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仰民俗传统对中国戏曲装扮方面的影响

    远古的驱傩、祭典仪式并不是单纯的依靠巫觋歌舞的摹仿，也通过对表演者的装扮来更加清楚地表现其所摹仿的意义，而这种原始的装扮主要是借助服饰的色彩和佩戴的面具来区别表演者所摹仿的不同事物和体现的不同情感。

    《周礼》曾载：“方相氏掌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可见此处的巫觋就是戴着有着四个眼睛的黄色面具，身穿“玄衣朱裳”，手拿武器来进行禳鬼表演的。《乐府杂录》中亦详细记载：“用方相氏四人，戴冠及面具，……衣朱褶青襦，戴面具，以晦日于紫宸殿前傩，张宫悬乐” 。面具的装饰“可以使巫师或萨满自己进入‘灵魂世界’，也可以使人感到他已进入灵魂世界。……在原始人的眼里，这并不是一种化妆术，而是把人的灵魂输送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工具”。随着社会文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巫觋的祭祀活动开始弱化，巫觋开始逐渐分化，更多地从事于社会的商业表演，如宗教节日中的庆祝仪式等，于是早期的面具装扮表演也开始发生变化，那些简单的歌舞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增长的欣赏欲望，歌舞表演开始引入各种神话传说和流传极广的民间故事来吸引观众，当具有一定结构的故事情节介入歌舞表演时，面具戏也就应运而生了。

    《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 《乐府杂录》鼓架部条则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斗战，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著面具。”《教坊记》：“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

    面具在其表演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通过面具的的装扮能更加深刻地刻画出表演者所要向观众表达的意思（此剧则就是表现主演者的“胆勇”之状）。北朝及唐散乐中盛行面具，但至宋之史料虽常见面具之记载，然“宋之面具虽极盛于政和，而未闻用诸杂戏”。

    随后戏曲中的涂面悄然兴起，“盖由涂面既兴，遂取而代之（面具）欤”？《乐府杂录》曾云：“后周士人苏葩，嗜酒落魄，自号中郎，每有歌场，辄入独舞。今为戏者，著绯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崔令钦《教坊记》记载：“《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皰鼻，实不仕，而自号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

由此可见，自唐宋以来，戏曲在表演中以粉墨涂面来刻画人物的表演手段极为流行，而涂面之手段是否为古代面具戏一脉相承，此至今仍难以有史料证明，不可否认的是，渊源于古代祭祀的面具装扮在戏曲舞台上的有效运用，对于中国古代戏曲以涂面区别角色，突出其不同特色和性格以及促使角色的类型化、程式化等诸多艺术手法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也使中国戏曲较之欧美戏剧在角色装扮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标志。

    然而在舞台表演的实践中不论是面具还是随后的涂面以及表演的服饰，都离不开对色彩的讲究。“戏曲舞台的色彩是一种文化语言，历代传承的色彩习俗，赋予戏曲舞台色彩以独特的语义，使供人娱目的色彩富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历史内容”。虽然我国古代没有专门的色彩学，“古人的色彩选择，不是建立在对色彩物理性能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以宗教化和伦理化的色彩习俗为根据的”，但是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自古就积淀着民众对色彩的特殊感情和要求，其中信仰民俗的影响尤为突出。趋吉避凶的民俗心理促使人们在各种日常生活行为和祭祀活动上都极力取悦上天神灵，从而来满足自身祈福避祸的信仰心理，因此古代人民在色彩选择上也力图保持着与其信仰神灵的一致性，“色彩因此获得了却灾祈福的巫术意义和人神交通的宗教职能” 。

    民间色彩选择主要的依据其实很简单，就是吉与凶的区别。《协纪辨方书》记载：“白虎者，岁中凶神也”，传说西方的神兽白虎掌管着灾祸和死亡，古代因此称人死为“上西天”，所以自古以来白色在民众心理就代表着死亡和灾祸。古人对神鬼的敬畏和趋吉避凶的心理逐渐形成了长久以来的色彩信仰民俗，那么以观众为基础的戏曲表演必然不能随意服饰、涂面（或面具）及舞台布景的色彩选择，而是在尊重观众的色彩习俗基础上，通过各种艺术手段的调节，来赋予舞台色彩以更深的内涵，使之不但能满足观众的欣赏习惯，娱其眼目，更重要的是使之成为表达戏曲内容和精神的一种内在的语言，所以舞台色彩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戏曲表演方式及艺术手段的进步而不断变化来满足观众动态的欣赏心理，因此舞台色彩的选择就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