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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身体:苗族民间舞蹈的艺术人类学阐释

作者:杨照萌 来源:《尚舞》日期:2026-06-12人气:47

摘要:苗族民间舞蹈作为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更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苗族人民的审美追求与身体语言。文章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苗族民间舞蹈的生成语境、类型特征、审美特点以及文化记忆与内涵,旨在揭示苗族舞蹈如何通过身体动作传递记忆、表达情感,并构建独特的文化意象。

关键词:苗族舞蹈;文化记忆;审美特征;艺术人类学

 

1.苗族舞蹈的生成语境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迁徙频繁、支系繁多、分布辽阔、文化丰厚的古朴民族,其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形成“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的特征。苗族最具代表性的舞种有贵州的“迁徙舞”“木鼓舞”“芦笙舞”“洞葬舞”等;湖南湘西的“苗族鼓舞”;云南的“芦笙舞”等。其中以贵州苗族舞蹈最为丰富多样,苗舞、侗歌、布依摊,是贵州人对几大世居民族的形象概括。

苗族是一个热爱舞蹈的民族,苗谚说:“跳舞要跳芦笙舞,人越多越欢乐,跳得黄灰起三寸,伤风咳嗽治得着”“芦笙响,脚板痒”。在社会生活中,苗族以舞蹈的方式来抒情、叙事、言理、娱乐,舞蹈已经成为苗族社会生活中重要的集体行为,成为他们表达内心诉求的形象语言。

苗族的节日很多,每年多达600多个。贵州人将其笼统喻之为:“大节三、六九,小节大大有”。盛大的节日需要热烈喜庆的气氛,舞蹈因此而成为人们的最爱,各种节日活动的高潮和核心就是激动人心的舞蹈场景。从舞蹈的呈现形式来看,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地区流传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尽相同,如湘西苗族以鼓舞最具典型,而鼓舞又分为木鼓舞、铜鼓舞、踩鼓舞等。苗族舞蹈的身体语言发端并深植于其独特的历史经历与生存环境。在此情境之下,舞蹈中的身体已成为被社会文化所塑造的“社会身体”,且于共同的节奏里维系着族群的认同与秩序。

 

2.苗族舞蹈的类型特征:记忆呈现的形态

2.1苗族祭祖舞

在苗族的社会生活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祭祖这一传统实践形式。这一传统实践形式始终体现着对于祖先的深切崇敬之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牯脏节”,该节日多为七年或十三年方才举办一次。与此类似的还有本鼓舞、迁徙舞、滚山珠等舞蹈。

本鼓舞共有五种舞蹈形式,表达了古老民族用舞蹈与祖先诉说的情感,分别为“略高斗”“扎夏舞”“扎夏橠”“高斗大”。 “大迁徙舞”是流传于贵州赫章县河镇、可乐等地(黔西北)的一种叙事性芦笙舞蹈,其名意为“寻找居住之地”,旨在记述苗族历史上的多次重大迁徙事件。滚山珠舞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在黔西北区域的小花苗支系中流行分布。其起源可追溯至苗族迁徙历程中的传说叙事:开路先锋为清除障碍物,采用模仿山猪行进方式之身体滚动技法。

2.2苗族吉庆舞

在苗族社群各类欢庆仪式中得以展演的吉庆舞蹈形态,承载着该族群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生存智慧。除了以芦笙舞为代表之外,苗族水鼓舞、板凳舞等舞蹈体系已然超越单纯的艺术表现形式范畴,逐步演化为苗族吉庆文化的重要符号。

水鼓舞主要流行于台江革东的苗族地区,每年农历七月的第一个卯日是“吃新节”,节期持续三天。其间,当地人会举行祭祀木鼓与跳水鼓舞等传统仪式,以歌舞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对丰收的期盼。

板凳舞是流传于贵州贞丰坡敖一带的苗族民间舞蹈,多在婚嫁、丰收等喜庆场合于家中酒宴间即兴表演,这一舞蹈形式不仅有效烘托了喜庆气氛,更以“以舞助酒”的方式强化了族群的集体情感与文化认同,成为苗族节庆生活中重要的艺术载体。

除前文所述类型外,榕江两汪茅人节舞、榕江高帮芦笙舞、从江大岁芦笙舞等代表性舞蹈亦具有独特魅力。雷山郎德锦鸡舞与三都交梨芦笙舞同样具有苗族民众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基底与独特表现特征,是苗族民众祈愿丰收、强化群体凝聚力以及传递美好祝福的沟通载体。

2.3苗族社交舞

苗族舞蹈具有显著的社交功能。过去,因苗族人烟稀少,青年男女难得有机会谈婚论嫁。因此苗族锦鸡舞、跳花坡等成为苗族男女社交的媒介。锦鸡舞是在丹寨、排调等短裙苗村寨区域广泛流传的表演艺术形式,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祭祀祖先的仪式功能与社会交往的双重属性在此舞蹈中并存着。婚恋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尤其依赖此种形式,特别是“吃新节”等庆典场合中尤为明显。当三五至数十名男性演奏者引领的芦笙队伍向前行进时,佩戴银质锦鸡冠饰的高髻女性们呈长列跟随其后,沿逆时针方向进行环形舞动。个性展示与情感传递通过这种集体肢体语言得以实现。由此可见其已成为彰显民族特质的重要文化符号。

此外,跳花坡在贵州西部的苗族聚居区尤为盛行,每年正月集中开展。身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聚集于特定花场时,热烈的芦笙舞蹈场面随即形成,对歌交流与共舞互动的复合形式使得情感纽带得以建立并强化。这种传统活动既维系着社会结构稳定,又通过仪式化实践持续传递着民族精神记忆。

2.4苗族丧葬舞

苗族舞蹈作为丧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贵州各地普遍存在。被称作“打嘎”的丧葬仪式,在六枝梭戛地区尤为盛行。让亡者灵魂归天与祖先相聚是该仪式的核心目的。舞者们伴随着芦笙与木鼓的节奏舞动,表达对逝者的深切哀思。

在丧葬舞蹈中,舞者们的动作往往庄重而肃穆,他们通过身体的摆动、步伐的移动,模拟着亡者灵魂的归途,或是展现着对祖先的敬仰与怀念。这种舞蹈不仅是对逝者的缅怀,更是对生命轮回、生死相依的深刻理解与表达。在舞蹈的过程中,家族成员与亲友们共同参与,通过舞蹈这一形式,凝聚了家族的力量,也传递了对逝者的无尽思念与祝福。同时,这种舞蹈也成为了苗族丧葬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彰显着苗族人民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

 

3.苗族舞蹈的审美特点:记忆外化的意象

3.1环旋往复的圆之美

在黔东南榕江、丹寨一带的苗族传统节日,如“牯藏节”与“芦笙节”中,舞蹈的队形构图呈现出鲜明的“环旋往复的圆之美”特征。舞者常以芦笙手为轴心,层层环绕,形成不断流转的圆形结构。尤为隆重的是“绕牛塘”,它是“牯藏节”祭祖仪式中最神秘、最重要的环节。牛塘位于脚车村几个村寨路口交汇处,呈椭圆池状,长约40余米,宽约25米,深约1.5米,牛塘两侧为阶梯,可供族人和群众观赏。“绕牛塘”场面十分壮观,仪式举行时族人及远朋均围绕牛塘四周站立,能容纳数万人。这种循环往复的肢体语言,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韵律,更隐喻着苗族文化中生生不息、团圆聚合的宇宙观念与族群认同,成为集体记忆与审美精神的生动外化。   

3.2神秘与惊险之美

刀刃上的舞蹈——“上刀山”:松桃苗族的“上刀山”,亦称“上刀梯”或“爬刀杆”,苗语称“njout ndut ndend”。表演时,于场地中央竖立高约十六米的刀柱,柱身等距安装三十六把磨锋的双尖钢刀,并举行祭刀仪式,以头发、布绸等验其锋刃。牛角吹响,锣鼓齐鸣,表演者赤足空手,踏刃攀行,沿途展示多种姿态。至柱顶后,以腹顶钢叉作“大鹏展翅”之态,凌空旋转数周,场面恢宏肃穆,观者惊心动魄。结束后,循刀而下,仍呈各式姿势。该表演通常需八人以上协作,其中二至四人攀梯,男女皆可,余者司职锣鼓伴奏。

松桃苗族“上刀山”的惊、奇、险、妙是独一无二的,“上刀山”一词,用来形容奋不顾身、不畏艰难险阻的行为,它体现了苗族人民坚韧民族性格的同时,也体现了苗族舞蹈的神秘与惊险之美。 除了“上刀山”,苗族舞蹈中还有许多其他表演也蕴含着神秘与惊险之美。例如一些模拟自然现象或神话传说的舞蹈,表演者通过夸张的动作、独特的服饰和道具,营造出神秘莫测的氛围。他们时而模仿飞禽走兽的动作,时而展现神话中英雄的英勇姿态,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这些舞蹈不仅考验着表演者的技艺和勇气,还让观众在欣赏中感受到苗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3.3人器合一的和谐之美

苗族舞蹈中,人器合一的和谐之美体现在舞者与器具的完美交融。如芦笙舞等。芦笙舞是苗族舞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在苗族地域,芦笙舞以其广泛的传播、卓越的声誉和庞大的规模而著称。芦笙舞的种类繁多,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称呼,如“跳月”“跳年”“跳花”“跳场”“踩堂”“踩坡”“牵羊”“射背牌”“讨花带”“斗鸡”“长衫龙”和“迁徙舞”等。

苗族人在吹芦笙的技巧上展现出他们的舞蹈天赋。从舞蹈种类来看,它们可以分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集体芦笙舞等,这些舞蹈在全省都有分布,并且是最常见的。芦笙持握于舞者之手,既作为发声之器,亦成为肢体之延展部分。俯身与仰首之动作随曲调起伏而展现,顿足与移步同旋律节奏相契合。并非单纯伴奏配合舞蹈可解释此现象,实为身心状态与乐器性能产生共振效应。情感借器物得以抒发者可见一斑,器物通过人体获得生命之例亦不鲜见。苗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学理念,由此动态演绎中得以具象化呈现。

松桃苗族地区流传的“舞狮子”表演艺术,鲜明特征体现于角色分工化与技巧高难性。武士、“大头佛”及狮子三者构成表演主体,在锣鼓节奏引导作用下完成整套动作。在十二张饭桌叠成的高台之上,狮子配合武士展示翻滚、跳跃等系列动作。狮子逐层穿桌翻越过程被完整执行,直至顶端倒置桌的四条腿。武士自高台跃下后,直立、前伸及绕圈等高难度动作由狮子独立完成。最终平稳落地的实现标志着表演关键环节结束。穿插于整个表演过程中的是“大头佛”的诙谐动作展示。惊险技艺与幽默表现形成强烈反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观赏性,可见观众对其喜爱程度。芦笙舞与该项表演艺术共同呈现的,是人与器具高度融合的现象。苗族文化中物我一体观以及艺技相融的生命哲学理念,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得到充分彰显。

3.4拧倾摆动的动感之美

下坝镇谷金村的“花棍舞”,作为印苗青年男女世代传承的独特民族舞蹈,其身体语言与空间构图充分展现了“拧倾摆动的曲线之美”。表演时无需乐器伴奏,男女配对成组,动作体系包含二十余组,以身体的拧转、倾侧与摆动构建出连绵不绝的视觉韵律。舞者手持长约一米的竹制花棍,两端饰以毛线流苏,在穿梭变换的队形中划出流畅弧线,使刚柔相济的动作在空间中延展为和谐的动感之美。

动感之美的显现,不仅存在于肢体语言表达与队形调度过程之中,亦深深烙印于该舞蹈从防御性器具向文化符号形态转变的历史轨迹。作为御敌工具使用的花棍,通过代际传承的持续演化进程,逐步嬗变为承载集体记忆功能与审美诉求实现的重要介质。这表明,“花棍舞”现已被收录进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内。以人体作为绘画工具、以动作轨迹充当墨线勾勒的曲线构图方式,持续性地传递着印苗文化体系中蕴含的刚柔相济特质与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4.苗族舞蹈的文化记忆与内涵阐释:身体的深层叙事

在苗族文化场域中,舞蹈现象绝非仅体现为节庆的欢愉性展演,它构成了以肢体语言为载体的族群历史书写体系。舞者肢体的空间位移与队形矩阵的动态重组,均内蕴着深厚的文化记忆层积,该民族关于起源叙事、生存策略及身份认同的集体想象由此获得具象化表达。

祭祖仪式上苗族舞蹈显著地呈现了身体作为时空联结介质的特性。以“牯脏节”中的“绕牛塘”仪式为例,参与者围绕神圣空间形成的环形队列结构,不仅具有视觉层面的形式美学价值,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身体隐喻系统。“大迁徙舞”及“滚山珠”等舞蹈则通过翻滚、攀爬等动作将先民迁徙历程中的阻隔与生存挑战编织为记忆中的历史叙事。

民俗中的情感互动同样依赖身体的符号化表达。“锦鸡舞”与“跳花坡”这类社交舞蹈为青年群体提供了非言语交流的特定场域。银质头饰的摆动轨迹与芦笙音律共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身体对话机制,青年男女间的情感流动通过共时性的动作协调得以实现。 “上刀山”表演中赤足攀越刀梯的身体行为并非单纯的技术展示;这种极限化的肢体操作实际外化了该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心理韧性特质。芦笙舞中演奏者与乐器形成的共生关系同样具有典型意义,当气息控制、肢体运动与乐器发声达成完美同步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便获得了可感知的表现形态。

由此可见,苗族群体的身体实践本质上构成了动态化的文化文本系统。从庄严的祭祀场景到欢乐的节庆时刻,从沉重的历史记忆到私密的情感交流,抽象的文化概念通过特定的动作语汇转化为可被感知的物质形式。这正是这种持续的身体操演使得族群的历史叙事保持鲜活状态,并在代际传递过程中不断强化着文化认同的边界。

 

5.结语

苗族舞蹈并非单纯的娱乐功能,它如同隐形纽带般连接历史时空与当下场域,使参与舞蹈的个体在节奏韵律中获得归属体验民族认同。同时,舞蹈还能让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通过此种形式建立起来。这种根植于身体实践的传统文化形态至今仍活跃于苗寨之中,并以独特方式持续为苗族群体提供精神滋养。尽管时代在不断演进,苗族舞蹈依旧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着维系民族情感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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