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传播的视角浅析知识付费新媒介

人类创造的信息，其形式是在不断丰富、总量是在不断增长的。在人口流动缓慢，信息以口耳相传、文书往来为载体的时代，信息总量虽然也在增长，但进程相当缓慢。在东方，四书五经以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文本，占据了知识的主流长达2000年之久；而在西方，希伯来传统的宗教文献则拥有同等重要的统治地位。东方的五经博士、理学家和朴学家们，以及的经院哲学家们皓首穷经，不过是在为经典文献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圣经》，都被奉为自然天成的真理，“认识这一真理的是直接的直觉而非任何艰苦的批评分析过程”。人类把自身同自然之物紧密相连，二者构成了浑然一体的象征关系。这意味着“对据理而推式批评探究的事先破坏……剖析象征几乎就像试图分析神圣的三位一体一样亵渎神灵”。与之类似的，孔子不敢把自己与圣人相提并论——尽管他的门徒和后世的统治者违背了他的意愿——大力提倡一种“述而不作”的治学观念。遵从这种传统的后代学者们，不敢提出新的理论，即便有，也要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在阐发圣人的观点。

东方的经学家们阐发圣人的观点，或者西方经院哲学家就《圣经》中的某个问题反复讨论，真的生产出新的知识了吗？把这个问题搁置在一边，至少信息的总量是增加了，直观地说，就是书籍的种类和总的字数增多了。但信息增多不意味着获取信息变得更加容易。信息的载体太过于昂贵。尽管口耳相传始终是一个可选项，但是知识（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信息）想要沉淀下来，就非得依靠书籍不可。纯粹由人工抄写的书籍所费颇巨，为生计发愁的人家不可能拥有书籍，也就不可能拥有知识。

一 、信息传播发展过程中的载体

当然，人类始终致力于降低信息的价格。汉字字体演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与制作书籍的材料相配合，以便符合省时省力的经济原则，提高记录信息的效率。譬如，在竹简上刻字时，隶书较之篆书更为简便；在纸张上书写，楷书则快于隶书；仅从经济的角度看，简体中文显然优于繁体中文。造纸术和印刷术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蔡伦和毕昇极大地降低了书籍印刷的成本，使更多人获得了廉价的知识，并为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君主们，提供质量稳定、拥有大量知识的文官系统。与此同时，西方的知识传播仍然受限于价格昂贵的羊皮纸。直到谷腾堡印刷术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状况。在欧洲，信息展现了它所拥有的强大力量。按照安德森·本尼迪克特的观点，以民族语言印刷的廉价书籍和报刊，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是如此重要，决定了近代欧洲的政治格局。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生产信息的权力被牢牢掌握在少部分识字的知识分子手中。知识的价格降低了，只是方便平民成为知识分子。无论是作为中文书面语的文言文，还是欧洲的“贵族文字”拉丁文，都不是平民的语言。在平民中，低识字率和带有奴隶制色彩的劳动剥削导致了思维的低活跃度。对这些为生活所迫而停止思维的人而言，求生和生育的本能胜过了生产信息的崇高事业。他们可能更愿意成为信息流动的终点站（信宿），而不是信息被重新编码、再次出发的中转站。换句话说，不是知识分子剥夺了他们参与信息生产的权力，而是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权力。

二、 信息传播理论化：信息的生产被定义为模式

在鲍德里亚那里，信息的生产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重述：「媒介（Medium）的本质就是模式（Modéle）……是指被一种符号/形式所重述，在一种模式中获得阐发，被一种符码所操控」[ 让·鲍德里亚.著,夏莹.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38-239]。这意味着，生产信息的前提条件是至少掌握一种模式，并使用这种模式对符码进行操控。只有拥有这种能力，才能参与信息的生产。按照这个观点，识字是掌握一种模式（书写），掌握某个理论体系或世界观，也是掌握一种模式（话语）。后者是更加深层的模式，它可以决定文字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表达特定的思想。低识字率导致思维的低活跃度，把大多数人挡在了信息生产的专业领域之外。即便是经学盛行的汉代，热衷于解经论经（即基于经典文献进行知识再生产）的太学生，其规模始终被控制在4000～10000人。放在今天看，甚至不如一所中等规模的高校。太学生、五经博士和皇室成员以外的普通百姓，并不具有讨论这些重大内容（涉及王权的合法性问题）的资格。但是，识字同时也意味着接受了一种嵌入在语言文字里的、作为整体的文化。书写不是随心所欲的，学习儒家经典的太学生、五经博士和皇室成员，不能不对“述而不作”以及儒家经典的神圣化做出回应。

作为回应的结果，这也就解答了前文暂时搁置的问题：对于述而不作者来说，反复阐释同一内容，努力使具体的词句之间和谐一致，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塑造一个“浑然之物”，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把新的、可能反对这个浑然之物的异质性内容，通过重新编码的方式，纳入其中，极力避免异质性的信息与这个浑然之物产生冲突。结果就是，这个浑然之物的体积越来越庞大，并且杂糅了各种流派的观点和理论，但这些不同来源的观点，得以在同一个体系里和谐共存。在这种信息的生产模式下，知识就是模式本身。任何信息都可以用同一种模式来解释（解码），并成为这个模式的一部分（重新编码）。对于身处其中的知识阶层来说，掌握模式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具体的信息，则是次要的。因此，真正有效的信息，其实并未得到长足的增长。

三、信息爆炸时代催生新媒介知识付费：信源高效直达信宿

（一）信息爆炸时代：信源、信宿无法高效匹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所处的信息社会。如今，“信息爆炸”是一个听上去非常古老的概念，至少人们已经不像世纪之交的那10年，热衷于讨论这个新鲜的概念。这并不意味着，信息爆炸作为一种确实存在的现象，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相反，它转化为了更加真实的焦虑。当城市里的白领们毫不犹豫地为知识产品付费时，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信息焦虑”之中。他们一方面担心自己获取的信息数量不够多、质量不够高，另一方面，尽管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剥削占据了过多时间，使他们不得不追求更高效率的信息获取方式，那就是购买经过提炼的观点或者关键信息。信息爆炸的结果，就是提炼观点的脑力劳动被交给专业人士去完成。

只要具备阅读理解的能力，人人都可以从一本书中提炼出一些观点出来，或者更抽象地说，从一些缠绕在一起的信息中，提炼出关键信息来。但是如果人们为了知识所付出的是金钱，那么，知识必须帮助人们获得比付出的金钱更多的金钱回报，或者至少要对购买者有某些确实可感的积极作用，这样才符合投资-收益准则的规律。因此，“有用的知识”成为知识付费市场的主流。没有人愿意花钱去了解一本小说中包含的深刻意蕴，但是“如何收纳以节约空间”、“如何管理时间”、“如何快速阅读一本书”却可以成为热门的知识产品。

（二）信息爆炸时代催生知识付费

知识付费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媒介。它超越了以往容器与设备的二重界定——承载信息的容器和设备，都是已经被应用与媒介的。无论是用于接受知识产品的手机、PC，还是信息得以呈现出来的图文并茂、搭配音视频的形式，这些都是已经被运用纯熟的技术，并没有新的技术出现在其中。知识付费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把信息赤裸裸地列为一种商品。购买信息的行为古已有之，在商业、政治和战争中，信息都是重要的商品。在茅盾的小说《子夜》里，落魄的地主阶级不惜牺牲女儿的色相去换取金融资本家的“内幕消息”，以便从事投机生意；结果是，他获得了错误的“内幕消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并最终破产。

但是，对于不参与商业投机的普通民众而言，信息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者说，没有重要到需要专门购买的地步。购买知识付费产品与购买教育服务不同，如果沿用鲍德里亚的思路，教育服务的最终目的，乃是使购买者掌握某种特定的模式，以便处理海量的信息。

因此，知识付费服务是媒介演变的后现代形态。促成有效信息成为商品，或者说，促成人们花钱购买的有效信息的，是对于信息效率孜孜不倦的追求。之所以说知识付费是媒介演变的后现代形态，是因为媒介演变已经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演变。但这一系列演变，包含了一个一致的目的，那就是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媒介的演变包含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的目的，这并不是说，提高效率是媒介演变自己的目的。

知识有如气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膨胀。但是在严密的科学出现之前，无论东西方，所有学科都被混沌地囊括在同一个名目之下，那就是真理。博学的人，有权力在同一个框架之下，对所有事物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宋明理学家试图通过的“道”、“气”来构建本体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服从同样的规律，体现了“大一统”的雄心。但是，随着科学的诞生，知识被切割成一个个精密的学科。一开始，很多学科有着共同的奠基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们发现，光是掌握某一学科的全部知识都相当困难，最多是在某个更加细分的专业领域内实现精通。

随着学科的细分，原先那个包罗万象的“浑然之物”急剧地萎缩，退到了历史的角落，成为神学和文献学，获得了与其他学科并列的地位。因此，大家也都认同，特定的信息需要交给特定的专业人士去处理：以怀疑或保留的态度为基础，对技术知识的尊重通常与对抽象体系的实用态度并存。当人们需要专家的意见时，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一般都会选择相信专家。这构成了现代社会对于专家的基本态度。

（三）知识付费的持续发展源于大众对专业知识的渴求

人们之所以接受专家系统，大众传媒功不可没。无论是报纸、广播节目还是电视节目，都会时不时邀请专家，就某些即时性的现象做出专业评论。专家和专业知识的出现，是与相关问题相伴而生的。这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已经足矣，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远远不够。但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大众传媒，不可能只为满足少部分的需要，花费一整个版面或者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传授某些特定的知识，除非这是广告商的要求，是有利可图的行为。另外，如果潜在的需求者错过了这些节目，这些信息就变成了传递向虚空中的噪音。

当信息传播的效率与信息的爆炸性增长出现不匹配的状况，新的媒介出现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新的媒介和之前所有媒介拥有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按照信息论的观点，信息从信源直接到达信宿，信道越高效，那么噪音就会相应减少。知识付费产品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可以直接向专家购买知识，这正符合信息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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