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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拟态环境”的嬗变趋势

作者:涂钟予来源:视听日期:2021-01-04人气:2528

随着网络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为公众意见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渠道,受众拥有了传播信息的权利,传播地位不平等的局面大大改善。同时,网络的诞生优化了大众传播的活动,社会大众通过网络传播的服务,不断参与交换、创造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其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逐渐多样化,不再拘泥于传统媒体所报道的内容;社会大众可以任意切换传播角色,人人既是传播者,又是消费者。

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中心化传播结构受到了挑战,多极化和多元化的传播中心成为当下传播的趋势,构建出了“中心化——去中心化”的语境,引发了话语权的交替。正如喻国明老师所言,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而这一增加的维度最大的特点,便是激活了传统媒体时代受到技术发展和权力体制体系制约的受众的力量。换句话说,传统媒体的话语中心体系被逐渐削减,对话语权的控制力也在逐步削弱;由此带来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不断被边缘化,传统的话语权威被不断解构。

但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表示,人们由于自身有限的能力,必须靠新闻供给机构来感知周围的世界。在专业化手段和规模化操作的比较下,传统媒体始终占据着新闻来源;虽然自媒体偶尔会推出几个“网络爆款”,但新闻的后续报道始终掌握在传统媒体的手中。此外,随着传统媒体纷纷入驻互联网以及“两微一端”的建设,新闻的话语权慢慢又聚集在了传统媒体手中。

由此可见,传播话语权经历了“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变化路径。本文试按着这个路径,探析拟态环境的变化。

一、中心化语境下的拟态环境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所提及的媒介主要是指报刊、广播、电视、杂志等,它们一般掌握在具有规模化手段和专业化能力的传统媒体手中,媒介组织成为了媒介的具象化的表现形式。

在此情况下,媒介不仅仅作为一种中介而存在,更慢慢成为人们所生活的环境的一部分,并作为环境来塑造社会及其组成部分。一方面,社会的媒介化程度不断提高,媒介生活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人类产生潜移默化且持久的影响。正如格伯纳所言,媒介的符号世界是塑造并维持用户认识、信仰及行为的重要力量,成为人类构建现实世界的主要来源,使得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接近从媒介中获得的答案。

由于媒介的集中控制,使得互联网之前的媒介叙事处于中心化语境的背景。媒介组织掌握了话语权,通过对符号的表达和传播,影响了大众的认知和选择,并通过营造“社会合意”的气氛,引导社会,从而控制社会舆论的走向。

在中心化语境的叙事下,我们所了解的现实世界,来源于媒介为我们提供的“洞见”。媒介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值得关注,什么不值一提……媒介的话语成为了我们生活的“语言”。对于国家而言,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就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多样文化冲突和思潮竞争中的主导地位,这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成败。

法兰克福派学者认为,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通过掌握媒介,进而掌握了话语权;而话语权的掌握是意识形态主导权实现的基础,话语权的传播可以进一步传播意识形态,主导了话语权也就是主导了意识形态。通过对媒介的掌握,进而将意识形态资源在无形中进行了分配和控制,由此掌握了一系列的社会权力。

在这一时期,我个人认为,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并未达到理想状态。一般来讲,媒介即人体的延伸,我们可以理解为媒介打破了时空界限,拓宽了人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感知范围。这里的理解,从技术决定论的角度来看,是指在突出由于媒介的出现和发展,给人类及其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

人体的延伸应该是大众主动的延伸,主动去突破时空的界限,主动去搜索和获得想要的内容;他们对于内容的满足标准和价值标准的选择,应该由用户自己决定。

因此,中心化语境下的拟态环境,实际是媒介组织构建起的现实环境的“折射’,缺乏了公众的声音。

二、去中心化语境下的拟态环境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新旧媒介媒体的广泛交替,信息的传播主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发声,表达意见;人人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呈现出明显的区别于传统媒介时代的特性。过去信息的集中化生产和单项输出方式发生了改变,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麦克卢汉在提及去中心化时曾提到,计算机用户散播信息的强大能力,正在创造崭新的权力结构,形成了“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权力结构。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参与主体分散为网络中的各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具有高度自治的特征。每一个节点既是信息传播者,又是信息的接收者;节点与节点之间相互影响,并形成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使整个传播呈现出开放式和扁平式的特点。

马克·波斯特为互联网所带来的传播总结了两个特征——交互式和去中心化。

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技术的进步,各种自媒体层出不穷。网络的特性和功能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技术门槛和成本,公众由此获得了原先被传统媒体掌握的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权力,大众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成主动的生产者和发布者,拥有了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观点和意见的权力。此外,在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的驱动下,形成了多样化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权力诉求,推动了个体舆论表达的内生动力的形成。同时,互联网赋予了这些利益主体宣示自身权利的机会,使受众能够相对平等地参与到传播中来,极大地分化了原本集中的话语表达权。

在去中心化的语境下,不同媒介对同一事件的观点和角度会有很大的不同,引导用户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受众不仅对信息内容具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对传播信息的信源也具有选择性;受众在接受内容以及相关观点的时候,也会同时接受不同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方法,从而使得用户构建起对外界环境的不同认知。

去中心化语境下的拟态环境与中心化语境下的拟态环境明显存在很大的差别。首先,在叙事上,中心化语境构建的是统一的叙事逻辑,使得主流价值观和上层建筑意识顺利推行,并加强“社会合意”的稳固性;而在去中心化语境下,不同的传播中心具有不同的叙事逻辑,它们维护和宣扬的,并非是主流文化,而是多种文化意识并存。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包容精神。

第二,在主动性上,也存在明显不同。在中心化语境下,内容来源和发声渠道牢牢掌握在少数传媒组织手里,媒介符号资源的大量垄断,导致用户缺乏选择权利,只能被迫接受来自传媒的“声音”;而在去中心化语境下,用户拥有自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媒介和内容的选择。

第三,是用户心理环境在拟态环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去中心化语境下,用户在接受来自信源的内容和观点时,受众的心理环境会对其进行自我调节。所谓心理环境,是指人脑对人的一切活动发生影响的环境事实,即对人的心理事件发生实际影响的环境,也就是人们的心理所能感知到的,所能理解到的,所能创造出的,所能把握住的环境。由于用户拥有信息的自主选择和搜集的权利,在自我的基模和心理环境构建上趋向于个性化;由于独特的心理环境和基模,导致用户在接收信息时不再向传媒时代那样不加任何自我的消化,从而使得信息的效果在偏向上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另外,我认为,去中心化下的拟态环境还带有偏激的特质。刘海龙老师认为,我们假设传播的前提是身体在场,而身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愈发下降,引起了由于身体缺席,参与者就会产生一种焦虑,需要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克服它。之所以会发生离场介入的现象,是由于在社会剥夺感的促使下,使用户产生了抗争性,引发了对话语权的追逐;还因为身体不在场的原因,产生了传播焦虑。在双重因素的刺激下,使得用户为了追逐关注和引起他人注意,在观点或话语上带有一定的偏激,从而引发了信息的接受者在思维上产生了一定的偏向。

三、再中心化语境下的拟态环境

互联网的开放与包容使得传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为何在互联网越来越自由和开放的环境下,传播结构会走向再中心化的局面呢?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此时的再中心化与中心化存有本质的不同。

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结构并不是永久的,而是暂时性和阶段性的,因为随着大众的媒介素质和媒介资源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主体拥有了成为传播中心的机会。

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或者不需要中心,这是一种有别于中心化结构的泛中心传播格局。在传播网络中,无数个节点相互连接,不断形成一个个交互单元;这些单元中的一些节点会因为自身优势,成为控制节点,承担信息的输出。 

再进一步,再中心化的出现,也是由于商业化竞争下单一的传播平台不断扩大,占据了绝对市场。英尼斯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其传播的时空偏向,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权威的梳理和森严的社会等级体制的确立;而偏向空间的媒介,有助于进行地域或空间的扩张。而互联网无疑具有拓宽时空界限的特性,因此,掌握着互联网资源的传播主体会重新确立在互联网时代中的中心化传播体系。

另外,尼尔·库尔德认为,媒介集中掌握着建构社会现实的符号资源,这种集中是历来就有的,并且是为大众所默认的。大众所认知的环境,正是由这些符号资源构建起来的,这些符号资源影响人们感知和思考客观世界的方式。虽然在互联网时代,符号资源被分散,集中化程度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但归根结底,媒介始终掌握着大量的符号资源,并且可以通过对技术的控制,重新将分散的权力与资源,重新汇聚起来。

在再中心化语境中,拟态环境无疑具有三种性质。

以某一公共事件为例。当公共事件发生后,具有权威性的传媒平台首先会对事件进行报道,披露部分官方态度;由于事件并未完全报道,掌握少数媒介资源的传播主体,如大v、公众号等,在基于官方通报上,进行事件的二次建构。这种建构,不仅是对官方叙事的转述,更有自我话语的表述。而公众在接受来自这两方的信息后,还会结合自己的经验以及从其他渠道了解的信息,对事件有一个大概的感知。

由此可以看出,再中心化语境下,拟态环境已经不是有选择性的了解和“折射”,而是不同层级的拟态环境叠合在一起,共同为大众提供一个视角。

四、结语

有什么样的传播媒介,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引导格局。在传统的意识话语权威结构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由于具有“一对多”的单向信息传播模式,从而形成了一元化的传播格局;而建构在互联网之上的新媒介,打破了符号资源的垄断,改变了过往传播机会不平等的格局,引起了“一对多”到“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变迁,更促成了多元化的传播格局。但多元化的传播格局也会再次走向再中心化的趋势。詹姆斯·卡伦指出,新媒体也会催生新的传播中心。一方面,网络发展引发了信息泛滥的现象,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媒介素养,大众不得不再次选择权威或者他们可以信任的传播源;另一方面,大众虽然拥有了更多发声的权利和渠道,但说话的权利不等于被倾听的权利,受众的话语权并没有明显的上升。

“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传播格局的不断变化,也象征着话语权的不断变迁,更彰示着不同格局下的拟态环境的要素与特质的不同。

虽然互联网时代下的传播结构依然带有一定的中心化色彩,但这种泛中心化的语境打破了时空的隔阂,为不同文化和观点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使人与媒介之间的交互关系更加深入。我相信,在再中心语境下,媒介技术会为之后的文化活动与人类交流提供全新的体验和更加平等的沟通;媒介关系也会从竞争走向共生,创建更加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

而对于政府来说,正视当前媒介环境的特点和趋势,通过恰当的方式和方法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进行有效地传播,在“百家争鸣”的媒介场域主动发声,引领社会舆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增强意识形态认同感,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当务之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所言:“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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