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农业与农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法治保障路径

 摘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智慧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然而，其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数据安全问题，以及与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难题，对现有法律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本文通过全面梳理当前协同发展面临的法律规范碎片化、执法能力不足、生态补偿机制缺失等法治困境，探寻系统化法治保障的完善路径，有助于为智慧农业与农业生态协同发展筑牢制度基石。

　　关键词：智慧农业；农业生态；协同发展

　　一、智慧农业与农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法治基础

　　（一）智慧农业对农业生态的影响

　　智慧农业对农业生态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减排增效方面。例如，通过卫星遥感、传感器网络及智能分析技术，实现水、肥、药等投入品的按需精准供给，从源头削减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智能监测与控制，优化温室环境，降低能源消耗；通过病虫害智能预警与精准防控，减少化学农药滥用。这些举措均有助于缓解传统粗放式农业对土壤、水体和生物多样性的压力，但其潜在及次生环境风险亦不容忽视。例如，为支撑智慧农业大规模部署的传感器等器械，在生产、运行过程中本身消耗大量能源与资源，可能产生电子废弃物污染；同时，海量农田环境数据在采集、汇聚、分析过程中，若管理不当或遭恶意利用，可能威胁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

　　（二）法治保障的核心目标

　　面对上述复杂影响，法治保障的核心目标并非限制或阻碍技术创新，而是在鼓励、规范智慧农业发展的同时，有效防范化解其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生态安全的动态平衡。对此，法律需扮演好三重角色：首先是促进者，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引导智慧农业技术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研发与应用；其次是规制者，为智慧农业技术应用设定明确的生态红线与环境标准，禁止或限制可能造成严重、不可逆生态损害的技术行为；最后是协调者，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与风险分配机制，保障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农民等多方主体在智慧农业生态效益与风险上的权责统一。

　　（三）协同发展的现行法律依据

　　当前，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已为实现上述平衡目标提供了初步制度依据。202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同时强调“加强乡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鼓励“优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为智慧农业与生态保护的融合提供了上位法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生态保护红线、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制度，原则上亦适用于评估和约束智慧农业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也从不同角度提供了规范支撑。但需明确的是，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应对智慧农业这一新兴、复杂领域的具体生态风险时，其系统性与可操作性仍存在欠缺。

　　二、智慧农业与农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法治困境

　　（一）法律规范碎片化

　　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无一部专门、全面规范智慧农业生态保护问题的法律，相关条款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多部法律中。这种“碎片化”状态易导致规范之间存在空白或冲突，如精准农业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与生态安全审查的法律衔接存在空白；智慧农机作业的环保标准与传统农机标准如何协调，规定尚不明确。此外，还会造成法律责任界定模糊，如当智慧农业系统因算法错误或数据偏差导致过度施肥、污染环境时，责任主体是技术开发者、设备提供商、数据服务商还是土地承包者，现有法律缺乏明确规定。

　　（二）专业执法能力不足

　　智慧农业涉及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领域，其生态影响的监测、评估与执法，要求执法人员不仅精通法律、环保知识，还需掌握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及现代农业基础知识。当前，基层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和农业行政执法队伍的知识结构普遍单一，难以有效识别、判断智慧农业项目中隐蔽性强、类型新颖的生态风险。例如，如何评估农业大数据平台的能耗碳足迹及其算法推荐施肥方案对土壤微生物群的长期影响，已超出传统环境执法的经验范围。此外，执法装备落后也制约了对智慧农业环境影响的实时、精准监测能力。

　　（三）生态补偿机制缺失

　　智慧农业产生的节水、减肥、减药等正生态效应，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但其技术投入成本往往较高。现有法律及政策缺乏对产生显著生态效益的智慧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有效补偿或激励的强制性、普适性机制。尽管部分地区试点了生态补偿或绿色补贴，但普遍存在覆盖面窄、标准不一、力度不足等问题，且未能与智慧农业的技术特性精准对接。这导致许多农场主及企业缺乏足够的经济动力，去采纳和维持那些生态效益显著但短期经济效益未必最优的智慧农业技术模式，市场机制在引导智慧农业绿色发展方面出现“失灵”。

　　三、智慧农业与农业生态协同发展的法治之路

　　（一）推进法典专项化规制

　　为系统应对智慧农业的生态风险，建议在《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生态保护编”中增设“农业科技生态风险防控”专章，进行集中、前瞻性制度构建。该专章核心内容应包括：其一，明确基础界定与原则宣示，厘清智慧农业所涉生态风险的基本类型，确立预防为主、审慎包容的风险评估与管理原则；其二，建立分级分类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将大型智慧农业园区、区域性农业大数据中心等具有显著生态影响的项目纳入强制环评范围，实现源头管控；其三，规范数据活动与安全边界，建立农业环境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利用全流程管理规范，构建涉及国家与区域生态安全数据的审查及出境管制机制；其四，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合理划分技术开发者、设备提供者、运营者等多方主体的法律责任。

　　（二）加强复合型执法队伍建设

　　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是确保法律有效实施的关键。一方面，实施执法能力提升计划，定期对生态环境和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开展跨学科培训，内容涵盖智慧农业基础知识、典型生态风险识别、数据取证技术等，培育复合型执法人才；鼓励执法人员与农业科技专家、环境科学家组建联合工作组，处理复杂执法案件。另一方面，加大科技执法装备投入，强化无人机、移动监测车、便携式水质土壤快速检测仪、数据取证分析工具等设备配置，实现对智慧农业项目环境影响的全天候、智能化、精准化监管；建立智慧农业生态监管信息平台，推动执法数据共享与联动。

　　（三）完善市场激励与政策引导机制

　　在强化规制与执法能力的同时，需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引导作用，通过构建市场激励机制，弥补单纯命令控制型监管的不足。首先，设立国家及地方层面智慧农业生态补偿基金，制定科学的生态效益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对经核证产生额外生态效益的智慧农业应用主体，按成效给予直接补偿或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间接激励。其次，建立统一的智慧农业绿色认证与标识制度，制定涵盖技术先进性、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数据安全等维度的认证标准；通过认证的产品和服务可在市场获得溢价，引导消费者选择，倒逼生产端绿色转型，并将绿色认证与生态补偿、政府采购优先等政策挂钩，形成政策合力。

文章来源：《农业科技报》https://www.zzqklm.com/w/sci/269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