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务报》看中国化“公共领域”的构建

通过对《时务报》产生的时代背景、资金来源、撰稿队伍、读者等的分析发现《时务报》在一定意义上构建了一种中国化的“公共领域”，并阐述了《时务报》在构建“公共领域”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局限性以及对当下的启示。

一、“公共领域”的界定

（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最先提出“公共领域”，并迅速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理论模型，中国学界在运用此概念之际也多与哈贝马斯联系起来，在此，为方便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先梳理一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脉络。

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大厦不是一天建成的，其理论的形成受到了诸多前人的影响，但是对其影响程度最深的要算是汉娜·阿伦特。阿伦特首先确立了人类的主体性，其次反思了极权主义的起源，此外还试图解决现代代议制度的民主困境，并由此孕育形成了“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但是其局限性“在于跟现代性的社会情境难以产生接合之点，也难以呈现意义，显得黯然不彰”。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由三方面的要素构成，分别是公众、公众舆论、公众媒介与公众场所。首先，“公众”是超脱于个人或集团私利之上、亦不受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力约束或为其服务的私人自愿组成的，并拥有一定的规模；其次“公众舆论”是以批判意识为核心、以对国家权力进行批评与监督、控制为主要特征与目标的“公共意见”；最后“公众媒介与公众场所”是公众赖以表达、传播自己意见并使之对以国家权力为主体的公共权力形成影响、约束乃至监督、控制的的媒介和场所，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报纸、期刊、广播和电视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更多的涉及到了大众传媒的功能。而本文也更多的是探讨哈贝马斯意义下的“公共领域”。

（二）“公共领域”的中国化

由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源自于西方社会，其产生背景和中国有着巨大的差异，另外考虑到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所可能导致的对“公共理论”概念及内涵理解的不同，笔者在想“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能否用来分析中国历史经验，清末报刊是否打开了这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但是且不论结果如何，要知道没有僵死的理论，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上亦是如此，“公共领域”从产生到发展，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在清末虽然没有西方那种历史情境，但是在历史过程面前，笔者认为只要符合以下三点即可运用该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变化，首先个人权利由法律或事实上得到保证；其次能建立起健全的公共舆论，自由平等的用话语论证；最后对现实有批判精神。基于此，笔者通过对《时务报》产生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资金来源、办报宗旨、撰稿队伍、刊物内容、读者、“三位一体”行为模式等的分析，试图阐述《时务报》所打开的超越理论内涵的中国化的“公共领域”。

二、《时务报》所构建的中国化“公共领域”

（一）创刊

1896年春，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提议在上海创办一份以“时务”命名的刊物，作为维新派的舆论阵地，1894年4月，梁启超应邀赴上海参与筹备工作，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时务报》虽名为“报”，实则是一份每期三十页左右的书本式的旬刊。

在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京沪创立了京师强学书局、上海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等，通过学会、报纸不断激励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为《时务报》时期公众以及公众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外甲午战败，社会舆论一时哗然，举国上下议论其事，人心躁动，加之在这一时期，西方民主理念的轮廓较为清晰的出现在了中国知识精英面前，报纸的勃兴和思潮的涌动相辅相成，维新人士纷纷将报刊作为宣传变法、发对专制的政治领地，报纸与学会相辅相成成为了民主思想传播的有力渠道，客观上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及公众舆论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二）地理环境

从政治上来说，在19世纪末，上海的权力结构非常复杂，西方列强、中央朝廷以及地方官员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抗衡，谁也无法主宰上海，所以近代上海有着较大的脱离于体制的舆论空间；其次从经济方面来说，新型事业兴起，商业氛围浓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市民尤其感到有介入公共事务的需求，客观上有助于公众在公众场所形成公众舆论，进而形成“公共舆论”；再次从思想文化方面来说，西方思想长驱直入，还拥有数量最多的中外报刊，“历史最悠久的西书出版机构广学会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全国数量最多、办学最成功的新型学校广方言馆、格致书院等。还有邮政、电报、电话、现代印刷技术、公共图书馆、戏院、电影院、公共园林等”，所有这些都为公众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基础。

（三）资金来源

根据《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四）》可知《时务报》的资金来源如下：“（上海强学会）尚余银七百余两；又将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银，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将会中所置器物书籍等项变卖，得二百余元；共得千二百金。”后黄遵宪“自捐一千圆为开办费”，邹殿书部郎凌瀚“捐五百金”。“同人既定议此报为众人之事，不得作为一人之事，因得以公义向各同志劝捐，而海内君子，亦以公义之故而乐助之。两年以来，捐款至万余金”。

由此可见，《时务报》的创刊费用主要来源于“捐助”，捐助来源虽多为政府官员如张之洞捐款700两，道员朱采阅报后“附助报馆经费百元”等，但是也不乏热血友朋的帮忙，如黄绍箕本人捐款卅元，并代转孙诒让捐款百元，任寿华“助银十元”等，此外还有素不相识读者的捐款，如吴炳“愿捐英洋一百元，以期扩充此报”、“常熟布衣”言敦源捐款“银元三枚”、“东海居士助银八元五角”等等。

由此可见《时务报》在经济来源上相对广泛，为其在内容、编辑思想等方面自由、平等、独立的阐述奠定了基础。

（四）撰稿队伍

《时务报》的主笔虽是梁启超，但是也不乏其他学者文人，如顺德麦孟华、余杭章炳麟、三水徐勤、归善欧榘甲、严复、谭嗣同、容闳等。这些学者文人以报纸为平台，以深刻的说理、感性的笔头、强烈的愿望、接近大众的表述风格引起了部分官僚、士绅、普通民众及工商业者的瞩目和关注，撰稿人员的理性、批判性构筑了一个平等与开放的意见平台。

（五）读者

《时务报》的读者范围较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如第52期规定：“本馆从今年起，特定新章代人附登告白”，由此，《时务报》报尾出现了少量商业广告，吸引了工商业群体。从《时务报》的捐款人中也可发现如“常熟布衣”、“东海居士”、学生等群体因阅读《时务报》感触颇深而倾力相助，此外根据张元济的《致汪康年书》由于“报章文体”的风行，“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其文且慕之，且赞之。”可见报纸的读者所涉范围较广，对于“公共领域”的营造有着客观作用。

三、启示

（一）媒体人的责任意识

在现如今虚假新闻泛滥，反转新闻不断的时代，作为媒体人，我们要知道自己肩负使命和重任，不能只求新图快或夺人眼球甚或只为一己之私，而做出有违职业道德之事，纵观《时务报》的撰稿人员，尤以梁启超为代表，其怀揣爱国之心，满腔热血，只为国家利益。其高度虽难达到，但是作为媒体人责任意识不能忘，爱国之心不能无，要牢记自己的使命。

（二）新闻媒体的功能

不管是从报刊内容还是从撰稿队伍上来看，《时务报》作为社会公器，其显著的特色不得不说是公共性和批判性，《时务报》构建了一个自由而开放的意见平台，同时又以批判性的言论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在当下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应努力在公共性的基础之上理性批评，以构建一个有力量的舆论平台。

（三）“公共领域”的构建

在新媒体时代，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促使“人人都有麦克风”、“两微一端”渗入人们生活……这些都在助力“公共领域”的构建，但是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受众的媒介素养过低、虚假新闻泛滥等，所以在构建“公共领域”的道路上我们仍旧任重道远，但是我相信，通过政府、媒体人、新闻媒体以及读者等的多方努力，我们一定更理性化、更经常性的发表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构建一个鲜活的“公共领域”。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qk/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