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新闻传播策略分析
面对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随之带来的是跨文化传播的繁荣兴盛。随着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跨文化新闻传播与媒介技术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跨文化新闻传播不是一个单向性的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冲突与融合并存的过程,当下的新闻传播现状存在诸多问题,互联网的发展对跨文化新闻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真正地立足受众,妥善处理全球与本土的关系,利用媒介技术创新传播内容,彰显民族特色,同时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实现深层次的跨文化新闻传播。
一、传播背景
(一)全球化新闻传播(优势)
面临着全球化新闻传播的大背景,传统的新闻发展模式和传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庞大的社会语境,人们排斥灌输教育式的传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人性化体验的新闻传播,借助新媒体、VR技术、H5等方式更切合读者的需求,在充分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基础上更多的是需要在跨文化新闻传播过程中做到对传统文化的宣扬。
(二)语言文化的误解(障碍)
传播要想达成意义的共享,必须要创造一种符号,这种符号要具有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认可的共通意义,换言之,传播如果有效必须要突破语言的隔阂和障碍。如何作出有效的解释是新闻传播是否有效的决定性条件。在同一语言系统下,符号的传播过程是一个编码、解码的系统,即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二次转换,如果双方分别是属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这个时候翻译者显得尤为重要。不同的传播者的文化理念的不同加之不同国家各自制定的新闻传播标准不一,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的误解。全球化语境具有自动过滤功能,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传播中需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国情,传播合适的内容,过滤掉不符合其价值观的新闻,避开文化特性差异的影响。
二、传播现状
(一)新闻误读
信息全球化带来的是新一轮的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相比于发达国家在进行对外进行信息传播的时候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新闻误读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为例,新闻误读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我国人民群众对其他国家传播的新闻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对于我国的片面解读。出现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传播方式的局限性和各国文化环境的差异。
(二)编码、解码
我们都知道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一种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相应的词汇用以表达另一种文化的思想或概念,即使是相同的词语也会因为文化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更倾向于一种‘改编’:归纳精神和文章意图压倒对原文的直接平移。语言符号具有社会性的特征,语言的转换即翻译不仅仅受翻译家个人的影响,包括翻译家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能力范围、知识掌握等各种不同的具体因素,同时受社会环境所制约。
(三)写作风格
涉及到写作风格,不同的新闻媒体具有不同的写作风格,以我国《人民日报》和《新京报》为例,前者的写作风格是官方、正式、规整,后者颇具雅致、见解独到。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媒体之间就有如此明显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英国的路透社和美国的美联社风格迥异,写作风格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不同国家之间在进行跨文化新闻传播的过程中难以接受其他国家的传播内容,从而限制了彼此之间的跨文化新闻传播。例如,西方对我国军队的新闻报道一直存在误解,存在着大量的负面报道,如何转换写作风格来适应其他国家的民众阅读习惯显得尤为重要。
三、传播对策
(一)增强文化认同-受众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主要受众是不同国家的本土民众,新闻要想真正地为各国人民喜闻乐见,必须要具备接近性。需要站在不同的信息接收者的角度,考虑新闻的传播与反馈,从新闻报道题材的选择上,以及新闻呈现的具体形式,重视受众的新闻接受体验,有利于增进彼此间的文化认同。
以中国为例,中国当代的新闻传媒如何构建公众的文化认同呢?这需要考虑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特征。周宪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其文化亦是如此,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各种元素挤压在一个当下的平面上,在当下中国的‘全球本土化’进程中,本土的和外来的各种文化错综地混杂在一起,社会文化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了认同建构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总体上看,中国传媒文化的身份构建具有某种看似对立的特征——同一性和混杂性”。同一性即每个国家的核心主导文化形成的传媒机制和国家认同,而混杂性体现了媒介文化的多元现实发展状态。新闻传媒的发展呈一种流动型,携带大量异质文化元素,混杂的文化语境加之多元的文化内容影响着受众认同的建立。
(二)改善全球与本土关系
妥善处理全球与本土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到新闻的取材来自于文化,在新闻题材中融入优秀的文化元素形式和符号,丰富新闻的内涵。
很多学者认为当前的文化全球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一种“伪全球化”,或者说是一种“美国化”。在国际化新闻事务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媒体的声音仿佛占据了传播主流,美国化的新闻风格会对中国的新闻传播业造成一定的冲击。应对这种现象,美国著名学者霍米·巴巴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我们应该乐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在混杂性中产生的‘居间的’文化空间可以作为‘第三空间’抵抗后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犯。解决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资源,结合新闻传播的新优势抵抗外界的鱼龙混杂;另一种是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将文化多元发展作为跨文化新闻传播的条件。
(三)创新表达方式
5G时代下的传媒业具有新型的媒介形态,现有的媒介生产方式将会得到极大程度上的优化,从现有的传播新闻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新闻客户端,微信、微博,还有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形式,在5G时代,由于宽带和网速的大幅度提升使得传递成本大大降低,我们获取大容量视频的时间缩短至几秒甚至一秒,会使得云新闻大规模普及。
因技术成本和制作时间成本受限的VR技术也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推广应用,会诞生更多更具体验性和沉浸性的新闻。技术的升级带来新闻传播效果的优化,如何适应5G时代的发展,率先在科技浪潮中找准定位并充分发挥技术的优势创新新闻传播是决定跨文化新闻传播成败的关键因素。
(四)彰显特色文化
不存在统一全世界的文化,同样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不存在一统天下的声音。来自英国的学者本尼狄克特·安德森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意味着成千上万未曾谋面的同胞之间的一种文化上的深刻认同和情感纽结。没有了区域性的文化,就不会存在“想象”。寻找本土文化中的特色之处,将其作为基本元素融入到跨文化新闻传播中去,这是实现传播走出去的必然途径,例如中国的文化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设置具体的人物故事情节,大量地融入各地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元素,讲述了中国各地的美食生态,面向海外观众展示中国差别迥异的饮食习惯和美食体验。
(五)引导国际舆论-意见领袖
21世纪的互联网已经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传媒工具,传统媒介无法起到完全意义上议程设置的功能和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的议程设置能力。同时,意见领袖也与时俱进,更多地依赖网络进行信息传播,在电子平台上与受众发生互动。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也需要辩证看待,一方面是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有助于事情的解决;另一方面是起到错误的导向作用,引导舆论走向负面,不但无法解决事情,甚至影响危害社会稳定。如何引导意见领袖在跨文化新闻传播中发挥正面的舆论引导作用显得尤为关键,一方面是需要不断提高媒介素养,加强信息理解和判断能力;另一方面制定网络空间管理的法律法规,为跨文化新闻传播创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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