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与岳麓书院文化精神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迈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此后，这座千年学府经历了由湖南高等学堂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而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而湖南大学的发展过程，其名称虽然屡经变化，但原有的文化精神却被继承了下来。古老的书院以全新姿态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救国救民的优秀人才。其中，有一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就是李达。李达（1890—1966），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省永州市零陵人，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理论家、教育家、著作家。他的一生与岳麓书院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忠诚廉节的岳麓书院文化精神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麓山铸魂：李达与岳麓书院的深厚渊源

　　李达年少时在岳麓山下求学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的一生却与这里羁绊颇深，人生轨迹数次与这片土地交汇。岳麓书院的历史文化与精神气质，深深浸润了他的思想，影响着他的人生。

　　（一）求学岳麓

　　1909年，中学毕业后的李达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学习。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李达不得不返回家乡。1912年，他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两个月后转入公费的湖南优级师范，学习了一年。湖南优级师范1912年迁至岳麓书院旧址后更名为湖南高等师范。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停办，迁至岳麓书院旧址办学的是其先前就读过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可见，李达求学的经历与岳麓书院有着不解之缘。

　　在岳麓山下求学的时间虽然短暂，却成为他最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在这里，李达的救国救民思想愈明愈坚，从教育救国转向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并毅然赴日留学。而后，当他看到俄国十月革命取得巨大胜利，他又坚定地走上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五四运动后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受陈独秀委托召集当时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代表赴上海开会，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任教湖大

　　1923年，李达应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邀请，出任法专学监兼教授，主讲新社会学。1926年，该校成为在岳麓书院旧址办学的湖南大学的法科，李达继续担任教授兼学监，讲授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1926年6月，李达根据任教时的讲义，写成《现代社会学》一书，这是一本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著作，被誉为“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达到新的水平”。[1]由于该书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影响甚大，李达遭到国民党湖南当局通缉，不得不离开湖南大学，辗转于浙江、上海、湖北等地，经历颇为坎坷，几乎处于逃亡之中。

　　1947年，李达再次应聘到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授。任教期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讲授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根据在法学院讲授法理学时的讲义，撰成《法理学大纲》，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专著。李达还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被誉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1926—1953年间，在李达等人的主持下，湖南大学法学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法学教育的重镇之一。直至今日，湖南大学法学院大厅仍铭刻着李达的名言“国家是法律的形体，法律是国家的灵魂”。

　　（三）执掌校印

　　1950年2月中旬，李达出任解放后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李达邀请毛泽东为湖南大学题写了校名。1951年元旦，在李达的带领下，湖南大学两千余名师生齐聚岳麓书院正门，共同参加了隆重的校匾升悬典礼，这一仪式展现了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的文化传承的意蕴。1952年，刘少奇同志回湖南考察，李达陪同他参观岳麓书院，还在书院大门阶梯处合影留念。这些活动大幅提升了岳麓书院和湖南大学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岳麓书院的精神文化遗产。

　　在李达等人的努力下，湖南大学先后接收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省立克强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私立民国大学，发展成为一个兼具文、理、工、法、医等学科的巨型综合性大学。这是自清末岳麓书院改制以后，岳麓山下高等教育迎来的又一个发展高峰。李达任校长期间，提出“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湖大”的口号，积极贯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勉励全校师生“实事求是，少说多做，一切从实际出发”。1953年1月，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仍关心湖南大学复校工作。他晚年曾说“我是要回湖南，回岳麓山的”，足见其对故土、故校的深深眷恋。

　　二、薪火相传：李达对岳麓书院文化精神的践行与弘扬

　　岳麓书院的精神遗产，绝非尘封的历史，而是活着的基因。李达在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卓越的理论造诣、执着的教育实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生动诠释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岳麓书院的文化精神。

　　（一）对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的阐扬

　　在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下，求学时期的李达就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是在岳麓山下的学习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知识储备，还进一步塑造了他的学术品格。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艰难局势，李达秉持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统研究中国社会革命进程中的历史性变革，形成了逻辑严密、内涵深刻的社会革命思想体系。有学者将李达的思想体系形成分为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四个阶段，分别是建党初期，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大革命失败后，社会革命思想逐渐成形；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革命思想日渐成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革命思想继续发展。这一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李达为解决现实问题所做的改变与努力。

　　李达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释，他的著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前，他将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寄给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反复研读，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此外，李达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等著作同样成为毛泽东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参考书，为毛泽东在“山沟里”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1年，李达在《新建设》第5期发表《〈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后又撰写了《〈实践论〉解说》一书。在写完该书的第二部分后李达将文稿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复信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拒绝了行政职务的任命，主动选择回到教育一线，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他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要求师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提出“我们要献身给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加紧生产，搞好教学”，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投身建设的专业人才。1958年，在武昌东湖客舍李达与毛泽东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问题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也体现了其对实事求是精神的坚守。在自传中，李达深刻反思自己是“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厚”，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性情急躁等缺点，亦可见他敢于自我批判、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二）对传道济民、忠诚廉节思想的践行

　　岳麓书院一贯的传道济民教学理念也深植于李达心中。李达留学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毅然放弃个人学术前程，选择以“理论播火者”的身份回国。1920年，李达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成为国内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他在译著中写道：“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遗教，用新的社会的实践，例证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借以统一新时代的新理论与新实践，指明行动的路程”，这正是他对“传道”的深刻注解——所传之“道”，是能指引中国走出苦难的真理之道，是能让民众摆脱压迫的新思想，而非脱离现实的空洞学说。

　　“济民”非纸上谈兵，而是解民生之疾苦。五四运动后，李达积极推动建党大业，不仅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奠定理论基础，更在实践中探索“济民”之路。他深入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为制定符合国情的土地政策、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他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到田间去、到工厂去，把知识带给民众，把希望带给百姓”。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深入民间调研，写下《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等著作，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民众的苦难根源。这种“知”与“行”的统一，让“济民”从理想落在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上，成为他报效祖国最质朴的表达。

　　“忠诚廉节”的思想，李达也是用一生在践行。他自少年求学开始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并走上了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即便是他离开了党的组织，即便是受到反动势力迫害、处于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他对祖国的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从未发生过动摇，始终践行着自己的承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抱着‘至死不变’的决心，不离开马克思主义，在个人的活动方面，绝不做反党反人民的事情，决不参加任何别的党派组织，也绝不为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和打击所屈服。”在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期间，他反复教诲师生“大家要抱定改造自己的决心，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精通业务，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能够担负起新国家建设工作的光荣的劳动知识分子”。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李达作为湖南大学校长，在《人民湖大》上发表题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全中国人民神圣的责任”，倡导师生爱国爱民，为祖国事业贡献力量。1953年在湖南大学的欢送会上，李达向师生郑重保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即使自己身体有恙，也要继续工作，完成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他晚年拖着病体完成《唯物辩证法大纲》，在序言中写道：“宣传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在修改书稿，用笔墨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李达这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高贵品质的最好体现，这难道不也是对熏陶他成长的忠诚廉节思想的最高礼赞吗？

　　三、结语

　　传道济民、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忠诚廉节是岳麓书院厚重历史文化中最深厚的精神传统。李达与岳麓书院渊源深厚，其人生轨迹多次与之交织在一起。他一生用“以理论为工具改造社会”的宣言与行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同样也是对岳麓书院文化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环境中最好的诠释与践行。他始终坚持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以真理传道，为迷茫的中国点亮思想灯塔；以行动济民，为苦难的民众撑起希望之伞；以忠诚报国，为复兴的民族奉献全部力量。今天，我们回望这位“理论界的鲁迅”走过的道路，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传岳麓书院之精神、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生面——所谓“传道”，是传时代之正道；所谓“济民”，是解民生之难题；所谓“报国”，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紧紧相连。这正是李达对岳麓书院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也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文章来源：《重庆科技报》https://www.zzqklm.com/w/qt/352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