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更加注重”中透析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科学方法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的指导思想，以此为切入视角能够把握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科学方法。“三个更加注重”在文化领域的实践体现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所内蕴的“两个结合”的总体方法、矛盾系统观的核心方法和“体用贯通”的辩证方法。

　　关键词：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文化强国；“三个更加注重”

　　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的指导思想，即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三个更加注重”不仅是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也是各项具体领域改革的科学遵循。以系统集成、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三大方面理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蓝图绘制与各项举措，有助于深入领会其中的科学方法。

 　 一、“三个更加注重”体现“两个结合”的总体方法

　　文化建设只有在物质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实现，恩格斯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之所以可行与必须，是因为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认知前提，并且在社会发展的要求下，在实践的不断丰富发展中逐渐升华对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2]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以静止的、单线思维来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深化，但并不代表在实践上前者先于后者。“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贯彻百年党史，其中虽有插曲，但总体上来看，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理论上不断走向自觉自信。如此，在“第一个结合”的理论指导与现实实践中，国家革命与建设取得了非凡成就，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与深化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具体来说，“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根据。体制机制的确立标准是依据国情，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每个国家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和发展阶段，各国体制机制的设定也应反映实践要求和发展趋势。立足自身实际，大胆吸收精华，做到因时而制，因地而变。“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映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中国文化基因，这决定了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既能够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又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创新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二、“三个更加注重”体现矛盾系统观的核心方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的“六个必须坚持”，其中一项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更为复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愈发高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统筹发展的能力。在制定各项改革措施时系统谋划，协同推进。毛泽东指出：“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3]坚持矛盾观和坚持系统观是辩证统一的，矛盾是事物运动最基本的规定性，处理矛盾本身就蕴含着系统观的运用。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涉及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不仅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文化内部发展来说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4]同时，在“十个指头弹钢琴”的时候也要分清轻重缓急，科学把握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各项改革的力度和进度。矛盾系统观作为科学的思想工作方法，指导着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比如，着力推进文化与旅游、文化与体育、文化与科技融合，尤其重视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精髓要义在各领域中对人们精神的提振作用和品德浸润作用，切实抓好文化因素这一结合之重点。着力构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互相促进的发展格局，既要改造国人精神面貌，提高民众文化道德素质，同时也要以文化产业满足多样的文化需求，并以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以培育壮大，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着力通过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升中国话语的影响力，不仅能够完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还能够更准确、独立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实现中国文化在国内外的双向发展。

　　三、“三个更加注重”体现“体用贯通”的辩证方法

　　“体”与“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强调“体用不二”或“体用一源”，指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重要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关于“体用”的内涵理解与现实指向，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总体上来说，“体”，“多侧重于概括事物的实体与主体、事情的本质与特质、理论的原则与属性等方面”，“用”，“多着眼于指代有形的事物、事情的外延或具体实操的路径、方法等”。[5]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纲领与举措也体现出“体用贯通”的特质，可以从三个视角分别分析。

　　以现代化建设的视角切入，“体用”可以是国家制度与各具体领域实践。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体”，以各项体制机制改革为“用”，推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向前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国家制度完善的重要一部分，是全面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体”之本质特征。以文明视角切入，“体用”可以是一种文明与此种文明浸润下的各种文化成果，即中华文明和与此相对应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中华文明的延续与辉煌要求必须确立文化主体性，明确了这一主体，各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才能够有发展方向与实际所依，沉淀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厚文化底蕴与文明脉络。以文化建设视角切入，“体用”可以是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蓝图与具体内容要求。改革的蓝图与构思是提掣整体行动的骨骼架构，决定为什么要改、改哪些方面的问题。改革的具体内容是填充、鲜活这一框架的肌肉，着眼于怎么做、如何取得实效的问题。《决议》中提到的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四大内容，即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文化建设之“体”，其中包含的各项更为具体的内容与手段是文化建设之“用”。尤其是通过“三个更加注重”，更能体会新时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体用贯通”“明体达用”的意蕴。

文章来源：《安徽科技报》https://www.zzqklm.com/w/qt/353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