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民数字素养赋能收入增长的理论机制和路径研究 ——以拉萨市农牧民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文件中提到了“推动数字化经济发展并深化其同实际产业间的结合”的要求。早在2018年，《乡村振兴策略计划(2018-2022)》就率先提出了“推行数字农村政策”；到2020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了“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的目标；2021年的《数字农村建设指南1.0》提供了关于数字农村构建的一般框架及其相关实例供各地借鉴；2021年，中央网信办发布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该方案详细阐述了提升公众信息科技能力和基本准则、核心使命以及保证措施，特别强调了提高农牧民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性。

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新征程上，西藏自治区紧跟党中央步伐，出台了系列政策。《“数字西藏”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年）》阐述了数字化与智能化建设的重大价值，旨在加速推进其应用的发展，以促进西藏自治区经济和社会的长远进步及稳定和谐；《西藏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则制定了数字西藏发展的策略目标，为其未来发展指明了清晰的路径。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数据表明，截至2023年3月底，全区已建设5G基站9508个，发展5G用户102.7万，实现全区七市地主城区和热点区域5G网络覆盖，为“数字西藏”建设夯实基础。西藏自治区的数字产业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人工智能、5G和大数据等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应用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农牧民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在新兴的数字经济环境下，农牧民数字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二、文献综述

数字素养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学者Gilster(1997)，于1997年提出数字素养概念，这个词汇解释为对数字化信息的收集、解读、管理和评价的能力；以色列学者Eshet-Alkalai(2004)扩大了该术语的含义，认为它是一种适应数字化环境中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必备技巧，并特别关注如何恰当地运用数字工具和设备、有效地应用数字资源、创建新的知识、革新媒介表现方式以及有效的社交互动等方面。在数字素养构成要素的基础上，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2014）提出了包括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数据与媒体素养、数字制作与创新、数字交流与协作、数字学习与发展及数字身份与健康的数字能力框架；美国新媒体联盟（2016）则构思了一个涵盖通用素养、创意素养和贯穿于特定学科之中的三维结构框架。国内学者对数字素养研究起步较晚，从2006年开始研究。梳理相关文献，国内学者对构成数字素养的要素尚未达成一致。例如肖俊洪（2006）[1]认为数字化能力应该包含了与之关联的技术操作能力和相应的思考、情绪和社交技巧；马丽和杨艳梅（2022）[2]则进一步细化了农民数字素养，将其划分为四类：农民数字社交素养、农民数字娱乐素养、农民数字学习素养、农民数字商业素养四个方面。

当前数字素养研究大多集中于探究数字素养对乡村振兴、构建数字乡村等方面的直接作用，对于数字素养对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研究较少。王凤羽和冉陆荣（2022）[3]认为，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可以有效推动整体收入水平的增长；单德朋等（2022）[4]强调数字素养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积累的促进作用，并揭示了这种影响呈现“益贫性”特征；朱秀梅等（2020）[5]认为数字素养水平高的农户更擅长利用数字化工具来掌握最新的商业发展趋势和创业前沿动态；王杰等（2022）[6]得出结论，在商业活动中具备高数字素养的农村居民对缓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能力最大；臧敦刚等（2022）研究发现[7]，数字能力将农民的收入显著提高了14.3%，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民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来实现。

通过国内外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在数字素养领域都有着颇深的见解，他们通过实证分析来探索数字素养如何影响不同地区和对象的作用机制，这为本次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相关指导。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数字素养现有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一是现有国内数字素养研究大多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而农牧民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主体，当前对农牧民等群体的数字素养水平研究较少，因此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赋能农牧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机制值得研究；二是农牧民收入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其数字素养水平提升能为推进数字乡村的建设乃至共同富裕的实现注入新动力，但当前关于数字素养水平提升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较少。西藏自治区因其地理、人文环境的特殊性，有关农牧民数字素养对收入增长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拉萨市农牧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厘清农牧民数字素养赋能收入增长的理论机制，探讨农牧民数字素养赋能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和提升路径，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思路与借鉴，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三、理论机制

数字素养对收入的影响是相关研究的重要主题。本研究侧重以农牧民为主要对象，研究数字素养赋能收入增加的理论机制。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将数字能力视为居民人力资本内涵逐渐成为部分研究的共识（An-thonysamy et al.,2020），本文将数字素养能力视为居民人力资本。参考相关文献研究，本文将从数字素养提升可以帮助农牧民缩小数字鸿沟、帮助农牧民对生产生活进行技术赋能以及更好适应市场要求三个方面研究数字素养赋能收入增长的理论机制。

第一，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数字素养提升能够帮助农牧民利用互联网更加快捷简便地了解外界信息变化，减少知识和信息获取的成本，了解生产前沿需求，促进更多的农牧民与城镇居民一起共享数字经济红利，缩小城乡间数字鸿沟。农牧民可以根据所获信息选择自身更感兴趣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效突破了农牧民原有的大多依靠农业生产获取收入的思维固定模式，农牧民收入途径增加。

第二，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有效帮助农牧民对生产生活进行技术赋能。依据赋能理论，技术赋能有助于提高被赋能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自我效能感和控制力。孙俊娜等（2023）研究表明[8]，从理论上讲，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协同效应、匹配效应和正外部效应的发挥，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了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促进了资源要素的传播共享。农牧民通过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能力，对生产生活进行技术赋能，以更加丰富的数字知识、高超的数字技能和敏感的数字意识及时准确地察觉到市场需求，更好地转向获取财富更加迅速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有效帮助农牧民更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迎合市场需要。王杰等（2022）学者认为，数字素养提高增加相对贫困的农村居民进入市场便利性和连通性，帮助创业农民更深层次融入市场，实现资产资本化[10]。数字素养水平高的农牧民能够更好地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工具，掌握最新的市场需求和市场前沿动态，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相关生产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生产资料浪费，提高生产效率。

四、制约因素

（一）农牧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牧地区相关数字基础设施情况还存在不足，阻碍了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进一步制约和阻碍了农牧民收入增长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互联网、5G等数字技术也普遍得到使用。近几年，城市数据技术正在飞速进步，同时，为了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推动共同繁荣，国家也对数字乡村建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5G技术、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并未在农牧地区实现全覆盖，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与农牧地区的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融合程度也不高。农牧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健全不完善，很难为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提供有效技术支撑；此外，在数字素养与农牧民公众生活融合方面，网络社交软件和数字服务公众平台建设存在不足，难以满足农牧民差异化的使用需求，进而导致农牧民愿意使用数字技术的意愿下降，不利于农牧民数字素养的提高。

（二）农牧民数字技术掌握能力存在欠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然而，由现实情况观察到的是：农民和畜牧业者对数字化技术的掌握程度及运用方式仍存在不足之处。据2021年中国社科院信息科技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城市人口相较之农业人群具有更高的网络技能水平，差异高达37.5%，其中以从事劳动为主导工作的农牧民的网络知识评分只有18.6分，这远不及其它行业工作者的互联网认知度高。主要原因是农牧民文化程度不够高，无法精准掌握先进数字化技术，参与数字化生活能力较低，因此无法将数字技术灵活运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去。通过“拉萨市农牧区民生发展调查（LLDR，2021）”调研数据——2020年截面数据也可以看出，抽样农牧民数字素养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很难实现数字素养赋能收入增长。

五、提升路径

（一）优化顶层设计，构建农牧民数字素养赋能收入增长的基础框架

政府部门应制定总体规划，完善数字技术管理等相关体系，为数字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数字社会建设提供坚实的支持保障，实施体制创新和政策规划改革，以提高农牧民的整体数字技能。面对数字工具和数字平台的整合趋势，需要完善数字技术的市场规则，打造一站便民式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拓宽数字资源获取渠道，优化数字资源配置，打造良性的数字生态圈，充分释放数字发展红利。此外，也需加强农牧民数字素养相关立法，对农牧民数字素养提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数据泄露等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进行立法保障规范，让农牧民在数字技术使用方面用的安心，提升其数字素养使用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夯实硬件基础，增强农牧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农牧民数字素养的基础。各级政府部门应持续加强农牧地区基建建设，因地制宜，根据各村各地区条件推动农牧地区数字设施的加强与完善，重视数字基础设施与使用场景的打造，确保农牧区村村通网络，每家每户网络畅通，打造数字模范乡村；同时合理配置数字资源，加快物流、交通等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的建设，补足农牧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短板，

（三）发挥多方力量，加强农牧民数字素养培养体系建设

舒尔茨（1990）的人力资本理论指出[9]，教育培训和“干中学”是提升个体人力资本的重要路径，因此政府也需要依托村委会，定期委托数字技术方面专业人士到各村各户开展数字能力培训，以具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多样化的培训方式来以此提升农牧民个体人力资本，提高农牧民数字素养能力，进而促进农牧民收入增加。并且政策实施要聚焦重点主体，精准施策。需重点注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牧民群体，其数字素养水平不高，拥有较大的施策空间和潜力，鼓励其主动学习数字技能，接受正规数字能力培训，提升其数字学习素养和数字商业素养，更好适应数字化时代；同时也需鼓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牧民积极参与数字活动，并引导其按照“以强带弱、以大带小、以快带慢、以先带后”的“四带模式”，帮助数字能力较差的周围人，缩小“数字鸿沟”，以期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来源：《村委主任》https://www.zzqklm.com/w/xf/321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