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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中立、对抗:当代媒体环境中“跑线记者”的话语策略

作者:彭华新,郝金华来源:《新闻大学》日期:2020-04-03人气:1147

当代媒介环境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新媒体的共生。在这种环境中,“跑线记者”这种传统生态保留了旧的机制,也出现了新的现象。长期以来,“跑线记者”是媒体与政府机构之间形成常态性关联的纽带,纽带性关系或明或暗地影响到他们的报道立场,当然,这种立场也是通过一定的话语策略来实现的。从协商性策略、中立性策略、对抗性策略三个层面,我们可以观照“跑线记者”如何在报道中维系自身与对口单位的关系。同时,通过观察“跑线记者”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发现并没有人利用社交媒体的“个性”来对抗传统报道的制度化特征,在多数情况下,“跑线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是在维护“媒体—对口单位”关系。看似自由开放的社交媒体表达机制并没有解放“跑线记者”的话语方式,更没有更改他们的身份立场。

一、研究设计

(一)问题提出

“跑线记者”作为媒体与政府机构、社会单位之间的一条枢纽,其历史由来已久。为了便于媒体资源的集中化管理和采访资源的程式化运作,设定固定的记者与相关机构对接,是国内媒体基本接受的一种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媒体与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个传统沿袭至今,比如政府机构一般都设置“通讯员”与“跑线记者”对接,“通讯员可以看作是官方报料人,其目的在于利用媒体宣传政府的政绩和典型人物”(彭华新,2015:94)。也就是说,“通讯员”与“跑线记者”可以看成是新闻生产领域的一对合作伙伴,前者为后者提供新闻素材,包括设置议题、安排采访对象、采集数据等,后者为前者提供公关平台,包括形象公关和危机公关。这对关系衍生出一个问题,即“跑线记者”的中立身份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又反推出另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否意味着它是具体的某级政府机构的喉舌?在写作本文之前的访谈中,大部分记者存在这一困惑,或称为“身份纠结”。在日常工作中,“跑线记者”以何种话语方式呈现自己的观察和观点,又以何种策略来应对政府机构的资源性“驯化”和社会公众的道德性“绑架”?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网民公共意识的兴起,这些因素是否会对“跑线记者”的话语策略产生某种影响?这正是本文需要求解的问题。

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明确“跑线记者”的外延与内涵,以及与“非跑线记者”的区别。通过对我国当前各个层级的报社和电视栏目的调查发现,一个单位的记者群体基本被贴上“突发类”“常态类”“深度类”等标签(不同单位存在表述不同的问题),其中“常态”是指被分配对口单位的记者,负责报道对口单位的事迹和人物,主要是对口单位的常态性工作成绩,如公安线记者负责报道警方破获的大型案件。“突发类”与“深度类”记者群体为“非跑线记者”,“突发类”记者属于临时调度的报道者,比如根据报料人提供线索了解到了凶杀案件,并非由公安线的“跑线记者”出面,而由“突发记者”采访现场,因为这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负面新闻”,而在随后与公安部门的接触,并希望公安部门协助采访时,才由“跑线记者”出面,获取案件的权威信息,并顺便为警方破案的效率做“正面新闻”。这也是媒体内部流传的“白脸红脸说”,即突发记者“唱白脸”(当坏人),跑线记者“唱红脸”(当好人)。深度记者同样也不具备固定领域和对口单位,因此也难免在某些调查报道中“唱白脸”。从访谈材料中可知,所谓“跑线记者”,无非就是长期专注于某一领域的报道者,他们与这一领域之内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团体形成固定的、非正式的合作关系。

(二)文献综述

1.“跑线记者”的研究现状

“跑线记者”这一概念在媒体业界早已约定俗成,但尚未有人进行过理论化、系统化梳理,目前为数不多的几篇研究成果的作者多为媒体工作者,均为应用指导型文章。《新常态下跑线记者如何跑“线”》一文的作者为营口电视台“跑线记者”,从其话语立场来看,毫不隐讳地将对口单位置于正义一方,如“笔者跑妇联战线五年有余,专职负责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的宣传报道,这既是政府大政方针宣传的硬任务,也与广大妇女创业扶持的民生息息相关”(肖南,2016:5)。《跑线记者在新闻竞争中要学会转变角色》一文的作者为广州电视台从业人员,在文中指出了“跑线记者”的“传声筒”角色:“跑线记者可以做传声筒和代言人,前提是传出去的声音和‘代言’的消息是有价值、群众是关心的,这样也凸显出跑线记者跑线的成绩”(杨嘉良,2014:67)。

2.职业记者的身份研究

虽然以“跑线记者”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不多,但这一研究领域并非缺乏学术土壤,相反,这正说明针对这一媒介主体尚有较大的探讨空间。“跑线记者”关系到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记者的专业精神与职业角色等学术背景,“跑线记者”研究与这些领域相关。陆晔、潘忠党从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角度研究了新闻从业者的两种身份认同,并认为这两种身份来源是新闻业的两种控制模式:“在‘专业模式’下,新闻从业者首先被认为具有独立的专业人格……在‘宣传模式’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得不到这种尊重,‘专业化’仅限于形式、手段和技能上的创造及提高,而不包括在内容上——包括选题、思想、新闻框架(news frames)的选择——的独立判断的权力。”(陆晔、潘忠党,2002)陈阳将中国新闻界的职业角色进行了分类: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陈阳,2006),这种分类方式对“跑线记者”的职业定位有一定参考价值。白红义将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分为“中立性”和“倡导式”两类,并认为“中国记者往往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倡导者色彩,这种角色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新闻业的两个传统密切相关:其一为文人论政的传统……其二为党报的喉舌传统。”(白红义,2012)白红义的观点是对Morris Janowitz等学者观点的延伸,Morris Janowitz提出了“守门人”(the gatekeeper)与“倡导者”(the advocate)的概念,“倡导式记者自认为这一职业存在着一个合法信念,并确信他们是在通过媒体为‘客户’的利益代言”(Morris Janowitz,1975:618-662)。赵云泽等通过访谈,对记者职业地位进行了考察,认为“从业者面临着深刻的社会认同危机,记者们也自我贬斥为‘新闻民工’。”(赵云泽、滕沐颖、杨启鹏、解雯迦,2014:86)丁方舟、韦路研究了中国新闻人的职业话语变迁,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新媒体/传统媒体’话语呈明显上升趋势,发展成为‘理想/现实’之外新闻人使用最多的一组二元对立话语”(丁方舟、韦路,2014:3)。这些研究为“跑线记者”的职业身份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

3.话语策略研究的理论基础

梵·迪克(Van dijk)提出新闻图式(news schemata)理论作为话语分析的工具。这一理论工具可以较好地为本文的“跑线记者”话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用超结构(superstucture)术语来解释总体意义的范畴和规则对故事图式的制约,超结构通过语义宏观结构(主题)必然与其他细节建立起联系。在新闻图式中,任何一个细节都应有具体暗示该文本的哪一部分应理解为场景,哪一部分应理解为冲突(梵·迪克,2003:50-60)。在梵·迪克看来,新闻图式结构包括了概述(标题和导语)、故事(情景和评价),情景之下又衍生出情节和背景等。《作为话语的新闻》被翻译成中文之后,不少中国学者借用这一理论来研究新闻案例,比如黄敏对梵·迪克的话语理论进行了批评性介绍,并以此来分析《联合早报》两篇文章不同的话语建构(黄敏,2004)。

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1969:45)提出修辞学中的“同一理论”,邓志勇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同情同一、对立同一、无意同一”三种修辞策略:“同情同一”是指在思想、情感、价值、观点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对立同一”是因为存在共同的敌人而同一,“无意识同一”是指潜移默化地使受众无意识地认同修辞者(邓志勇,2011:41-43)。这三种策略为本文的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Peter R.R.White对“硬新闻”(hard news)中的修辞策略和话语机制进行了研究,该文中“硬新闻”强调的是新闻的事实性、公正性(Peter R.R.White,2009),对本文研究“跑线记者”是否中立有一定借鉴价值。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话语分析法、访谈法、网络民族志等方法。在撰写本文之前,作者曾在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新闻栏目进行近两年的田野调查,收集了两年来该栏目所有报道的文稿资料,这便于分析统计“跑线记者”报道的比例,以及分析具体文本的修辞手段。作者同时对活跃在采访一线的20名“跑线记者”进行长期跟踪和定期访谈。《第一现场》中“跑线记者”占栏目记者数量的一半以上,与政府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同时也广受市民欢迎。这些记者与政府、市民的互动,与三种“同一”存在着逻辑关系:记者与对口单位在情感和价值观的接近而同一(同情同一),例如记者对政府政策的解读;因为“共同敌人”而产生的同一(对立同一),比如记者与政府合力解决城市治理难题,虽然价值观不同,但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采取配合的方式;记者无意识地“讨好”受众或对口单位(无意同一),比如以“我们”为口吻来写稿。本文综合了文献中提到的Morris Janowitz的“守门人”“倡导者”,白红义的“倡导”与“中立”,以及霍尔提出的“协商性立场”和“对抗性立场”等概念(艾伦·贝尔、彼得·加勒特,2015:116),认为“协商”“中立”“对抗”可以较好地概括本文归纳出的三种话语方式。

本文认为,《第一现场》作为研究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作者同时观察了“跑线记者”在社交媒体中对跑线领域话题的延展情况,对不同媒体(报纸和电视)、不同对口单位(公安、城管、区政府)的“跑线记者”进行了系统性调查研究,比较分析他们在制度化的传统媒体中与个性化的社交媒体中的行为差异。

二、“跑线记者”话语策略的文本观察

(一)传统媒体的文本观察

本文对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栏目2014年6月28日至2016年11月3日期间的900条新闻文稿进行样本分析,其中发稿量最多的分别为“卫生线”记者162条、“城管线”记者157条、“公安线”记者136条,其次为“教育线”“工商线”等。可以发现,“跑线记者”发稿量在节目总量中占据多数,高于突发记者与深度报道的总和。为了便于集中探讨话语文本,本部分将以“城管线”记者L为主要研究对象,理由有二。其一,“城管线”报道内容较为具体,与政府职能相关性强,同时与百姓生活贴得近,理论上不易偏向官方话语或民间话语的任何一方;其二,记者L为一名资深记者,从事“城管线”的跑线工作20年,同时深谙媒体业务和城管业务,在跑线记者中具有典型性。作者从“城管线”记者L这段时间发稿的157条新闻中,遴选出125条与城管局以及下属机构产生直接互动关系的稿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从125条稿件的标题中筛选出几个与城管机构有关的关键词,依次是:公园(23次,包括绿道、景区)、垃圾场(20次)、市场(10次,包括乱摆卖)、环卫工(7次)、泥头车(5次)、绿化(6次,包括树林)、城管(5次,包括城市协管员3次)、登革热(3次)、台风(2次)、禽流感(1次)。从标题上看,这些关键词带来的总体意义居于城管机构与民众之间,这些话题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城管的合理化管理是其前提,观众从其中获得的信息是“与己有关”:

1.公园属于公共空间,如《香蜜公园怎么建 市民代表有话说》(2014年11月17日)、《全市公园清查,停车场还场与民》(2014年11月27日);

2.垃圾场与自己居家空气质量有关,如《垃圾焚烧处理,邀您一探究竟》(2014年12月29日)、《垃圾焚烧是否环保 市民参观实地求证》(2015年1月3日);

3.市场是生活必要场所,如《公明肉菜市场复市了》(2014年11月5日);

4.绿化与生活环境有关,如《直击“妮妲”:台风一夜间毁树上千株》(2016年8月2日);

5.城管执法素质和协管员管理制度与自己的安全有关,如《协管员很重要,惹的麻烦也不少》(2014年8月7日);

6.环卫工与社会普通阶层的境遇有关,如《环卫工人要涨工资了!》(2014年7月20日)、《环卫工人节:有发过节费吗?》(2014年10月26日)、《环卫工休息室:路边有了家》(2014年11月30日)、《环卫工作 不应该成为“苦差事”》(2016年10月26日)。

从标题的修辞方式来看,记者的报道正是试图通过这些话题巧妙地建立与观众的一致立场。可以通过研究方法中归纳的协商性话语、中立性话语和对抗性话语来进行简化和梳理。协商性话语可以具体落实为政策宣传、危机化解、群众说服、活动推广,是一种基于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上的同一,在城管报道中,基于对“城市治理”以及行政权力的价值认可而达成记者与城管的同一;中立性话语可以落实为自然界信息传播、社会现象陈述,记者报道对政府机构没有直接的评价性意义,用潜在的字眼来进行无意识同一,比如台风灾害报道中,中立地报道灾情和救灾情况,但以“我们”等词汇来将报道者与灾民、城管进行联系;对抗性话语则主要落实为舆论监督、政策质疑等,记者成为对政府行为的质询方,在城管报道中,对抗性话语是记者与受众的同一,而城管等被监督部门则成为“对抗”的对象,是一种对立同一。

协商性话语是记者为政府机构开展形象公关和危机公关的一种手段,在这种话语策略之下,记者与政府机构“统一战线”。从修辞理论中的“同情同一”可以分析这些标题的话语指向,从标题上看:

《新增公共自行车站点,罗湖开门问政》(2014年7月8日),从“开门问政”这个词可以推导出政府的勤政、民主、开明等秉性,既是政策宣传,同时也是形象公关;

《昔日荒地 变身公园》(2014年8月7日),“荒地”与“公园”的比较关系隐喻了城管机构的政绩;

《梧桐山树木被砍?误会了!》(2014年8月20日),一问一答的句式以及感叹号的使用,可以推导出这是一次危机公关,记者代替公众提出疑虑,随后代替城管机构回答;

《防控登革热:全省今天统一灭蚊》(2014年10月8日),在公共危机中,记者与政府机构是站在一条战线,消除恐慌和敏感、发出安抚性信号;

《下坪垃圾填埋场:多种措施 减少臭气》(2014年12月20日),从“多种措施”可以推导出城管机构的努力;

《深圳湾公园:半年“捡”回367人》(2016年7月25日),“半年”与“367人”的对比隐喻了公园管理方的功绩之大;

《停车场“数字化”,司机不再发懵》(2016年7月11日),“数字化”与“司机不再发懵”之间的因果关系。

依据这种分析规则,可以基本推演出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125条文稿中,协商性话语标题约占50%。当然,针对政府机构的“同情同一”,并不一定引发普通受众的“对立同一”,虽然该栏目的收视率走向显示:“跑线记者”的文稿标题越像“传统政务报道”,①其得到的社会评价越差,但协商性标题仍受“跑线记者”的欢迎,他们试图达成政府机构与公众之间的桥梁,这种“协商”是一种作为“中间人”的沟通,是技术处理后的“宣传”,以至于实现最终的“皆大欢喜”,所以并没有传统政务报道的单调乏味感。

中立性话语是记者作为公共身份的一种表达方式,比如一般不带评价性修辞,参与那些与政府机构直接相关的话题。从标题来看:

《地铁乞讨现象:准点“上班”》(2014年7月22日),乞讨现象是一个在任何城市都存在的社会现象,其本身不存在任何褒贬指向;

《梅林绿道 机动车霸道》(2014年8月25日),“霸占绿道”的谴责对象是个人行为,并非城管机构;

《直击“妮妲”:台风一夜间 毁树上千株》(2016年8月2日),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都不存在评价性修辞。

中立性话语标题使报道看起来更客观、公正,是一种“硬新闻”(hard news),记者作为第三者身份传播新闻事件。本文根据以下几个标准,运用“排除法”来确定标题的话语中立性。第一,不出现城管以及下属机构名称,也未出现带有修辞色彩的非中性词。如《防御“妮妲”:城管部门 沿路巡查》,“台风”与“城管巡查”之间存在着褒扬的语境;《惊蛰害虫蠢蠢欲动 爱国卫生防患未然》(2015年3月6日),对“爱国卫生办”工作职能的褒扬;《垃圾焚烧厂 就是我的家》(2014年12月30日),“家”就属于非中性词,带有明确的情感指向,这些都在中立性话语的排除之列。第二,不出现感叹号、疑问号等带有暗指意义的标点符号。如《环卫工人要涨工资了!》,这种欢呼式标题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隐喻“上级部门的关怀”是要尽量避免的。第三,不出现对城管及下属机构的描述性动词。如《“净山”行动 突击执法》(2016年11月3日),就违背了此原则。依据这种分析规则,可以基本推演出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125条文稿中,中立性话语标题占约30%(少量属于模糊区域)。中立性话语运用的是一种“无意识同一”修辞,使受众潜意识地认同记者的客观表达,想象事情就是记者所描述的那样。

对抗性话语同样是记者公共身份的一种表达。记者将自身设置到政府机构的对立面,以“为民请命”或“铁肩担道义”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这种话语方式足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受众的亲近感,如果记者的这种“对抗”真的代表“民间”,那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抗争政治领域进行探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是抗争策略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从动员到革命》和《抗议表演》中都在探讨“抗争策略”。在本文预设的对抗性话语中,记者的利益与公众是一致的,而与城管机构是对立的,也就是舆论监督。对抗性话语的评判标准较之前两者更为清晰、具体,因此计算起来可以更加精确。对125条文稿进行分析,发现仅12条稿件属于批评性报道或舆论监督类报道,占比9.6%,在三种话语类别中数量最少。其中有8条稿件的标题为疑(反)问句型:

1.《塘朗山塌方整治进展缓慢 何时还山与民》(2014年7月27日);

2.《道路指示牌 违规登广告?》(2014年8月11日);

3.《荔枝公园:为何有门不开 栏杆不拆?》(2014年10月13日);

4.《梅林绿道南山段 管理人员去哪了?》(2014年10月19日);

5.《环卫工人节:有发过节费吗?》(2014年10月26日);

6.《观澜河护栏 为啥要换?》(2014年12月8日);

7.《挖了路牙 又换路牙?》(2014年12月24日);

8.《“熊孩子”玩水 公园该不该装围栏?》(2016年7月15日)。

这些标题看似疑问句,实则带有很强的反问意味,比如上述第1条标题可以翻译成:塘朗山塌方整治速度太慢,耽误市民爬山。这种反问句式可以看成是一种语言反讽,“充满了表达与解释之间的张力,要求一种强有力的‘互动式交流’。当其他修辞格‘立其诚’以疏导传达,反讽以非诚意求取超越传达的效果”(赵毅衡,2011:2)。非疑(反)问句出现的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类报道包括:

1.《公园新建登山道 有赞有弹众口难调》(2014年8月3日);

2.《协管员很重要 惹的麻烦也不少》(2014年8月27日);

3.《泥头车又肇事了》(2014年10月17日);

4.《公园溜冰场 噪音遭投诉》(2014年11月13日)。

其中第1、2、3条标题属于间接批评,用形式辩证法来委婉道出真意,是一种“谲谏”行为。第3条中的“又”字虽然隐晦道出了“泥头车”事故之多,但没有直接指出监管部门的失职,而让“泥头车”作为被批评对象。从这种分析可以看出,记者的对抗性话语在量和质上均无法符合修辞理论中“对立同一”的标准,也就是说,即使在偶然性事件中,“跑线记者”也很难明确地将对口单位树为对手。

根据梵·迪克的新闻图式理论,概述(标题和导语)与故事(情景和评价)②的展开处于并立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据此分析上述研究对象的概述与故事是否具有必然一致性。以《环卫工作 不应该成为“苦差事”》为例:从标题来看,这是一种“打抱不平”的话语方式,导语从“广东省第23届环卫工人节”切入,给清洁工人以“城市美容师”称号,这些都是从社会底层的角度进行的话语阐释。接下来的故事从一名垃圾处理员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开始:十几年前向师傅工作的垃圾中转站又脏又臭,现在的垃圾中转站看起来像别墅,环境优美。纵向比较是对情景(背景)的交代,使新闻更加结构化,其中隐含的信息是“现在很好”。随后的故事发展中出现的人物均为官方身份,城管局副局长赞扬环卫工人休息室和“爱心歇脚屋”效果好、爱卫办主任表示平时经常在环卫工人累了的时候给他们“递瓶水”,随后出现了市城管局局长给环卫工人发红包的镜头,并对列队站立的环卫工人表示“全世界现在都很关心你们”,最后以鼓掌结束报道。从故事展开的人物来看,主角虽然是环卫工人,但被采访人物主要是官方身份,也就是说,故事的施动方是官方人物,被动方是环卫工人,是“官方”的行为导致了环卫工人今天的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发生了改变,记者试图通过这种二元互动结构来呈现城管机构对环卫工人的关心。从画面设置来看,“领导讲话”与环卫工人列队接受红包也在强化这种二元互动关系。当然,过分强调这两种身份的二元对立,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后果”,即突出了二者之间强烈的对比性,而非协调性。“后果是新闻话语中经常出现的又一图式范畴”(梵·迪克,2003:56),这种“后果”与报道主题是背道而驰,偏离记者的本意,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中容易遭遇网民的“过度解读”。

从以上对新闻概述(标题和导语)以及新闻故事(情景和评价)的分析可知,在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二元对立的当代媒介环境中,跑线记者的报道逻辑仍然倾向于宣传官方(对口单位)。“跑线记者”的主题仍然以宣传功能为重要标准,监督功能只占极小比例(9.6%)。当然,“跑线记者”的话语策略存在着“上下妥协”的特征,在形式上“安抚”受众,比如标题、导语都以民间话语为主导,体现“亲民”的一面,在内容上“讨好”对口单位,故事设置以对口单位的工作重点为主线。

(二)社交媒体的文本观察

这部分对《第一现场》栏目城管线、公安线2位记者,以及《晶报》某区政府线的1位记者的微信使用进行跟踪。其中公安线记者S从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共发布微信朋友圈信息921条,平均一天发布1.26条,参与程度中等;某区政府线记者Z这段时间内发布微信朋友圈信息7897条,平均一天发布10.8条,参与程度高;城管线记者L这段时间内微信朋友圈信息182条,平均一天发布0.25条,参与程度低。这三位“跑线记者”代表了社交媒体参与度高、中、低三种类型。

记者S的921条朋友圈信息中,与“公安”相关的内容56条,占总量的6%,其中转发对口单位宣传类信息44条,如《一年一次的盛会#警察开放日#》(2016年12月4日)、《深圳特警高清特写,健硕似施瓦辛格附体》(2016年11月9日)、《据说深圳高颜值的警察蜀黍都在这里了》(2015年12月4日)、《滚蛋吧!诈骗君!深圳经侦防范诈骗第一弹!》(2015年10月28日);转发全国性警务新闻7条,如《公安部A级通缉!你母亲喊你投案自首》(2016年1月16日)。发布记者自己采访的涉警新闻5条,如《等》,图片为深圳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现场,但未交代发布内容;《真的是来自全国的媒体》,图片为深圳交警的“禁摩限电”媒体座谈会,也未表明作者对“禁摩限电”的态度。

记者Z的7897条朋友圈信息中,与对口区政府相关的内容43条,占总量的0.5%,其中转发对口单位宣传类信息16条,如转发政府图片《XX区XX街道越来越靓了》(2016年12月1日)。自己专门为微信撰写和拍摄的“跑线”信息8条,如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该区整治下水管道的信息:“前天,微信曝光XX区一个窨井冒水多年没人管。有关部门称是污水,是企业未接入政府官网等理由。我当场尝过是清水,今天有关部门开始作业了,几年没人管的事终于感谢政府了”,并配有四张工人的工作照(2016年10月20日)。转发采访信息19条,如在参与该区政府援藏活动时发布:“深圳XX区投资近900万援建的XX幼儿园为当地藏民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配有该区领导在藏区幼儿园的现场照片(2016年5月5日)。

记者L的182条朋友圈信息中,与“城管”相关的内容44条,占总量的24%,全部转发对口单位宣传类信息,如《妮妲走了,别忘了这群保护家园的宝安人》,宣传城管局对抗台风“妮妲”的各项工作(2016年8月4日),全部信息无记者自己拍摄和撰写的内容。

无论记者的微信朋友圈参与度如何,他们对自己跑线领域内容的关注度比较均等,相差在10条左右。从绝对值情况看,“跑线记者”在社交媒体中对跑线领域保持较低的关注度,视角集中于具体的对口单位宣传,对这一领域缺乏专业知识的延伸。从“跑线记者”对于对口单位的评论互动也可以观察到,大部分的转发信息是出于二者之间的私人交情和工作需要,而非对这一领域的专业性关注。

比较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文本可以基本判断,“跑线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并非对传统媒体跑线内容的补充,既没有信息量的增添,也没有运用专业主义精神的进一步解读。在极少情况下,记者利用自媒体的话语宽容度来说出制度伦理不允许说的话,但未有出现记者利用社交媒体来解构“跑线记者—对口单位”二元关系,更没有人利用社交媒体的“个性”来对抗传统报道的制度化特征。相反,多数情况下,“跑线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是维护这对关系。记者Z在访谈中表示,转发对口单位的官方内容,其目的不仅在于宣传对口单位的形象,更在于以“支持工作”的形式加强与通讯员的私人关系,从而形成合作的默契。依照传统媒体文本观察中的三类话语类别,“跑线记者”的社交媒体使用更接近于“协商性话语”。虽然社交媒体代表的个性化特征为记者的个人表达提供了机会,为其抗争制度化约束提供了平台,但并未产生实际效果,也并未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出“对抗性话语”的机制与模式。

三、“跑线记者”话语策略的身份阐释

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可知,媒体机构的制度化特征决定了“跑线记者”的话语立场,即使在以个人身份出现的社交媒体中,制度化色彩仍未褪去,甚至在社交媒体中更夸张地渲染了这种色彩。为何出现这种现象,记者L的回答是:虽然移动互联网对电视的冲击很大,但“跑线记者”的职业活动仍然有赖于政治资源,较好的“跑线记者—对口单位”二元结构有利于他们获取新闻源和新闻数据以及接近采访对象,作为一种回报,记者必须给予对口单位一定的正面形象宣传。在对“跑线记者”的研究中,作者发现这一群体并未感知到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相反,他们在“个人—媒体—政府—受众”交互式传播中感受到了个体权力的存在,并利用这种权力维护“跑线”的优越性,其中,政治权威(信息垄断权)和知识占有(解释权)是产生此种优越感的基石。

(一)政治权威

记者的权力来源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舆论监督带来的社会批判权力,这是对社会话语权的垄断,属于一种破坏性权力,话语特征在于对抗;其二是对政治话语权的垄断,获得其他记者无法获得的采访机会,接近其他记者无法接近的重要人物,这是一种建构性的权力,话语特征在于合作,而合作基础则是在对行政权力的维护上达成共识,以及在相互关系中形成信任和情感,这也是“同情同一”的基础。在当代媒体环境中,新媒体僭越了传统媒体的监督功能,第一种垄断已经被打破了,“‘正面报道为主’方针难以为继,背后的动力在于新旧媒介共存生态下的权力消长。”(彭华新,2014:93)而第二种垄断仍在继续,“跑线记者”的权力即来自于第二种,他们借助对政治话语权的垄断,在与权力的合作中也培养了自身的权力习惯。

“跑线记者”与“非跑线记者”差别的首要之处在于,在一些采访资源中,对口单位只邀请前者,并建构非正式的“利益共同体”,或更恰切地称之为“阐释共同体”(Barbie Zelizer,1993),通过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共享话语和集体阐释而使之联合在一起,而“非跑线记者”作为“外围”难以进入其中。在访谈中,记者L表示,在大部分的非舆论监督报道中,与对口单位有关的采访均为官方邀请,而非被动的信息索求,对口单位为记者提供通稿、安排采访路线和采访对象,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连文稿框架都帮其搭建。这种“合作”源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信任”关系,一方面,媒体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另一方面,党政机构积极配合记者的采访工作,为其提供工作中和生活中的便利。这种基于对行政权力的信仰和共同体的信任、情感等,是“同情同一”的基础,“跑线记者”的优越身份也来源于行政权力的“加持”和共同体信任所带来的“便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机构的“信任”实际上是给“跑线记者”披上了“权力外衣”,并享受某种特权,较之于突发记者和深度记者,“跑线记者”无需在突发现场规避安全风险,没有来自被监督者的敌意,无需为获取采访资源而费尽周折,也就是说,他们无需通过“共同的敌人”来获得“对立同一”。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挑战权威的声音不断出现,“跑线记者”的政治权威、政府信任等因素很难在稿件中直接呈现,此时的“同情同一”往往转换为“无意同一”,即无意识地、隐性地展现自身的权威性和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直接呈现权威身份的“同情同一”,虽然可以获得对口单位(政府)的同一,但难以获得受众(民间)的同一,而“无意同一”则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实现了记者、政府与民间的同一(经常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同时也更好地维护了自身的权威身份。由此可以发现,以表象的中立来隐性表达权威身份的“中立”实质上是一种“假中立”。

(二)知识精英

一般而言,记者的专业主义精神并非指涉高门槛的知识水准,而是对“技术—组织—伦理”框架的规范,例如,戴维德·卡尔(David Carr)归纳的专业主义五个标准:服务、技能、伦理、内部约束、独立判断(吴飞,2013),就是以这个框架为基础的。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传统记者的专业主义受到全方位挑战,与知识精英身份也渐行渐远。然而,相比于突发记者和深度记者,“跑线记者”的优势在于:长时间地接触于某一个领域,与这一领域的专家、官员保持着相对固定的对话关系。比如,社会保障线记者C五年来一直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保局打交道,对社会保障、劳工维权等方面的数据和政策十分了解,在与笔者的访谈中,对该市的社保政策的特点、趋势分析得深入细致。可以说,非新闻专业性建构了“跑线记者”的知识精英身份。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用“对立同一”来解释记者的知识精英身份,知识精英作为一种“中立”的身份,他们的质疑精神、探索能力,在客观上能够满足对抗“共同的敌人”的需求。

与“跑线记者”一样,非跑线的深度记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对专业知识的解释权,其区别在于这种解释权的知识来源依赖官方立场或公共立场,这又回归到“倡导性”或“中立性”的问题上来,很明显,这两种立场的对立,正是“跑线记者”与深度记者的对立。作者通过对深圳市记者微信群(380名参与者)三个月的观察发现,深度记者与“跑线记者”在专业知识立场上存在着较大差别。例如,2016年11月,深圳洪湖公园被改造成污水处理厂,并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广泛争论,某报纸的水务系统跑线记者F的报道题目为《污水处理厂建在洪湖公园内?听深圳水务集团怎么说》,全文以中立性口吻陈述了水务集团对此事的专业性解释,而在记者微信群中,多名深度记者对该报道提出批判:“无耻记者,通篇写水务集团的各种理论”;“不采访居民,也不采访专家,自己也不研究,简直给这职业抹黑”;“跑线跑成了水务局的人,也是够了”;“做新闻必须自己成专家,否则就会被蒙蔽”。通过观察可知,“跑线记者”与深度记者在“专业性”问题上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个阵容:深度报道记者更支持新闻的公共性,对政府部门提供的知识解释和陈述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求助网络或第三方专家,获取报道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此相反,“跑线记者”倾向于求助对口单位(职能部门)的专业性解释,并将政府部门的解读性知识视作唯一的“权威来源”。“跑线记者”的知识精英身份根源还在于上文所说的“政治权威”。也就是说,“跑线记者”虽然在客观上具备对抗“共同敌人”的能力(比如在该案例中将“城市污染”设定为“共同敌人”),但在主观上将“对立同一”转换为“同情同一”或“无意识同一”。

无论是以行政权威、政府信任为基础的权威身份,还是以专业领域为优势的知识精英身份,话语的转换给记者带来了实质的利益,这可以看成是协商性话语以及“假中立”占有绝对优势的部分原因。在长期的合作中,“跑线记者”可以获得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利益,比如记者X表示,某单位在前几年每年都会安排每个媒体单位的一名“跑线记者”参加旅游活动,逢年过节参加团拜会,获赠礼品。记者Z表示,某些党政机关的“跑线记者”,由于常年的跑线工作积累了上层的人脉资源,通过上层人物“打招呼”而在媒体单位获得更好的升迁机会。根据访谈信息可以判断,“跑线”对于记者而言是一种资源分配,信息资源和政治资源丰富的对口单位将对记者带来更大的利益,这是一种权力生产模式,“在新闻采访中,记者和消息来源相关的权力是一件永远需要考量的事。……采访中存在着一种互惠的规则,这种人与人的直接联系既影响了受访者告诉记者什么,也影响了记者愿意公开写些什么。”(舒德森,2011:68)

四、发现与讨论

通过对深圳广电、报业等多家媒体机构的考察发现,对个体的记者而言,“跑线”关系并非一种强制性的束缚关系,而是自愿接受的依附关系,记者可以自行放弃不满意的“线”,由领导转交他人。但实际上,“线”作为一种资源,在同机构的记者群体中经常存在“抢线”的现象,而很少出现“弃线”的现象。尽管记者职业承受着个性化媒体环境的巨大冲击,尽管“跑线记者”面临着多元化的媒介表达平台,但这种外部环境并未对“跑线记者”的身份认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跑线记者”仍然抱持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并与对口单位形成了共生性的信任,从而在媒体内部与“非跑线记者”形成了话语沟壑。

从文本观察可以看到,“跑线记者”的传统报道中,协商性报道占50%,中立性报道占30%(存在模糊地带,模糊地带即部分为以“协商”为目的的“中立”),对抗性报道占9.6%,协商性话语占了绝对优势;而在社交媒体中,“跑线记者”虽然对跑线领域保持较低的关注度,但所转发或自发的内容集中于对口单位宣传,对抗性话语完全缺位。从身份研究中可以发现,“跑线记者”基于“同情同一”目标,在话语策略上仍秉持“协商”,即使个性化的社交媒体挑衅权力时而发生,“跑线记者”则仅仅从“协商”转向表象的“中立”(可看成“假中立”),即以“无意识”的方式来实现同一关系,主动放弃作为知识精英的“对立同一”。在一些看似针对“公敌”(政府、媒体、受众三方之敌,比如城市消防隐患、河流污染、黑恶势力、自然灾害等)的报道中,“跑线记者”的报道接近于与“对立同一”对应的“对抗”策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又转化为“同情同一”,有以下部分理由:第一,这些公敌信息源并非记者挖掘,而是对口单位基于信任关系转给记者;第二,对口单位转发信息源的目的并非监督“公敌”,而在于展示治理“公敌”的能力;第三,治理“公敌”的采访现场往往只有“跑线记者”能够进入,因而控制了多元话语的风险;第四,“跑线记者”在实际上也倾向于报道对口单位的治理能力,如“台风”天气报道、城管对绿化和广告牌的安全防护是最为常见的案例。从整体而言,“跑线记者”的话语策略强调权力关系的维护,缺乏专业知识的延伸和扩张。

“跑线记者”对协商性话语的坚持,导致了一个重要后果,即记者群体内部的身份差异化明显。话语特征是社会身份的明显标志,不同社会身份间话语特征的秉持有约定俗成的规则,从这个角度来看,协商或“假中立”的“跑线记者”与“真中立”或对抗的“非跑线记者”虽然同属于记者群体,但其社会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无冕之王”还是“新闻民工”的诘问中,“跑线记者”的身份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我们在研究时将“记者”作为一个“群体”而不加以细分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记者群体内部细致的身份分化导致了阶层分化,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功能。

有受访的调查记者在接受张志安的访谈时对自身职业提出过三项困境:严苛的新闻管制环境、较高的新闻职业风险、不尽合理的薪酬体系(张志安、沈菲,2013)。相比之下,“跑线记者”远没有调查记者那么严峻:只要报道前或报道中与对口单位进行足够的协商,不存在管制问题,总体上“跑线记者”的环境是善意的,只要遵循媒体机构与对口单位多年形成的默契,职业风险问题也很小。“跑线记者”还能从对口单位获得社会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不合理的薪酬体系。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并不是每一个记者都能获得资源优沃的“线”,而拥有这些“线”的记者的职业优越感要明显高于没有“线”的记者,群体内部的阶层划分也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新媒体的出现也没有打破记者群体内部的分化逻辑,也就是说,个体记者的社交媒体参与未能撼动作为制度象征的“跑线记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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