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视域下的明星跨界导演现象分析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明星跨界做导演并不是新鲜事，但从没有像中国这样在短时间内数量之众多，自2012年徐峥导演《泰囧》夺得票房冠军伊始到2017年吴京导演的《战狼2》成为里程牌式作品，相当一部分明星导演的电影取得了票房成功。虽然舆论对明星导演及他们的电影作品褒贬不一，但在消费文化和粉丝经济为主导的当下电影市场，这些人的成功似乎成为了必然。

一、明星跨界导演现象产生原因

1、消费主义的市场需求

当下，中国的电影产业正在发生着变化。在诸多文化消费品中，电影以其商业本质率先具备了消费主义的天然属性，电影生产从“产品时代”转入了“定位时代”，体现出诸如符号性、享乐性、时尚性、夸示性、世俗化、泛审美化等一系列消费文化的特征。商业价值的实现是消费文化的最终目标，电影则成为了以票房为准则的商品生产，遵循着自由市场的供需原则。中国电影自2012 年始，已经成为仅次于北美的世界第二大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注入到电影市场中，电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电影院线、银幕数量呈几何数增长，观众数量更是飞速增加。但随之暴露的，便是电影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优秀导演的缺失成为了最明显的标志。正如光线总裁王长田所说：“中国电影不缺钱，不缺项目，但是缺人，尤其缺好的导演。中国电影至少需要200个优秀的导演来出作品，但现在我只能看到50个左右。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导演人才的不足会是一个巨大的制约。”相比美国电影协会超过1.5万的注册导演，中国导演需求的缺口大小可想而知。

2、粉丝经济的受众需求

同时，电影的意义生产语境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成长起来的80、90后，已经成为了电影的主要消费群体。电影的“大众文化”属性让观众变成了意义和快感的共同生产者。观众/粉丝深谙消费时代的游戏规则，他们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狂欢式的社会文化空间。电影的解读也呈现多元化，观众从碎片化、奇观化、游戏化的电影片段中寻找着文化认同、满足着文化诉求及衍生出文化想象。当观众/粉丝们奉行以快乐至上为主导的非理性消费原则观看电影的同时，电影是否具有艺术性和观赏性已不重要，能否满足他们的意义消费和符号消费需求才是首要标准。

3、明星自身的价值需求

面对市场需求以及明星依旧是主要的票房号召力这一不争的事实，头顶“光环”的明星们自然就成为了“资本”眼中的最佳导演人选。从明星来说，成为导演，不仅可以增加自身的商业及文化价值，也可以防止自己演员身份的过度消费。当然，也许明星们或多或少遗留着第五代导演以来的“导演中心制”的想法——导演意味着话语权，意味着身份和地位。无论从哪方面看，明星成为导演的机会成本低而成功概率大，并且无论是对投资方还是观众们而言都是利大于弊。于是，电影的商业属性、主流观影群体的需求，以及明星本身的符号价值，在消费文化法则的指引下，达成了完美的契合。

二、明星跨界导演的成功路径

1、明星光环的商业价值

明星本身就是商品、符号、是欲望客体，是大众文化的消费品，作为导演的明星更是担负起既是生产者也是商品的双重身份，电影成为了他们明星形象更为具象化的表现。明星们清楚自己价值的所在，所以几乎所有的明星导演都将目光投向了商业电影。在商业电影背景下，其作为明星的符号特性（商业性）自然转移成为电影的符号，并且为了将这种商业价值扩展到最大化，他们会在电影中充分融入个人特色，以期争取观众。比如选择最适合自己明星定位的电影类型和内容，或者选择与自己表演风格相似度高的作品及角色来引起观众的关注。例如徐峥，作品中延续了影视剧中饰演富有喜剧色彩的都市男性形象，韩寒把自己在写作中的幽默和反讽移植到电影中，吴京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武术明星优势，陈思成则开创了自己的喜剧探案系列。

2、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在电影的生产场域，明星导演们已经脱离了导演/作者的身份，转变为经理/商人，艺术创作成为了商业活动。当明星成为一部影片导演的同时，他所在的电影生产场域便成为一个遵循消费法则的游戏空间。同样作为新进入者，明星的身份使得他们拥有着一般新人所不具有的文化资本，受众对其文化资本和意义的认同确立了他们的价值（无论是商业还是其他），在此基础上，明星作为导演的符号权利得以“合法化”。日趋成熟的电影工业化生产使得电影创作已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某个人或团队的作品，而是成为满足观众需求设计生产的特殊产品。电影导演已不单纯是只为电影的艺术负责，还要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电影项目商业价值的开发。相对于其他的新人导演，明星对电影的运行机制更加了解，也更容易掌控全剧，在同样的生产场域中，他们能更有力的去争取“有限的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自己的艺术产品生产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带来最大化的利润。”明星借助人脉，体现出他们在资源整合上的能力，为电影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将效益最大化，成为了电影产品成功的关键。

三、明星跨界导演对中国电影的积极影响

1、抵抗好莱坞进口大片

在2013年，正是以赵薇、郭敬明为代表的明星导演们用《致青春》、《小时代》等中小成本电影的成功，挽救了2012年受“中美电影新政”影响下滑的国产电影市场份额。一向不被看好的国产电影才能经受住市场的考验，成为可以与好莱坞进口大片分庭抗礼的电影类型，中小成本电影的成功也给国产电影指出了发展方向，在随后的几年中，产生了一批中小体量的喜剧电影和爱情电影，其中不乏票房佳作。

2、培育内地电影市场

明星导演作品对票房的推动和国产电影市场的培育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效用在二三线城市尤其明显。近来年，由于一线城市电影院线的饱和，影院覆盖区域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扩张。得益于电视和网络媒介的作用，国内明星在二三线城市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外来明星，享有更高的关注度。对于电影消费相对并不成熟的二三线城市观众来说，明星正是他们走进电影院的首要原因，而这些观众也因此成为了国产电影票房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借助这些影片进行了市场培育，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观众对国产中小成本电影的认知，不再将其作为“烂片”代名词，让更多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观看此类电影。

3、丰富电影类型的多元化探索

明星导演对商业影片的创作，大多源自对好莱坞类型片的模仿及本土化改良。这也许是明星导演们因为个人能力原因而做出的选择，但从某种程度上却激发了中国电影多元化创作的探索，增加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活力。“一方面，新类型的电影会产生新的观众群体。另一方面，可供选择的影片增多，人们走入电影院的次数也就可能更多。电影类型多元化的探索加速了市场的‘新陈代谢’，维护了电影创作的生态平衡。观众多元化的需求也让‘优胜劣汰’的机制运转正常，让市场更加活跃。市场越大，受众就越丰富，创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至于明星导演的电影对于商业价值的追求，也不应当完全否定。美国好莱坞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在比弗利山上屹立不倒，甚至影响了全球的电影模式和消费习惯，正是在于“它一贯奉行的就是以商业价值为终极取向的制片原则”。

四、总结

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来看，明星跨界导演不过是供给提高、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遵循市场规律的现象，只是阶段性的繁荣，并不能代表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当然其中的某些主体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担负的文化责任和义务，这是需要从业者警醒的。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一味迎合市场和观众需求，不能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现象，也从侧面展现出电影从业者的不理性与电影产业的不成熟。我们不能漠视明星跨界导演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当然也不能忽视大多数明星导演的票房和口碑相背离的事实。更该认识到当下中国的电影产业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大导演、大投入的传统电影的明星效应正逐渐被透支，失去了原有的“金字招牌”。一代新电影人正在崛起，并形成了被消费主体认可的品牌。电影业不仅有着明星跨界做导演的现象，更充斥着BAT、大数据、“网生代”等众多词汇。这些新词汇不仅是影响电影市场的关键词，更代表新导演、新资本、新模式、新理念的不断涌现。新电影人正用他们的新思维打破电影产业的旧框架，建立新的电影市场规则。而如何建立规范的电影产业制度、稳定的制片体系、有效的价值评估体系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才是当下亟待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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