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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农民主体性思想的历史考察

作者:田云飞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日期:2020-11-20人气:29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乡村能否全面振兴,关键在农民这一实践主体的智慧和力量。而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实践生产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正是农民主体性的重要特质。

以史为鉴,开启李大钊关于农民主体性思想的历史考察对于当下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迷信的遮蔽”——近代农民主体性的缺失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始终存在着阻碍人类实践活动中独立选择、能动创造的因素,造成人的主体性被遮蔽。近代中国农民所面临的问题、所处的境况就是其主体性被遮蔽的缘由。李大钊从这里破题,揭示近代中国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状况。

(一)近代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外在表现

农村衰败是近代农村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农民主体性发挥的限制因素。首先,农村经济落后,农户日益减少,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被大量抛荒,农民在经济上始终处在被动地位,因此,农民主体性发挥的经济基础缺失严重。其次,政治上极端不安定,“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农民在政治上服从权威式统治,几无自主性可言。最后,文化教育落后日益严重,“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不备”,加之传播现代知识的氛围尚未形成,农民文化主体性深处闭塞和蒙昧的状态之中。

农民破产最为显见,并随社会剧变日甚。在李大钊看来,农民破产的直接表征是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化,农民大量失地而流于都市,为兵、为匪,或为反动军阀所利用。因此,农民破产问题亟待解决,否则农民主体性的发挥会受到极大限制。

农业落后直接加剧农村社会问题。“现今的中国农业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却有退步”,农业生产规模小,多粗放经营,一旦遇天灾或战乱,土地便大量荒废。农业落后势必会影响农民的思想状况,滋生狭隘的乡土主义,进而阻碍农民主体性的发挥。

(二)近代农民主体性缺失的成因分析

1.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近代“三农”危机

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农民主体性缺失的重要因素。李大钊指出,近代农民起义基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侵入和农民破产,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沦为流氓无产阶级,目前境况十分危机”;帝国主义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屠戮革命农民,并参与中国内战,“使这些流离失所无地可种的农民牺牲于战乱之中”,同时借军阀“来保护自己利益,削弱竞争”。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得农民生活恶化、生产破坏。

2.历史上“平均地权”引发近代土地及社会问题

主体性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对农民来讲,首要的客体就是土地。农民和土地的传统关系表现为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又进一步演化为农业的生产分配、农村阶级的分化分层、农民的流动等问题,而恰是这种依附性遮蔽了农民在经济方面主体性的发挥。李大钊对周秦以来的平均地权运动作了历史考察,认为自耕农等租种田亩数逐渐减少,中农破产、土地兼并趋势加剧。他还对河南荥阳等县农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进行调查,认为大多数最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与佃农。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延续直接导致农村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加深、社会问题频发。

3.近代封建势力统治的延续造成农民极端贫困

基于土地依附关系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帝国主义的入侵虽造成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但并没有从深层次上瓦解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在土地依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依附于封建生产关系,依附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农民主体性在这种依附性关系中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地主阶级通过各种方式来榨取农民,维护封建的政治秩序、生产方式、文化生态。近代军阀混战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斗,民国后战乱不断、农民饱受压迫,也是封建生产关系延续的结果。农民承受各种形式的经费转嫁,加之农村经济破坏状况无法得到根本改变,使得农民始终处于被支配地位。

4.狭隘的村落主义和乡土主义造成农民社会心理的消极状况

李大钊对于农民问题的关照也体现在对农民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的研究。“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种消极的社会心理是近代中国农民文化主体性缺失的原因之一。农民社会心理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政治的冷淡。李大钊指出,中国农民保守性重,他们在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等种种恶习中沉沦,除事关自己利益的事情,其余基本不关心。此外,盲目排外、迷信、小团体主义、传统村落主义等消极心理因素,也极“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

近代以来,虽然古老中国历经变动,却由于上千年传统形成的巨大历史惰性,其变动影响有限。农业经济动摇下,在政治上首先崩溃的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个人要求解放的诉求日益增长,伴随西方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就越发凸显。

二、“光明的道路”——近代农民主体性的觉醒

近代中国农民的反抗斗争从未中断,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反抗斗争基本是自发的,且20世纪20年代前均未获得最终成功。究其原因,主体性缺失不可忽视。李大钊通过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刻反思,意识到中国农民主体性已经局部觉醒,找到农民主体性发挥发展的“光明的道路”。

(一)太平天国运动中农民主体性的觉醒

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是无地农民,“破产的农民是起义的基本力量,而且这个因素正逐渐演化为广泛的国民运动”。中国内战的延续对“被压迫工农群众的觉醒”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农民会逐渐意识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路才是唯一的求生之道”。由此,具有民族思想的农村青年们,开始号召和团结“那些种田烧山不能自给的农夫,破产实业的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因为贿赂公行而进身无路、落地不平的士子起来,恢复他们的民族的国家了”。

由此,李大钊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显示了农民在革命基本力量中的主体地位,也显示了农民阶级想要冲破牢笼、实现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主体性诉求,农民是未来广泛国民运动的基础。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农民自身主体性发挥的最初尝试,尽管这些农民没能认清“洋兄弟”的本质而最终走向失败,却让后继革命者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并且为农民的自身解放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二)鲁豫陕等省红枪会运动中农民主体性的觉醒

红枪会是农民自发组织反抗压迫统治的自卫武装,内部人员复杂、组织纪律差、武装落后、迷信色彩浓厚,基本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他们勇敢奋斗,却存在一定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后来的许多农民协会就是在其基础上转化而来的。李大钊深入研究后认为,红枪会在打击军阀势力的同时还反对与洋人谋求和平。因此,作为革命者,红枪会需要一定的启蒙加以导引,让其明确自身“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由此褪去蒙蔽,打破限制,变旧式的红枪会为现代武装农民自卫团。

(三)大革命中农民主体性的觉醒

大革命时期,虽然政府允许组织农会,然而旧式农会基本是地主及富农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鉴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大革命能否取得成功要看无产阶级是否能够以及如何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激发农民对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

李大钊认为,农民运动的第一工作应该是组织农民协会。这里的农民协会是依靠贫雇农组织的,是强调要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在解放自己的基础上建立。“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加之对旧的农民组织的改造,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数量增加,革命情绪空前高涨,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的大量农运工作。

由是观之,中国农民一定程度上已经觉醒,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将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光明的道路”已然显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冲决网罗,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解放。

三、“真正的解放”——近代农民主体性的实现

李大钊不仅注重历史研究,更在实践中积极探寻解决农民主体性问题的实现途径。他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提出了实现农民主体性发挥的主张。

(一)“耕地农有”——农民主体性实现的经济基础

通过对历史土地问题的分析,李大钊将土地制度的变革作为农村经济振兴的前提和保障。他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打破困境、激发主体性的关键节点,因此,“‘耕地农有’是广大的贫农所急需要求的口号”。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能够推动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进而改善农村经济状况和农民生活条件。因此,他提出以革命方式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调动农民阶级积极性。

李大钊指出,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若能实行“耕地农用”,“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经营方法由粗放向集约转变,则“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他还提出,农民在获得土地后,当由其自由经营,充分发挥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组织起来”——农民主体性提高的政治保障

李大钊对乡村所蕴藏的社会变革力量特别重视。他以阶级斗争的思想来分析和看待农民问题,提出提升农民阶级意识,并帮助农民发展自己的组织。他认为,农民阶级是革命性的阶级,应该使其明了自身的阶级地位,“把他们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

为有效启发农民的政治组织意识,李大钊指出,首先要注重对农民群众进行民主和革命思想的灌输,启迪他们的政治觉悟,其次,倡导能够真正发挥农民主动性的农民协会的建立,将组织“农民协会”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一件大事。当农民阶级觉悟得到提高时,农民将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伟大主体力量。

(三)“精神解放”——农民主体性确立的文化导引

任何社会变革,在深层次上都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李大钊认为,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把人从各种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李大钊由此提出了“精神解放”的总体思路与具体实施办法,尤其是要正确引导农民的思想观念。

农民在思想观念层面,主要有狭隘的人种偏见和“真主”期盼意识两种思想。对于这些思想,应该给予合理解释和必要的启蒙引导。李大钊指出,对于前者,要通过合理解释使其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将偏见转移为实际的反帝运动,“以渐渐的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对于后者,要经过启蒙引导使其意识到只有自己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才是生活安定的唯一出路。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走错路和蹈袭失败的覆辙,“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实现精神的解放。

总而言之,真正的解放是主体性实现基础之上的解放。真正的解放“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是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四、结语

李大钊从历史发展考察了近代中国农民主体性的若干问题,对研究中国农民主体性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尤其对新时代下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都有着重要意义,也为新时代“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借鉴。

当前乡村振兴事业如火如荼,能否真正激发农民主体性关系事业成败。农民主体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得到确立、释放之后,将展现巨大的社会发展潜力,农民将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在实践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投身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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