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坛上的“俞伯牙与钟子期”——读梅尧臣《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及欧阳修对其品评有感

在中国文学史上，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品评，造就了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诗坛美谈，向人们演绎了品评与创作互动的良好态势。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诗的品评来探讨梅尧臣在开创宋诗题材向生活琐事转化的轨迹。
一、梅尧臣一生沉沦下潦，仕途上始终无法得志。河南主簿——这是他仕宦生涯里的第一次任官，而这第一次的主簿生活却给他今后的生活留下了重要的影响。在往来洛阳期间，他结识了自己生活上乃至文学创作上的挚友——欧阳修，这位挚友在诗歌创作中给予他极大的鼓励和影响，共同成就了诗坛上“欧梅”并称的佳话。
景祐元年，梅尧臣知建德县的任务发表，次年他到任。在建德县他待了三年，就在他准备离开此地，返回汴京的时候，同是洛阳旧友的范仲淹约他到江西去同游庐山。在范仲淹席上，一位吃过河豚的朋友和他提到这个美味，就在当时的宴席之上，梅尧臣留下了一首有名的诗篇：

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
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此时，贵不数鱼蝦。
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犹吴蛙。
庖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铘，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
持问南方人，尝护复矜夸，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
我语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来潮阳，始惮餐笼蛇，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虽可憎，性命无舛差。
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八

欧梅交往之深，除了表现在朋友间的关怀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对彼此诗歌的品评中所形成的一种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这首《河豚鱼》诗写成之后，当时同在地方做官的欧阳修看到，马上给予了极高的称赏，他在《书梅圣俞河豚鱼诗后》中写到“予友梅圣俞于范饶州席上赋此《河豚鱼》诗，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亦屡书以示人为奇赠”。[《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三]
梅尧臣转都官员外郎时，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博学之士刘敞也曾这样戏说梅尧臣和他的《河豚鱼》诗“诗人有何水部，其后有张水部；郑都官，复有梅都官。郑有鹧鸪诗；梅有河肫诗，可为梅河豚耶？”[  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梅河豚”这一称呼即由此而得。这一则记载侧面反映出《河豚鱼》诗在当时所享有的声誉。
欧阳修对于这一首《河豚鱼》诗一直都十分欣赏，乃至在他退居汝阴之后，在他写成的“集以资闲谈”的《六一诗话》中仍孜孜不倦地记载“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蝦。’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二十八]，他同时也将刘敞的戏说记载在册。
经过欧阳修的这一番推崇，梅尧臣的《河豚鱼》诗声名远播，“梅河豚”的雅号也开始传闻开来。此后关于这首诗的论说不绝于耳[   参看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有关于历代人们对《河豚鱼》诗的评论]，乃至形成一道众口说河豚的奇异景象。
二、此后历代有关于梅尧臣《河豚鱼》诗的论说，大多不出欧阳修对于此诗的品评，由此可知，欧阳修的品评对于此诗有着极大的影响，然细究个中缘由，则是因为欧阳修对于梅尧臣相知之深的因素主导。正如王士禛在《梅氏诗略序》中所说的“盖当庆历、嘉佑极盛之时，圣俞之诗其贵重于世如此。世人但习谓欧阳子之言足以重圣俞，而不知圣俞当日虽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欧阳，而非欧阳子之言之足以重圣俞也”。[  王士禛《 蠺尾文集》卷七]
细读欧阳修对于梅尧臣这一首《河豚鱼》诗的品评，他给梅氏以及后来读者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1、梅诗题材上的创新，即开始将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吃河豚，写进诗中，打破了俗事不入诗歌的传统。
欧阳修是一位具有革新意识的诗人，这从他后来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的活动中可以得到证实。当他看到自己的好友梅尧臣在诗歌创作中表露出这样一种新鲜气息的时候，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于是他迫不及待地给自己的好友乃至身边的人传达这样的信息。他的努力是积极而卖力的，“屡书以示人”来向别人传达好友的诗歌创作。正是由于欧阳修这样积极而卖力的大力称扬，《河豚鱼》诗乃至“梅河豚”在当时的诗坛上有着如此大的声誉。
梅尧臣在宋诗发展史上一个很突出的贡献即是改变了传统的诗歌题材走向，将日常生活琐事写进诗里，从而带来诗歌题材上的创新。然而，一位诗人是否有创新的意识，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外界因素的推动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翻开梅尧臣所留存下来的诗集，在景祐五年（1038年）以前（梅尧臣于此年写成《河豚鱼》诗），梅尧臣的诗歌几乎没有涉及到日常生活琐事这样的题材，更多的是洛阳期间与友人们的同题共作以及酬唱之作，或是一些反映社会时政的诗篇，如他的一首很出名的《田家四时》诗即写于往来洛阳期间。在景祐五年之后，梅尧臣诗集中开始陆续出现了有关于日常生活琐事的诗篇，如作于庆历五年（1045年）的《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将虱这种题材写进了诗中；其后作于皇祐元年（1049年）的《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将乌鸦啄蛆这一事件写进诗中。
从中可以看出，《河豚鱼》诗是梅尧臣尝试将日常生活琐事写进诗中的尝试之作，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此类题材的开篇之作。由此亦可以推测，这样一种题材上的尝试和改变，诗人是从一种无意识状态逐步走到有意识而作的状态，这其中的关键所在，应当说离不开欧阳修的品评，确切的说是离不开他对《河豚鱼》诗的敏锐察觉后的称扬。正是欧阳修对于《河豚鱼》诗的品评激活了梅尧臣创作中的一根弦，从而使他大踏步地迈进开创宋诗新题材的舞台。
2、梅诗在“平淡”风格之外具有的“雄赡”的艺术特色。
欧阳修自洛阳时与梅尧臣相识，在此后各自的仕宦生涯里，因为仕途的变迁，虽然没有较多的相聚日子，但两人却在书信往来中将原有的情谊变得更加牢固。欧阳修一直是梅尧臣诗歌的忠实品评者，早在洛阳期间，欧梅之间就已有不少的诗歌唱和之作，同时也有不少的诗歌品评。
梅诗一直以来最受人重视的是其“平淡”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的最初发现者和总结者便是欧阳修。然而，梅诗除了“平淡闲远”的诗歌风格之外，还具有“雄赡”的艺术特色，这种特色的发现者同样是欧阳修。事实上，梅诗中“雄赡”风格的体现并不是首次出现在《河豚鱼》诗作中，在梅尧臣任河南主簿，与欧阳修的诗歌往来之作中就已有这样的风格显露了。如他描写黄河汹涌澎湃之势的《黄河》，以及尔后与欧阳修的唱和之作《依韵和欧阳永叔黄河八韵》，这些在描写黄河的诗篇中就已经显露了“雄赡”的风格特色。
此时欧阳修在品评《河豚鱼》诗时，当他再次看到梅尧臣“雄赡”的艺术风格，作为一名忠实的品评者和具有极度敏锐觉察力的诗人，他再次向友人发出了这样的信息，随时都在努力地发掘梅诗的精华之处。
 
三、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知道，梅尧臣的《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诗是梅尧臣尝试将日常生活琐事写入诗中的开篇之作；而欧阳修对于这一首诗的大力称扬与品评正是促成梅尧臣进行此类题材创新的外界推动者，这应该说是这首诗以及品评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在艺术特色上，这一首诗除了具有欧阳修所指出的“雄赡”的风格之外，还具有以议论为诗的艺术特色。这同样是宋诗的特色所在，但一直以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认为这是宋诗不及唐诗的地方之一。在梅尧臣的《河豚鱼》诗中，除了欧阳修指出的开篇点题的四句之外，其他诗句在描写河豚的美与恶并存中，梅尧臣大多是通过议论来进行的。如“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等都是在议论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劝导人们不要因为贪恋美味而丢失了性命，其殷切之情甚为感人。然而这样的艺术表现，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美感，正如后人所评的“公许《河豚》诗为绝唱，惟首二语‘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差无可忝，馀则有韵之文耳”[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七]，“此诗绝佳者，实只首四句，馀皆词费”[  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但是，“以议论为诗”正是宋诗的特色之一，亦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地方，梅尧臣之后的诗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特点。从这一点上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梅尧臣是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诗人，他在开创宋诗新貌上的努力是应该得以肯定的。
最后，本文想通过对梅尧臣几首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诗歌的比较，以便更加直观地了解梅尧臣在开创宋诗题材向日常生活琐事转化的轨迹。

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
贫衣弊易垢，易垢少虱难，群处裳带中，旅升裘领端。
藏迹讵可索，食血以自安，人世犹俯仰，尔生何足观。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五

此诗作于庆历五年（1045年），将虱写进诗中，梅尧臣是第一人。在诗篇里，他将虱的嗜血特性表露无遗。此外，他还有《秀叔头虱》和《扪虱得蚤》，分别作于庆历六年（1046年）和庆历七年（1047年），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梅尧臣尝试将虱这一题材写进诗里的诗作就达三首之多，足可见其对这一类题材具有很浓厚的兴趣。

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
飞乌先日出，谁知彼雌雄，岂无腐鼠食，来啄秽厕虫。
饱腹上高树，跋觜噪西风，吉凶非予闻，臭恶在尔躬。
物灵必自洁，可以推始终。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十九

此诗作于皇祐元年（1049年），在对虱进行了多篇的写作之后，梅尧臣更尝试将“乌鸦啄蛆”这一题材写进诗里，将他人视为污秽之物的蛆带入诗中，这样的尝试比起虱来说，其粗俗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怀
白日落我前，明月随我后，流光如有情，徘徊上高柳。
高柳对寝亭，风影乱疏牖，我马卧其傍，我仆倦搘肘。
寂寂重门扃，独念家中妇，乳下两小儿，夜夜啼向母。
问爷若个边，天性已见厚。不嗟羁枕孤，不愧栖禽偶，
内有子相忆，外有月相守。何似长征人，沙尘听刁斗。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二

此诗作于皇祐四年（1052年），写的是值夜之时对妻儿的想念，写的琐碎而情意深厚。是梅诗此类题材中写得较成功的诗作。以上所录诗篇所作时间均晚于《河豚鱼》诗，在时间上是一个纵向的发展。三首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写之物进行一番议论以表达诗作的主旨，但因为诗篇所涉及题材的凡庸程度不同，有的诗作缺乏情韵，艺术上并不是很成功，如《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有的诗作则将日常生活琐事写得饶有兴味，很受人称道，如《七月十六日赴庾直有怀》。这样的现象的存在，是梅尧臣在尝试创新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但其意义则是开启了宋诗题材向日常生活琐事倾斜，带动了后来的苏轼、黄庭坚等一批诗人对日常生活的大力描摹，从而建构起宋诗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