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纳孜尔库姆的历史接通 ——以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文物为例

摘要：吐鲁番纳孜尔库姆是吐鲁番木卡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广泛活跃于各类节庆活动的场合中。其悠久的历史积淀使其在新疆乐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旨在从吐鲁番纳孜尔库姆的舞蹈样态与阿斯塔纳古墓出土文物进行对接。尝试将动态艺术与静态历史文物遗存进行互证，追溯其艺术源流、文化互通性以及历史上的深度交流，将其置于更大的文化生态背景之中进行审视，以微观个案揭示中华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证据。

关键词：吐鲁番；纳孜尔库姆；阿斯塔纳古墓

纳孜尔库姆是维吾尔民间舞蹈，多在婚礼、节庆、麦西来甫等场合表演，主要流传于吐鲁番盆地一带以及哈密、和田等地区。纳孜尔库姆是吐鲁番木卡姆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纳孜尔库姆作为其中的舞蹈，有着深刻的文化生态印记。而阿斯塔纳古墓地处吐鲁番地区，其中的乐舞文物与纳孜尔库姆的形态有众多相连之处。由此，通过对阿斯塔纳古墓出土乐舞俑与纳孜尔库姆进行历史接通，能够实证性地追溯其形式与风格流变。以动静符号连接与群体文化记忆的探索，挖掘纳孜尔库姆的文化基因，揭示古代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深层互动。

1.纳孜尔库姆的舞蹈元素

相传，吐鲁番“伊明王”时代有一位名叫纳孜尔的民间艺人，擅长舞蹈，能通过舞蹈鞭挞恶行。伊明王有一跛子儿子成婚时叫纳孜尔去助兴，纳孜尔在表演时模仿跛子走路讽刺其丑恶面貌，因此百姓十分尊崇纳孜尔，从而流传下来。纳孜尔库姆表演样态滑稽，从前多由男性表演，现也有女性表演者，人数无固定，舞蹈无特定形式，通常为表演者即兴起舞，自由且活泼。双人舞蹈时带有一定的竞技性，如“动肩相靠”“蹲跳左右转”等动作，两人各自施展绝活“压倒”对方。除竞技外，常常模仿各种动物如鸭子、猴子等，以及模仿有生理缺陷的人，讽刺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手法夸张、风趣幽默。纳孜尔库姆技巧性较高，如“跳落跪蹲肘击地”“双腿跪地向后弯腰以手拿花”“叉手顿足转”等动作都是难度较高的技巧，让观众心潮澎湃，极富感染力。

 20世纪60～70年代，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了一批俑、绢画、泥塑等文物。其中呈现的乐舞俑与纳孜尔库姆有相连之处，这是盛唐时期安定繁荣的社会背景与古代西域地缘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古代中原与西域密切交流，造就了乐舞多元发展的局面，洒脱开放的风格在中原深受喜爱。同样，中原文化也一定程度渗透至西域，在这条交流交互的文化道路上，衍生了许多历史文化瑰宝。回到当下，现存的吐鲁番纳孜尔库姆中隐约能看到文化交互的影子，多种符号性象征搭建了历史与当下的桥梁，从中探寻静态与活态的接壤。

2.文化符号：多元信仰与族群记忆的交织

2.1阿斯塔纳古墓“俑”与纳孜尔库姆的符号联通

2.1.1戏弄性符号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206号墓出土的戏弄俑（见图1），身着黄色绢衣，系黑色腰带，面部神情滑稽、歪嘴斜眼，颇有戏弄之意，其可能是一种“傀儡戏”的表现，“傀儡戏”取材于民间，通常带有讽刺、滑稽，以娱乐世俗，并且情节简单、短小精悍。其形态与纳孜尔库姆中的幽默成分十分相似，纳孜尔库姆表演中的面部神态夸张、挤眉弄眼，以逗趣嘲弄获得不少群众欢呼。鄯善县鲁克沁镇曾经历一段被压迫的日子，这也许是当地人民表演出现“丑化”现象的原因，人们用“丑态”的神情动作讽刺当时社会，以宣泄自我情绪，长期以来形成了纳孜尔库姆典型的滑稽特征。从出土的戏弄俑与当下的纳孜尔库姆相比，两者契合度较高。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诸多民众为躲避战火迁徙至西域，吐鲁番地区的汉族人口日益增多，进而将大量中原文化传播至此地。此外，在唐代频繁交流的背景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相互影响的产物。

图1 阿斯塔纳206号戏弄俑

2.1.2模拟性符号

在纳孜尔库姆表演中，经常出现模拟性动作，如模仿各种动物，模仿瘸子等。“拟兽”舞蹈可追溯至原始时期，人们模仿各类动物以表达万物有灵。纳孜尔库姆中常模仿马、猴子、鸭子等。公元七世纪左右，部分回鹘人西迁至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其游牧民族的习性为后面纳孜尔库姆模拟“马”形象奠定了基础，产生“打鞭子”“骑马”等动作。阿斯塔纳336号墓出土的彩泥塑马舞男俑（见图2），一手挥鞭，一手执缰绳，印证了西域马舞十分盛行，在龟兹、乌孙等地也常有斗马活动。据记载景龙年间，中宗“宴土蕃，使蹀足之戏，皆五色彩丝，金具装于鞍，上加麟首飞翅。乐作，马皆随音蹀足，宛转中节。胡人大骇”，可见唐代时期的马舞技艺高超。该墓还出土了一身狮舞俑，狮目圆睁，狮嘴大张，狮身披卷曲狮毛，下露四只人足，可见是由双人进行舞动。唐代狮舞活动兴盛，《旧唐书·音乐二》载：“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狮自西域传入中原，又回流入西域，其之间是狮文化的交融渗透。

吐鲁番人民的舞蹈紧贴生活，接连呈现更广泛的模拟题材，如模拟鸭子、鹅等家禽类动物，动作滑稽逗趣，以及模仿一些生活现象，如跛子走路、纳鞋底等。此类模拟性动作展现了吐鲁番人民乐观积极的精神，不仅有夸张变形的手法，还有民俗文化的日常，这也是纳孜尔库姆广受喜爱的原因。这种贴近日常的艺术能唤起群众的共同记忆，从而代代流传。阿斯塔纳古墓与纳孜尔库姆中的模拟性符号是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认同体现。

图2 阿斯塔纳336号墓马舞俑

2.1.3典型性符号

纳孜尔库姆通常在吐鲁番木卡姆的最后一部分进行表演，其与“木卡姆”“麦西来甫”等互不分离，十二木卡姆中的麦西来甫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典型性符号，麦西来甫意为“欢聚跳舞”，有围圈起舞、双人对舞等。纳孜尔库姆中也呈现有双人对舞的场面，“对舞”这一符号特征在新疆的民间舞蹈不少见。阿斯塔纳古墓336号墓出土的两身舞蹈俑（见图3），身着束腰长袍，脚蹬皮靴，双臂高举，两人共同舞动，但手的方向却是相对的，似在对跳，这与麦西来甫中的动作形象十分相似。这对舞蹈俑虽身着中原样式服装，但脚下的黑皮靴却是西域风格，其可能为脚下西域步伐的舞蹈。从如今的“麦西来甫”“纳孜尔库姆”中仍能找出如此“典型”的符号特征，与静态的舞俑相衬，好似舞俑“活”了起来，但当下活态的符号又是千年前的遗存和发展，我们无法判断是“谁像谁”，这或许是文化传播、交融又回流而产生的样态，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

图3：阿斯塔纳336号墓舞蹈俑

2.1.4汉地符号

纳孜尔库姆与阿斯塔纳古墓中的形象均呈现汉文化的特征。其典型舞步“矮子步”常见于中国戏曲，戏曲中多用来表演身材矮小，滑稽的人物，纳孜尔库姆中同样用于表现丑化的形象。不过纳孜尔库姆的矮子步上身仍保留维吾尔姿态。此外，通过口述民间艺人依力·木合买提得知：“纳孜尔库姆从前有着戴面具舞蹈的传统，舞者头戴牛、羊面具。”“面具”源于中原祭祀活动，周天子时便有戴面具的“傩舞”。阿斯塔纳336号墓出土的大面俑，形象与唐代《教坊记》中记载的“大面舞”极为相似，《教坊记》中载“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大面”亦谓之“假面”，为头戴面具。这一特征呈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文化记忆。

同墓所出的戏弄俑（见图4），男扮女装，形态滑稽，可能为唐代歌舞戏《踏谣娘》。《旧唐书·音乐志》记载，一女子丈夫“醉归，必殴其妻……妻悲诉，每谣顿其身，故号‘踏谣娘’”。民间以此为乐趣，男扮女装演打斗状。其讽刺意味与纳孜尔库姆中扮演残疾如出一辙。唐代歌舞百戏盛行，《汉书·武帝纪》载，皇家在京师举行百戏表演，“三百里内皆（来）观”。墓中还有一身顶杆倒立俑，下为身材健壮男子，头顶一竹竿，竿上为一倒立男童，左手撑竿，右手悬空。说明当时西域与中原杂技艺术已相互交融。纳孜尔库姆中叼花、板腰以及各种跳转等高难度动作，延续了这一技艺传统。

上述提到的舞俑，充分展示了中西互通的历史事实。在历史的流变中，形成了具有维吾尔特色又涵盖汉文化特点的民间舞蹈，有力地证明了两地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图4 阿斯塔纳336号墓戏弄俑

2.2静态与活态的相承

通过将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文物与吐鲁番纳孜尔库姆相连接，发现了许多共通点。在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与输出。阿斯塔纳古墓的各类俑大大丰富了吐鲁番地区舞蹈的研究资料，也使人们看到西域与中原相互影响的状况。据民间艺人依力·木合买提口述：“在两千多年前的岩画上就刻有类似跳纳孜尔库姆的形象，其也许是很早就有的形式，只是当时没有名字。”我们很难判断是谁影响了谁，或许是这种舞蹈形式早已渗透进这个地区。吐鲁番地区为古代的高昌国区域，历史“五争车师”汉帝国取胜，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与此同时，中原迁居大量汉民到此地屯垦，高昌政权汉化，隋时高昌归附中原。高昌国的居民有汉有胡，长时间的融合，汉人胡化和胡人汉化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为乐舞的多样性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乐舞的诞生不是一蹴而就，其背后一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且是多次影响叠加而产生。纳孜尔库姆与阿斯塔纳古墓俑的联系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相融，难辨先后。

3.自然与人文的共生纽带

布尔迪厄的习性理论认为：“习性是永久性的，一旦根深蒂固，就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即使因为某些原因突然改变，仍会继续影响我们以后的生活。”习性是一种深层结构的文化母体，具有极强烈的集体基础，一个拥有相同经历的群体往往呈现出相同的文化习性。就如新疆维吾尔舞蹈典型的移颈动作便是依据生活习性演变而来，且历史悠久。吐鲁番是我国地势最低的盆地，气候干燥炎热。为了提高水源利用率，当地大多使用坎儿井灌溉。吐鲁番地下蕴含着丰富的天山水资源，坎儿井就是用暗渠引水的办法把渗入地下的潜水流引出进行浇灌的一种水利设施。在坎儿井地下渠道工作的人们通常以蹲姿进行作业，无法正常行走，这为纳孜尔库姆的“蹲步”等动作奠定了基础，在纳孜尔库姆中，常常看到艺人像矮子一样走路，这是一种生活习性的折射。其次，吐鲁番盆地干旱少雨的恶劣环境让人们不得不找寻抒发情绪的途径，乐舞便是情绪宣泄的方式之一，纳孜尔库姆中滑稽幽默的样态也许是恶劣环境下的一种情绪发泄。由此可以猜测到群体生活习性对乐舞的影响，且在当下时代的大发展下，生活环境不断在改善，吐鲁番居民的生活日渐美好，但这种舞蹈形态仍未改变，可见习性的稳定性是无法轻易动摇的。公元五世纪，汉地文化不断渗透着吐鲁番一带，与本土文化交融，两者的融汇发展过程也是该地区习性的发展过程，在接纳包容兼并中成为自己的文化。因而，如今在纳孜尔库姆中仍能看到汉地符号，且是经过淬炼后的多元呈现。习性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其影响着我们的饮食、话语、动作、姿态等各种习惯。

4.结语

以阿斯塔纳古墓出土文物为镜，得以窥见吐鲁番纳孜尔库姆深厚的历史根系。静态的文物与活态的舞动相接，印证了丝绸之路上乐舞文化的交融共生。纳孜尔库姆的生动面貌，正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自古至今，新疆地区乐舞始终在开放包容中演进发展，既承载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智慧，又展现出新时代创造性转化的生机，更昭示着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时代话题。

文章来源：《尚舞》https://www.zzqklm.com/w/wy/26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