的收看方式。在时间上，网络延伸了人们收看真人秀的时间和次数；在空间上，受众只需通过移动设备便能轻松观看节目，不再是客厅里的“沙发土豆”。同时，在全媒体时代，真人秀节目出现了全新的“T2O”模式，“屏幕就是渠道，内容就是店铺”成为可能。T2O即TV to Online的简称，指电视端的产品转移到线上售卖的一种模式，是电视端践行互联网思维的一种方式，东方卫视推出的《女神的新衣》便是T2O模式的代表。随着“Video out”技术的逐渐商用和“视链”技术的成熟，真人秀节目将迎来全面的“所见即所买”时代，这使得真人秀节目与其他节目相比更具吸睛性，获得了一众拥趸。

四、受众话语权的实现

波普画家安迪•沃霍尔扬言“将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确实，真人秀节目营造的“成名引力”，使得受众不再是以往的“节目之辋”，而通过节目和新媒体的赋权成为“节目之毂”，同时因草根阶层的崛起而持续“卫冕”。诚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斯图亚特·霍尔的“解码”假说所言，受众并不是任由传播者任意扫射的靶子，而是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主体。真人秀节目的迅猛发展动摇了精英主义捍卫的“阳春白雪”，“话语权”从精英手中转移到受众手中。以歌唱类真人秀为例，在精英文化范式下的真人秀节目中，表演者只能是歌唱家，而在平民文化范式下的真人秀节目中，受众拥有了平等的话语权，素人也可以参加节目，成为表演者，抑或通过节目成为歌手。同时，作为观众的受众，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可以通过投票决定真人秀参赛者的去留，威廉•雷蒙斯所言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在真人秀中得以实现。

五、“全民狂欢”景观的形成

据中娱智库2016年的统计，中国泛娱乐核心产值已超四千五百亿。诚然，娱乐化的真人秀节目满足了人们对娱乐信息的需求，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真人秀愈演愈烈的“泛娱乐化”现象也不容小觑。媒介内容的娱乐化让人们在使用中获得了“放松与宣泄”的满足，提高了受众的选择或然率，因此如何生产更多娱乐化的内容以吸引碎片化受众的眼球，无疑成为真人秀节目娱乐化的巨大诱因。然而，娱乐化是“汝之蜜糖”的理想只是市场利益驱动下的乌托邦，“彼之砒霜”的一面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艺术和文化越商品化，人们就越容易失去批判力，其内在的价值特性就越容易被市场需求的准则代替或等同。托马斯·戴文波特和约翰·贝克在《注意力经济》一书中也指出，在信息过剩的时代，信息无限而人们的注意力有限，人们的“注意力”便成了宝贵的资源。如何支配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使注意力发挥最大效益成了市场趋之若鹜的目标。正因如此，在真人秀节目普遍同质化和过剩化的时代，许多真人秀节目不顾社会效益，一味“解构”文化内涵，媚俗粗鄙和插科打诨成为节目导向，“有意思但没意义”已然是电视真人秀的一大通病。

六、结语

传播学家乔治•格伯纳认为“电视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感’与‘社会观’，人们基于这样的‘现实’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判断。”真人秀节目的“涵化”功能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受众，因此，规范真人秀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宏观层面，政府作为“瞭望者”，不能只局限于“限娱令”，更应该注重提供方向性引导、优化节目模式，通过全方位的战略来应对泛娱乐化挑战；中观层面，媒介组织作为“把关者”，应注重行业自律而非行政他律。追求收视率的同时，更应坚持“内容为王”，不断创新，生产珍馐美馔的娱乐化节目以获得“绿色收视”；微观层面，受众作为“参与者”，应当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在铺天盖地的娱乐化内容中进行选择性注意与理解。

喻国明教授认为“真人秀节目的社会价值，是通过这样一种电视表达使人们看到生活、体会生活、思考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改造生活。”在“泛真人秀”时代，真人秀节目的娱乐功能固然重要，但它更应在娱乐文化中始终保持着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怀。警惕为了经济效益而以“愚乐”内容“麻醉”大众，最终使其沦为尼尔·波兹曼笔下的娱乐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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