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叙事语境谈抗战胜利后中国抗日电影叙事主题变迁

抗日战争作为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它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文化构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样“抗日战争”不管作为时代背景还是历史事件它都是我国影视作品取材的重要之源，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抗日电影”。抗日电影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以适应时代发展旋律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抗日电影——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1945——1949），再到“十七年”（1949——1966），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影响着抗日电影创作叙事语境的改变，使叙事主题呈现出多层次变迁。

一、抗战胜利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对叙事主题的影响 

语境，仅就电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叙事语言的上下文对于影像意义生成的决定性影响。电影语境作为电影创作基础，它对电影叙事主题起着关键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语境的艺术加工，反映了某一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同时也将当时的社会文化旋律渗透进电影叙事的体系中，沟通着电影艺术与社会现实。

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1945——1949），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历经8年抗日战争，伤痕累累，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态势，所以这一时期的抗日电影多是反映战争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以及精神世界的摧毁，以此侧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恶行。如《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影片，都是以抗日战争时期为时代背景而创作的影片，呈现不同阶层的人民面对战乱环境流离失所，改变了其以往的社会生活状态，转而做出了相应的改变。

不同于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抗日电影，中国电影“十七年”时期（1949——1966）抗日电影达到高度繁荣，大量优秀抗日故事片走进大众视野，呈现了抗日电影的新视角，而此时抗日战争这一社会文化语境在电影中不仅仅是作为叙事的时代背景，更是以事件的身份成为叙事内容。不同于前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十七年”时期处于新中国成立的欢乐之中，人们在高昂的情绪中歌颂党的领导、赞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战精神。所以，该阶段的抗日电影在内容上，重点表现了我国各阶层群众在共产党领导，在毛泽东战斗理论的指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此时不再是刻画战争中人们生活的苦难不堪言，而是把镜头焦点转移到抗日战场，表现激昂的革命主义精神，通过对军民一心智慧抗敌的描写、抗日英雄人物的塑造彰显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与牺牲奉献精神。如《大地儿女》、《狼牙山五壮士》、《上甘岭》、《董存瑞》等均以英雄人物的塑造反映时代精神，具有号召力。

二、抗日电影叙事主题的多维度变迁体现

（一）空间上：从“战争”到“战场”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的抗日电影叙事语境主要围绕的是“抗日战争”这一历史空间，在这一语境中呈现叙事主题，即在抗日战争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以电影主角的遭遇与转变呈现时代特征与社会生活实况，如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此时的抗日电影只是借抗日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叙事，依旧以普通人物、家庭故事为主要叙事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侧面反映抗日战争的残酷，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十七年”时期因为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此时抗日战争已突破“故事背景”的局限，成为“故事事件”，叙事焦点也转向了“战场”，从正面反映抗日战争的激烈，如《上甘岭》《地道战》等都以某一处的战事为叙事线索。

（二）人物上：从“大众”到“英雄”

人物作为电影叙事主题的载体起着贯穿叙事的作用，在抗日电影中，人物的塑造往往肩负着这一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抗日电影，其主要人物始终是属于“社会大众”的，他们所展现的多为个人情感、生活以及人生悲剧的释放，他们是社会大众的缩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都以平凡大众生活感情的个人悲喜作为故事主要叙事内容；“十七年”的抗日电影大多数主角人物已经跳离了“个人”区域，他们是属于组织、属于党、属于人民的，他们肩负伟大的使命，是旗帜一样的人物角色，电影叙事中也回避了这些“英雄”角色个人生活、情感的叙述，相反重视人物整体形象塑造，他们的形象是“抛头颅洒热血”“向我开炮”“为了新中国”的忘我与壮烈，以英雄人物形象呈现叙事主题——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具有崇高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的英雄以牺牲为代价换来的。

（三）精神上：从“叹息”到“鼓舞”

如前文所说电影的叙事语境受社会文化语境影响，对比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与“十七年”时期，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使这两个阶段的叙事主题呈现不同的特征，对于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核也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叙事主题、叙事基调。

对于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抗日电影主要叙事基调是稍显暗沉以及压抑的。在电影中呈现了日本侵略与旧社会压力的双重迫害，影片往往要借主人公感情、生活的曲折来叹一声“无奈”，主人公对生活始终是探索以及离开家园的姿态；而“十七年”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举国上下呈现出积极自信的状态，此时再拍摄的抗日电影呈现出激昂、壮烈的影片基调，如电影《大地儿女》（1964）所呈现的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在一定程度上便表达了这一时期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同时也在电影中以英雄人物形象的能指，表达了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于奋战精神的所指。

三、对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抗日电影叙事的启示

对于当代抗日电影来说，不同于抗战胜利到“十七年”期间的抗日电影，此时新世纪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大众文化的兴起，对于电影而言票房成为了电影成败的重要标尺以及电影制作的出发点，因此此时期的抗日电影“通常以市场化为导向，为了增加电影的票房收入，往往改变以往宏大的经典的抗战历史叙事，大胆的借鉴了其他类型电影的叙事方式，通过对战争中人们的民族大义和爱恨情仇的表现以及战争中复杂多变的人性揭露来吸引观众目光。”如《鬼子来了》、《东风雨》、《金陵十三钗》等。因此在市场化的导向影响下，当下抗日电影的创作往往只是借了“抗日战争”这一历史外衣，讲着其他类型电影如警匪片、悬疑片的电影故事。

对于抗日电影来说，电影故事是关键，只有当故事具有时代的排他性时才能呈现抗日电影的时代特色，人物塑造也是如此，只有将人物置于适当的语境中他才能够为观众呈现出真实的角色观感。

四、总结

社会文化语境影响着电影叙事语境，同样电影叙事语境将会呈现某一时期的历史真实、社会真实。对比抗战胜利后到“十七年”这一阶段的抗日电影，具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启示着我们对于抗日电影叙事主题的呈现始终要以叙事语境为依据，才能塑造出具有时代色彩的人物形象，遥望历史站在今天挖掘出抗日电影的叙事新角度，同时又具有时代的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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