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大学参与补偿性招生政策的经验及其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是在20世纪席卷该国的平权运动推动下，由联邦政府调控，旨在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措施。1965年9月约翰逊总统签署第11246号行政令，肯定性行动计划从强调机会平等转向对少数族裔的优待或补偿。肯定性行动计划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政策以推动社会公平为核心目标，在高等教育领域执行肯定性行动计划，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招生时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补偿性优待。众所周知，生源质量是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精英大学执行补偿性招生政策是否会降低其教育质量？当前，公平已被普遍接受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准则，如何处理质量与公平的关系也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2012年，我国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要求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随着专项计划的实施，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开始逐年提高。目前国内关于专项计划的研究主要是对这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时效性展开讨论[1]，少有基于大学立场的研究。由于美国精英大学最早开始制度化地对处于社会不利境地的群体实施补偿性招生，因此，整理和分析美国精英大学参与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经验，对我国重点大学更好地执行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美国精英大学是高等教育补偿政策的探索者和倡导者

肯定性行动计划成为一项美国社会公共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酝酿、讨论，至今仍有诸多争议。[2]美国精英大学始终积极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讨论，主动开展实践探索，直接影响了该国高等教育领域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进程。

首先，大学杰出领导人自主率先发起并公开倡导招生平等。在美国平权运动全面爆发一百年前，1869年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W.Eliot)在其就职典礼上就阐明了有教无类的招生愿望，“我们既欢迎最富裕的学生，也欢迎最贫穷的学生。只要在贫穷和财富之外，他们还有其他，例如，能力、上进心和正直的品质”[3]。埃利奥特不仅在哈佛大学采取了取消将公立高中毕业生拦在外面的希腊语和拉丁文入学考试(1886年)、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等具体措施[4]，还公开发表了《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功能》(1897年)等文章，向公众宣传他的平等主义教育思想。1933到1955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J.B.Conant)也是一位杰出的大学领导人，在他任职大学校长期间，美国私立精英大学的经费主要依赖学费和私人捐赠，能负担昂贵学费、生活费的上层社会子弟只要符合最基本的招生要求就是各私立精英大学的首要招生目标[5]，尽管如此，科南特仍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他的进步教育思想，即由能力而非出身来决定教育进阶[6]。在埃利奥特、科南特等杰出大学领导人的倡导下，“才能”逐渐取代“绅士品格”成为招生录取的首要标准，这为精英大学参与肯定性行动计划提供了思想、舆论和行动准备。以埃利奥特为代表的大学杰出领导人倡导招生平等，除了有促进社会平等的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本校教育质量的追求，“我想大学要对所有人——包括那些有钱、有一些钱的或者没有钱的人——平等开放，……在我看来，他们才是哈佛大学的生命力所在”[7]。

其次，美国精英大学主动回应社会变革，发起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招生。20世纪60年代，美国暴发了激烈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在各个校园蓬勃发展，精英大学也纷纷回应这一时代变革。时任耶鲁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小克拉克(R.I.Clark Jr.)提出，要“培养智慧且多元化学生群体”，“在看申请者分数的时候，需要考虑他的背景、生活环境、家庭生活以及高中学校，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很有可能在一些客观题的考试中不占优势”。[8]1966年，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委员会主任杜翰(E.A.Dunham)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大学在评估弱势学生的入学申请时应当有特别的考量。大学理事会对自己的考评体系历来都为美国中产阶级学生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引以为傲，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个考试的本质却可能阻碍将教育机会惠及弱势群体。像对普通申请者一样，以学业成绩来衡量这些学生变得更为困难”[9]。出身和单纯的学业成绩逐渐不再是申请精英大学的必要条件，精英大学公开声称负有促进社会流动的责任，并开始将多元化视作宝贵的教育资源。

最后，大学探索个性化的肯定性行动执行策略，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组织变革。耶鲁大学在1964年史无前例地聘用了一名黑人招生职员；1968年起哈佛大学规定招生办公室一定要有黑人代表；同年，耶鲁大学黑人学生联合会(BSU)这个最初只有14个成员的学生组织与学校高层会商，获得了代表学校去少数族裔社区招生的资格，经过他们的努力，学校黑人申请者的数量当年就飙升到163人，占所有常青藤大学黑人申请者总数的34％，其中注册入学的非洲裔美国学生有43人，占该校当年全体新生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4％。[10]哈佛大学早期对弱势群体学生在经济上实行“需求无视”政策，不考虑申请者是否需要经济资助，只考虑学生发展潜力。学校在1965年启动了由泰克尼克基金会出资的“冒险基金”，把符合招生条件且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学生(主要是黑人学生)送到精英高中读一年预科。[11]这些精英大学针对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招生措施，不仅改变了本校学生群体的构成，也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很多毕业生在政治、经济、学术部门的地位显赫，美国精英大学招生录取规则的任何改革都会引起全社会的激烈争论，影响深远。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精英大学主动发起的一系列平权改革虽然主要是基于自身发展立场提出并实施的，但这些招生改革措施及相关理论阐释经广泛的社会讨论后，相当一部分被社会接受，成为政府推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一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博弈。

三、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多方博弈中不断调整

在招生时对弱势群体实施优待必然减损其他群体的利益，因此招生改革过程充满了多方利益的博弈。“新生名额的分配是一项稀缺资源分配的过程，其本身充满政治性，必须调和各利益群体(像运动员主管部门、各学院)以及外部团体(例如校友会、重要的生源学校以及少数民族群体)的需要——他们都想分一杯羹。”[12]因此，美国精英大学在执行肯定性行动计划时总是根据博弈情况不断地调整优待对象及优待方式。

1.关于校友子弟招录优先权的论争推动了多元化招生观念变革

由于校友捐赠是学校经费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美国私立精英大学在招生时有给予校友子弟特殊优待的传统。如1939年耶鲁大学新生中校友子弟所占比例达到惊人的31.4％。[13]随着对犹太裔、非洲裔等传统弱势群体学生给予优待举措的施行，校友子弟的优先权益受到冲击，学校与校友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如1969-1970年耶鲁大学的捐赠资金从逾5.21亿美元猛跌至不到4.2亿美元。[14]财务困难一度使校长小布鲁斯特(K.Brewster Jr.)认为，如果危机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为基于禀赋，而不是财富、种族或遗产选拔人才所作的努力”。[15]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友的“反叛”从1969年一直持续到1985年。[16]经过多年的博弈，大学与校友组织达成了妥协，特别是随着大学对校友的经济依赖逐渐减弱，校友子弟受到招生优待的主要原因也从经济转向了文化，即校友子弟被认为具有更多本校所独有并希望继续传承下去的品格、能力、个性。至此，校友与少数族裔子弟都被认为是宝贵的教育资源而受到招生优待。

2.“反向歧视”诉辩使大学招生自主权及补偿性招生取向进一步明确

1971年，德夫尼斯(M.Defunis)起诉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为了向成绩不如他的少数族裔学生倾斜，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这一案件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进而将关于反向歧视的论争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数十个非当事人组织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支持华盛顿大学的意见陈述。哈佛大学的律师声言：“哈佛大学在本科教育上的丰富经验表明，学术机构为了优化全体学生的教育经历，可以对有不同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合格候选人作出有意识的选择，如果这种自主决定权被强制法令所取代，将给高等教育带来各种危害。”[17]1974年2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召开会议就德夫尼斯案进行口头辩论，希望对美国教育机会分配以及大学设立录取标准的自由度进行裁决，结果多数法官拒绝对此案作出裁决，联邦最高法院因而宣布搁置案件。1973和1974年，白人男学生巴克(A.Bakke)两次申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被拒，同时他发现该校在执行肯定性行动中招收了学业成绩不如他的少数族裔学生，他因此向州最高法院起诉加州大学违宪。关于巴克案的讨论不仅涉及反向歧视与大学招生自主权，还涉及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合法性问题。该案经过几年广泛而激烈的论争，1978年6月州最高法院判巴克胜诉，命令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录取巴克。大法官鲍威尔在裁决意见书中对当时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大加赞誉：哈佛大学不是直接按种族实行配额制，而是使用有足够弹性的标准，只把种族身份作为众多考虑因素中的一个以保证生源的多样性。[18]此后，哈佛大学的录取政策在法律体系中得到认可并被广泛推荐。与高等教育领域肯定性行动计划相关的歧视与反向歧视争议一直存在，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精英大学积极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讨论，这些论争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领域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

3.弱势群体发生分化，阶层多元化逐渐为肯定性行动计划所重点关注

20世纪60年代早期，哈佛大学平权行动关照的对象是阶层和种族都处于弱势的群体。如1961年哈佛大学招收的非洲裔美国人中90％都有奖学金(同期本科生获得奖学金的总体比例只有25％)，1965年该校几乎一半的黑人新生来自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家庭(美国收入最低的30％家庭)，1969年该校约40％的非洲裔美国新生来自下层阶级。[19]到了1973年，哈佛大学招收的黑人学生中大约75％-80％都不是来自下层阶级，因为招生办公室认为出身富裕家庭的黑人学生比出身工人或贫困家庭的黑人学生更能尽快适应白人占多数的校园。[20]肯定性行动为非洲裔美国人接受精英教育提供了特殊照顾，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精英，历史性地促进了社会融合，但精英大学在招收低收入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学生方面的境况却一直没有改善。2001年，耶鲁大学新生中仅有8％的人的父母没有上过大学。[21]2004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H.Summers)在为阶层平权法呼吁时亦指出，“在最顶尖的名牌高校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收入水平最低的1/4家庭，只有10％的学生来自年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家庭”[22]。哈佛大学长期执行“需求无视”政策，在招生时不考虑学生支付学费的能力。即使如此，哈佛大学2017级新生中仍有46％的来自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富裕家庭，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美元的学生占比不到5％。[23]由此可见，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精英大学学生构成的族裔多元化得到了显著改善，但阶层多元化至今仍没有得以很好的改进。

4.公立精英大学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校正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反向歧视和阶层分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越来越多的公立大学开始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替代方案——百分比计划(Top Percent Plan)。与肯定性行动计划用族裔、性别等群体身份来识别补偿资格不同，百分比计划在形式上不以族裔、性别等群体身份作标识，而是以学生所获得的大学前教育资源对其大学前受教育机会进行制度化“校正”。如1997年德克萨斯州通过的《德州计划》(州众议院第588号文)提出了“前10％计划”，即保证全州公、私立高中班级排名前10％的学生都会收到州内公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大学入学考试(ACT)成绩和学术评估测试(SAT)成绩仅作为入学后学业跟踪评价的参考；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批准了州宪法209修正案，规定1998年州内公立和私立高中排名前4％的毕业生可直接升入加州大学各分校；1999年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一个佛罗里达计划”，要求不论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和学术评估测试成绩怎样，州立大学都要承诺录取高中班级排名前20％且完成必修课程的毕业生。[24]关于百分比计划的争议至今仍然非常大，其中最大质疑是这一计划主要在三个少数族群集中的州实施，而且这三个州的中学生源有非常严重的族群隔离，因此这一计划有“种族定额”的嫌疑，使很多不合格的学生进入了大学。[25]百分比计划使一些原本不符合要求的学生被一流公立大学录取，而为了保证大学教育质量和这些学生能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实施百分比计划的各州政府又出台了相关救济政策。如佛罗里达州政府增加了2000万美元的财政预算，用于学生奖学金、资助相关活动以及学生入学前的培训班等。[26]相对于私立精英大学而言，公立精英大学的补偿性招生政策更具强制性，同时也获得了更多公共资源的支持。

目前，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仍存在广泛的争议，多方力量的博弈和政策调整还在持续进行中。

四、美国精英大学主动应对多元化趋势

当通过肯定性行动计划招收了更多非传统意义的精英学生后，多元化就成为美国精英大学不可回避的现实，其注册少数族裔学生(非洲裔、西班牙裔、亚洲裔、美洲原住民后裔等)的比例从1976的15.4％上升到2005年的30.9％，增长了一倍多，其中四年制学院注册学生的比例从13.1％上升到27.4％，两年制学院注册学生的比例从19.6％上升到37％。[27]由此可见，肯定性行动计划对促进更多少数族裔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是有显著成效的。近年来，美国精英大学的学生构成仍在持续多元化发展。例如，在哈佛大学2019年录取的新生中，男、女生各占50％；非洲裔(黑人)学生占14.8％、亚洲裔学生占25.4％、拉丁裔学生占12.4％、美洲原住民家庭学生占1.8％、夏威夷土著家庭学生占0.6％、白人学生占44.8％；此外，该校生源地涉及89个国家以及全美每个州，国际学生占比达到12.3％。[28]基于现实，美国精英大学采取各种举措，积极主动应对肯定性行动计划带来的多元化趋势。

1.形成“杂食主义”精英教育观念

培养一流人才是精英大学始终不变的核心目标。但对一流人才、精英才能的定义是动态和变化的。20世纪初，美国私立精英大学最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基督教绅士，招生时对申请者品性、个性、运动能力的重视超过学术能力；20世纪6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受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刺激，将学术成就作为才能唯一合法形式的“学术贤能主义”在各个精英大学中盛行。[29]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持续实施，多元化已成为精英大学不可回避的事实，精英的内涵也日益复杂多样。

实证研究已证明，文化上的“杂食主义”是训练学生成为精英的重要途径。[30]据调查，“哈佛大学法学院68％的学生和密歇根大学法学院73％的学生均认为种族多元化的同学有助于他们思考和解决问题，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使法学院大多数课程的质量得到提升，甚至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种族争议也会产生积极的教育成果，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反思自身的价值观。此外，哈佛大学法学院91％的黑人毕业生从事公共福利工作或法律服务，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人数远远超过白人学生”[31]。目前，“杂食主义”精英教育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在许多方面，发展多元化分析框架是精英大学的学生学习形成精英身份的一种方式”[32]。

2.发展以多元化为资源的入学后教育

在过去几十年里，经过讨论、倡导、参与高等教育领域的平权运动，美国精英大学经历了由反对多元化到正视、研究多元化乃至利用多元化的过程，肯定性行动计划不只是补偿性招生政策，它还深刻影响了大学入学后教育及人才培养模式。由于美国大学招生和办学的自主性强，且各学校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因此精英大学在发展以多元化为资源的入学后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上也各有特色。如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都在发展以多元化为资源的入学后教育，但采取的策略却大有不同。

(1)布朗大学的组织化增权模式。

作为常青藤大学的一员，布朗大学从20世纪中叶的民权运动开始就致力于提高黑人学生的入学机会，它与阿拉巴马州的黑人私立大学图加卢学院(Tougaloo College)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两校学生和师资可以互换交流，这种伙伴关系一直持续至今。[33]在20世纪60年代末，布朗大学为少数族裔和留学新生提供了一个新的志愿性项目——第三世界过渡项目(the Third World Transition Program)。不久后，该校又实施了“少数族裔同伴咨询计划”(the Minority Peer Counseling)，在每个一年级学生宿舍里配备辅导员，为学生提供族群多样化事务的培训与咨询。[34]至今，少数族裔同伴咨询辅导员仍然在为所有一年级新生提供咨询服务，并组织实施“第三世界过渡项目”的活动。尽管该项目对全校所有学生开放，但参加的主要是非白人学生。

“第三世界过渡项目”的宗旨是“为非白人学生团体提供聚集场所，鼓励不同族群学生跨越差异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发展种族和信仰意识，并在布朗大学以及其他地方实施变革(enact chang at Brown and beyond)，……通过为非白人学生增权，培养他们的领导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促进民主参与并推动社会公平”。[35]

除了有“第三世界过渡项目”组织非白人学生开展各种活动以外，布朗大学还为少数族裔学生专门提供了宿舍，鼓励这些学生坚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如“哈兰比舍”(Harambee House)营造非洲文化，“西班牙之家”要求宿舍成员说西班牙语等。每个少数族裔宿舍可以接纳约40名学生入住，虽然这些学生只占全校学生的少数，但他们都是校园里族群相关活动的积极分子或领导者。在这样的宿舍里，学生可以接触到鲜活的多元文化，因而在学业方面，每年都有一些学生将非洲文化或种族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

布朗大学通过组织引领、空间安排以及丰富的活动设计，为少数族裔学生提供了制度化增权的机会，几十年来这已成为该校特有的校园文化之一。对此，不同背景的学生持有不同的看法。几乎所有非白人学生都参与了“第三世界过渡项目”，他们对这一项目都持积极看法，认为这个项目确实帮助他们更深入地认识到所属族群的独特性，树立并掌握了合理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和方法，进而发展并加强了学校的权力分析框架；但是，很多白人学生认为该项目让他们感觉到被排斥，认为这个项目造成了学生之间的分裂。[36]

除了“第三世界过渡项目”和“少数族裔同伴咨询计划”，布朗大学还组织了大量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活动，制度和组织化地为弱势学生增权，从而加强了不同族群学生之间平等对话的意识与能力，这是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入学后教育阶段的延续与发展。

(2)哈佛大学的族群融合模式。

与布朗大学为弱势群体增权的策略不同，哈佛大学在执行肯定性行动计划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持族群融合策略，其理论基础是“接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同族群和不同信仰的人相互接触越多，越能削弱彼此之间的偏见[37]。哈佛大学的族群融合策略主要包括如下三项举措。

一是成立专门的机构，统一领导全校的族群融合事务。1981年，在其他常青藤大学竞相设立由少数族裔学生运作的“第三世界中心”(Third World Center)时，哈佛大学激进学生也要求在本校设立“第三世界中心”，但校方认为这一名称意味着分裂而不是融合，拒绝了这一要求，取而代之成立了“哈佛大学跨文化、跨种族关系基金会”(the Harvard Foundation for Intercultural and Race Relations)。[38]基金会的宗旨是“在大学里增进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并提高社区生活质量”。[39]为实现这一目标，基金会高度赞同不同背景学生为校园文化作出的独特贡献，并发起了许多或大或小的活动，用于促进跨族裔、跨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如“文化节奏”(Cultural Rhythms)是哈佛大学校园里最大的活动，以美食和表演为主，每年都吸引数千人参与。除了组织活动，基金会还在已有的宿舍生活指导办公室的基础上实施了种族关系导师计划，要求导师进驻本科生宿舍，向学生提供职业规划、学业及其他各种问题咨询，导师还是种族相关事件的第一响应人，在接受专门培训后定期在每个宿舍组织与种族和多样性相关的讨论。基金会每年都聘用4位本科新生参与种族和多样性相关事务计划、组织、评估等全过程的决策，他们一直参与工作到毕业(即任何时候基金会里的本科实习生都有16人)，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并有相当的话语权。[40]

二是在教学计划中增加与多样化相关的特别项目及课程。1993年，哈佛大学发起了“哈佛探索”(Harvard Discovery)项目，这一项目就是后来的“社区对话”(Community Conversations)项目的基础。这个项目要求每名新生必须定时参加每周90分钟的关于多样性的小型讨论会，项目不区分少数或多数族裔，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社区对话”由教师、管理人员、舍监共同组成的多元化团队负责。除了在规定时间参加讨论会，“社区对话”还向学生提供了一套涉及种族、阶级、性取向等问题的阅读材料，以帮助学生深入地认识社会多元化并更清晰地定位自己。“社区对话”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反思这些问题的机会，最终建设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团结的学术社区，同时促进关于多样性的沟通交流”。[41]除了全体学生都必须参加的学习项目以外，2010年哈佛大学还将“种族研究”列为辅修课程，这门课程现在的名称是“民族、移民和权利”，每年有超过20名学生获得该方向的第二学位。[42]

三是通过合理安排宿舍来增加不同背景学生共处的机会，从而促进多样化。2001年以前，哈佛大学允许高年级学生自主选择宿舍，但现在则采取随机安排的原则，力图改变校园宿舍间可能存在的种族隔离倾向。哈佛大学学生生活院长尼尔森(S.Nelson)认为，“随机安排宿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用政策来支持多样化这一学校核心价值观”[43]，为此，行政人员用非常复杂的匹配程序来形成尽可能多样化的宿舍单元。有研究证明，大学第一年与不同族裔同学做室友，增加了学生在以后几年里与不同族裔同龄人交往、保持友谊甚至约会的可能性。[44]

哈佛大学通过入学教育、课程设置、校园活动、宿舍安排等各种措施来贯彻落实多样化融合发展模式，也让学生在校园里就经历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现实过程。与布朗大学的入校后补偿教育主要是为弱势少数族群学生增能不同，哈佛大学入校后的补偿教育主要是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多元整合的现实过程。

(3)加州大学的数据驱动个性化学习模式。

加州大学是美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是包括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庞大系统。加州大学根据州宪法209修正案的百分比计划制定了招生“涵盖性指标体系”，主要根据家庭背景和中学背景来录取加州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45]这样录取的结果必然是学生群体的高度多样性。

规模庞大的大学系统、高度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和高度分化的学生需求，这些特征决定了加州大学要实现“卓越与公平并举”的办学追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6年底，加州大学公布了在三个分校试运行一年并成功将“自适应学习技术”应用于新生数学与化学学习的有关情况报告，指出学校“采用了复杂的、数据驱动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非线性的教育和补助措施。这些措施能够适应学习者的交流和表现能力，并能预料什么内容和学习资料能满足他们在某一特定时间的需要”[46]。自适应学习技术就是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跟踪、研究、反馈学生个性化学习行为与学习结果，及时调整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资料，以使学习与学生的内在个性需求相匹配。在执行了百分比计划后，在校学生超过20万人的加州大学系统，其10个分校在2018年各世界大学排名榜上基本都跻身前100位，其中伯克利分校的排名更是长期在前10名以内，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现代化手段为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的有力支持。

从布朗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的经验来看，对弱势群体的照顾性招生并不一定会降低人才培养质量，如果能充分利用多元化所形成的特殊教育资源，反而能更好地促进大学形成独特的优势。

五、经验与启示

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表明，精英大学的补偿性招生举措并不一定降低学校教育质量，如果应对得当，甚至还可能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在我国，“双一流”建设作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举措”[47]，相关大学毫无疑问是要长期坚持精英取向的。而从2012年起，我国重点大学开始执行倾斜招生专项计划。如何在执行该专项计划的同时保证教育质量，美国精英大学参与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

首先，精英大学要自觉地勇担社会责任。美国精英大学视自己为培养社会未来领导者的摇篮，科南特认为像哈佛大学这样的机构身负着“从各个阶层人士中间精选出那些拥有才华和德性的自然贵族，并利用公共支出、为了公共利益而通过教育来造就他们”的庄严使命，只有这样，“通向顶层的通道才能敞开，而民主的精神……才能充盈于我们学习的殿堂”。[48]要培养社会各领域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学术精英，这意味着招生标准应是多元化的。在美国，从20世纪初的绅士贵族到21世纪的知识新贵，社会精英的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大学招生标准和人才培养模式也一直在创新，大学在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的同时也主动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重点大学主要关注学术精英的培养，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也紧密围绕学科知识或学术体系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重点大学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仅要给予学生专业学术知识，使其通过知识创新、技术革新来推动社会发展；还需要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素养以及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的能力，使他们能成长为社会各领域的领导者。为此，我国重点大学对贫困农村地区学生实行补偿性招生既是履行天然的社会责任，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利用好校园群体组成及校园文化的多样化资源，培养学生勇担社会责任的精神。“精英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脱离大众或是凌驾于大众之上，而是更好地推进社会与大众的福祉。”[49]

其次，精英大学要通过研究将多样化转变为有价值的教育资源。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精英大学在针对巴克案的联合意见陈述中指出，种族多元化的学生组成对实现“重大教育目的”具有重要意义。[50]补偿性招生不仅惠及弱势群体，而且对精英大学实现培养精英这一重大教育目的和提高教育质量也是必要的、有益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多元化带来了内部管理复杂化和更多外部问责的双重压力，以招生、学生特征为核心主题的院校研究在美国兴起。[51]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多元化的研究不只局限于人口学统计和为招生服务，又增加了学生特征与课程、教育目标的关系等研究。[52]1992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建成了高等教育综合数据系统，各高校定期向该系统报送学生录取、资助、人口学统计、学业情况等规范化数据，对学生多元化的研究就成了院校研究的常规内容。通过研究本校学生特点并进行跨校比较，挖掘多元化资源，院校研究部门为本校学生提供了更具针对性且有竞争力的课程和项目，促进了大学教育质量的提升。我国重点大学执行倾斜招生专项计划后，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逐年上升，但“专项计划学生的成绩明显不理想”[53]，“靠降分进了名牌大学，往往会水土不服，要想真正融入其中也很难”[54]。根据美国的经验，我国重点大学除了要对专项计划学生进行针对性的入学后补偿教育外，通过系统研究进而开发以学生多元化为资源的课程和项目，以及改革教学及管理模式也是必需的。

综上，大学自主教育创新是推动精英教育与社会公平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无论是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还是中国的倾斜招生专项计划，两者都是社会公共政策，大学作为这一公共政策的执行机构无疑要受其限制和约束，但大学作为学术教育机构，有其专业权威性。正如2016年6月肯尼迪(A.Kennedy)大法官在费雪(A.Fisher)诉奥斯汀分校案的判决意见书中陈述的，“一所大学的伟大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衡量的不确定因素决定的。我们应当给予大学充分之尊重，让它自己来决定哪些条件可以作为不确定因素，例如学生群体的种族多样性。这对于保持大学的个性，实现其教育使命都是非常重要的”[55]。美国精英大学的经验表明，执行补偿性招生政策不仅要考虑社会公平，还要坚持教育本质所规定的要求。尊重大学自主招生的权力，允许和鼓励大学探索教育创新，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与精英教育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