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演变

农村文化发展繁荣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环节，没有农村文化发展繁荣就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历年出台的1号文件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央农业政策思路最主要的体现，反应出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农村文化问题在三农问题中属于基础性、潜在的隐性问题，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平衡城乡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以政策工具视角对国家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内容进行进一步量化分析与解读，纵向以25份1号文件为主要内容，横向以举旗定向，某篇定局的党代表大会为阶段划分依据，阐释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政策演变特征，对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远景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回顾

自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对乡村文化的建设历经了初期探索模式、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和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美乡村建设，展现出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内容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核心特征且与时俱进，是党中央跟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完善的成果。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以刘彦武、李林、唐斌等学者为代表，一方面依托乡村振兴为政策背景，从乡村文化发展政策的精神实质和乡村振兴的角色演变中探索农村发展定位，从农村文化本质转变中把握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和方向，体现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双向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则以农村民生政策建设为切入点，主要围绕农村教育、基本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文化建设以及住房保障政策五大领域探讨农村民生政策工具使用的差异化，总结演进特征并指出优化方向。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通过对农村信息化发展和农村人力资源投资板块的政策文本梳理，总结农村信息化发展“速度—广度—质量”三位一体的建设框架，全面深化的政策展望，以及农村人力资源投资政策形成自上而下、内部培育与人才引进结合推进城乡均衡发展的基本脉络，如《农村信息化发展顶层设计：政策回顾与前瞻》（2019）。

综上所述，以中国乡村文化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献中，主要借助质性分析和文本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时间起点，对历年1号文件进行梳理，主要以乡村文化振兴和农村民生政策为政策背景展开分析。以乡村振兴为政策背景的研究文献中，主要通过乡村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来把握农村文化本质属性的发展演变，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因此以乡村振兴为政策背景梳理乡村文化发展虽紧跟时事，但仍略有局限；以农村民生政策建设为主体的研究文献中，主要从农村文化发展框架体系中的具体方向出发，从社会环境变化折射出民众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变迁，以及政策工具推进乡村文化定位的演变，而未有以乡村发展总体布局为视角结合党的发展方向和规划蓝图把握乡村文化建设政策演变特征的研究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笔者以中国政府网和中央农业农村部等官方平台所下载的25份1号文件（1982-1986年；2004-2023年）为研究对象，加之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党代会报告（主要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内容为主）、和2006年及以后的五年规划（ 主要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内容为主）为辅。从25份关于指导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文本中提取“乡村文化建设”议题范畴，作为具体研究内容，将乡村文化以物态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来分类，主要以乡村建筑、民风民俗、乡约乡规等为表现形式进行梳理。借鉴有关学者的方法，将政策文本中涉及“乡村文化建设”议题范畴的词在该年度1号文件中所出现的频率比重及变化视为分析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政策倾向演变的依据，并参考“五年规划”和党代会报告的影响，阐述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演变和注意力指向。

（二）研究方法及思路

  笔者主要采用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方法，和内容分析法结合ROSTCM6计算平台的运用，将研究内容转换为具体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25份研究文本中与“乡村文化建设”议题的有关词进行统计并分类录入分析软件，再将分好的词在该年度文件中按出现频率从大到小排序，并统一选取出现频率在前1000位的词，将每份文件中词频居于前1000位里与“乡村文化建设”议题的相关词所出现的次数进行梳理并统计，分析乡村文化建设政策倾向演变。最后，采用ROSTCM6软件构建乡村文化建设内容的语义网络图，分析政策注意力指向的内容演变。

三、乡村文化建设政策文本综合分析

依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对农业农村所提出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一要求，结合已有研究基础，分别计算25份研究文本中涉及“乡村文化建设”议题的关联词在该年度文件词频排序前1000中所出现的频率总值，并以折线图形式呈现（见图1）。本文通过剖析历年1号文件中涉及乡村文化发展的文本内容，以党代会召开时间为阶段划分依据，根据频率变化特征将其划分为：萌芽阶段、停滞阶段、稳步提升、波动起伏、调整攀升、剧烈震荡、平稳前进7个阶段，并结合“五年规划”和重大突发事件，以期把握乡村文化建设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演变特征。

（一）萌芽阶段（1982—1986）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一份有关“三农”问题的1号文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迅速开展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在1982-1986年这段改革开放的过渡时期，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工作部署，重点围绕肯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和活跃农村经济展开，在政策倾向改善农民经济地位的同时，指出在广大农村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将乡村文化作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的一部分，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1985年的中国农村已历经五年多成功的经济改革，为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因此，1985-1986年农村工作主要围绕加速发展商品生产进行，关于乡村文化建设议题并未成为工作重点，政策文本中与乡村文化相关的关联词所出现的词频率较低，达到了萌芽阶段中的最低值，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前期，国家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注意力强度总体呈初步萌芽阶段。

（二）停滞阶段（1987—2003）

  1987-2003年间正值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加速的阶段，党和政府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该时期内的1号文件重点关注为国家宏观经济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未涉及三农和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因此，1987-2003年间的17份1号文件不属于研究范围内，其关联词出现的频率可忽略为0。

（三）稳步提升（2004—2007）

2004-2007年间，受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以及“十一五”规划的指引下，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力度较萌芽时期有明显的提升。2004-2005年，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转向以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为主，对乡村文化建设着墨不多。2005-2007年则以加强农村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重点，从而进一步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这一期间的1号文件中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注意力强度较比2004-2005年间总体呈陡增势态。2006年表决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对之后五年（2006-2010）的国家战略意图，部署了政府工作重点，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篇，提出了乡村文化政策的新取向，明确包含了改善农村面貌，协调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因此在2006年的1号文件中，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平台，从改善物质条件和增强精神意识层面着手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该年政策文本中有关“乡村文化建设”议题的关联词所出现的频率达到了这一阶段的最高点，峰值为411。纵观该阶段所出现的波动情况说明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深受党的政策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敏锐性。

（四）波动起伏（2008-2012）

受重大自然灾害（汶川5·12地震、2010年抗洪救灾）和国际经融危机的影响，2008-2012年间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注意力强度变化呈现了较为明显的W型，总体呈波动起伏趋势。在这4年的1号文件中，与“乡村文化建设”有关议题的关联词所出现的平均频率保持在205上下，最低值为70，最高值达到了319。2012年的农业农村工作在党的十七大等相关会议精神的指导下，以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为任务，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着力发展新文化、倡导新风尚、培育新农民。党和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文化软实力，其政策重点倾向于农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从而推动了乡村文化发展大繁荣，因此，在2012年的1号文件中，国家对于乡村文化政策的注意力强度陡然上升，在该年1号文件政策文本中有关“乡村文化建设”议题的关联词所出现的频率达到了190。

（五）调整攀升（2013-2017）

  通过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内容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倾向相比，党和政府对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2013-2015年是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注意力较为稳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之后，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的短板、缩小城乡差距、决胜全面小康成为了全党共识和工作重点，因此2016-2017年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注意力强度高于2013-2015年期间，在2016年的1号文件中有关“乡村文化建设”议题的关联词所出现的频率高达413。这一阶段的词频变化体现出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认识在调整中不断提升。

（六）剧烈震荡（2018-2022）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的指引下，2018年的1号文件将工作部署转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文本中提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农村最为突出”，特别列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等倾向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要求，在政策文本中有关“乡村文化建设”议题的词所出现的频率达到所研究年份中的最高峰，峰值为69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间（2019-2020），面临经济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复杂等形势，为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攻克脱贫最后堡垒，调整政策重点，紧抓三农领域重点工作，加之受2020年爆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复苏脆弱等复杂势态的冲击，2018-2022年间的1号文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倾向变化呈剧烈震荡形势，峰值与谷值之差高达491。2020-2022年间党和政府在取得脱贫攻的坚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既要牢守底线防返贫，同时也要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该阶段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关注度虽有调整但总体转向提升，体现出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认识度日益深化。

（七）平稳前进（2023）

  在2023年的所发布1号文件中，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倾向较2022年有略微下降，但对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重视程度不减反增。在该年文件政策文本中为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指出具体方向，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指导，提出：“支持乡村自办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精神、办好中国把农民丰收节、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等措施，紧扣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为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进入新的奋斗征程。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是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党的政策、经济发展、重大事件等有着密切联系。以上阶段特征的划分体现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倾向因时势而变，并在不断调整中稳步提升。

四、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内容演变

本文运用ROSTCM6软件将6个阶段的1号文件中有关乡村文化建设议题的高频词进行挖掘，并通过社会语义网络分析，探索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内容演变。

（一）以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化繁荣

在1982-1986年的乡村文化建设政策文本语义网络中，教育、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思想等为核心高频词，以精神文明、教育、农村建设、改革、传统等词为重点指向。从高频词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农村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社会主义与文化和农村、教育与农村和农民等词的联系更为紧密。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大发展推动了经济繁荣，受政策和经济的影响下必然会引起农村文化思想的变化。通过对1982—1986年农村文化建设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分析图的解读，总结出该阶段呈现：社会主义价值引领乡村文化发展的政策取向特征。

（二）乡村文化建设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在2004-2007年的乡村文化建设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分析图中，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现代、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等为核心高频词，从所外围分析来看，关联线条多指向：新型、创新、改善、保护等推进性动词。从其关联指向分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发展观、健全教育、完善综合治理、新型农民、三个代表思想、等关联较为明显，充分体现出在这一阶段，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认识度更上一个阶段，将建设方向进一步具体化、现代化。该阶段的政策倾向和创新型词汇的突出充分体现2004-2007年间的1号文件中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不仅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文化素养和农村社会管理机制等建设的关注也逐步提升，其建设的方式从传统的“输血”逐渐转变为对自身的“造血”，是乡村文化建设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阶段。

（三）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

2008-2012年的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分析中所呈现的核心簇和高频词与2004-2007年间的大致相同，其最大区别在加快农村发展、加强农村稳定、完善管理机制等关联词的基础上出现了“城乡”一词的指向，数据图中可以观察出农村、发展、推进、加强、完善等高频词都与“城乡”指向有密切关联。在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和“十二五”规划的指引下，2008-2012年间的1号文件中关于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指向主要围绕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为目标，依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平台，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发展，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走向均等化和标准化

在2013-2017年的乡村文化建设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分析图中，呈现以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农村服务、城乡等为核心高频词。从语义网络分析图中的外围高频词指向来看，这一阶段1号文件中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内容增强了对文化、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特色的关注。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均等化和标准化”成为这阶段乡村公共服务建设的要求，包括：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条件、提高农村教学质量、整合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惠民项目，通过加强乡村文化公共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文化设施标准化来实现文化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五）完善乡村文化建设方向，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过后，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关注内容不断创新并完善，从2018-2022年的1号文件中与乡村文化建设内容有关的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分析图中可以看出：强化、示范、完善、健全等核心高频词与制度、体系、整合、农村关联密切，并与2013-2017年间的核心高频词相比明显新增了“统筹”和“乡村振兴”为关联词和内容指向。在大力实施乡村文化建设工作的同时，国家提出要完善农村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加强对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年人及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健全县乡村衔接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这些政策的内容指向突显出国家对乡村文化的建设方向由关键性和重点性转向全面性和关联性，且逐步完善，同样体现了国家对乡村文化发展战略的整体部署和协调推进。该阶段依托乡村振兴平台，融合数字乡村建设，启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整合农村文化资源，做好本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乡村品牌文化的建设与推广等创新乡村文化建设内容的政策方向，皆是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六）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

  在2023年乡村文化建设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分析图中，以专项行动、扎实强化、深化、三农、乡村治理等为核心高频词，可以看出：现代、标准化、和美乡村、宜居宜业、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等为新增指向，从关联指向分析：乡村和现代、现代和标准化、治理、农村和示范、乡村振兴、乡村和制度等联系紧密。从高频词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乡村文化建设在持续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基础上，一方面以2022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和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为指导，加快现代乡村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则关注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既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该阶段政策内容指向的演变，不仅是对满足群众享有高质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权益的积极回应，也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的重要举措。

通过以上对历年（1982-1986、2004-2023）1号文件中与乡村文化建设相关的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分析总结得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乡村文化建设内容倾向演变呈现：由萌芽阶段的以精神文明推动乡村文化繁荣为主转向稳步提升阶段的乡村文化建设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波动起伏阶段的围绕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转向调整攀升阶段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走向均等化和标准化、剧烈震荡阶段重点完善乡村文化建设方向，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转向平稳前进阶段的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的演变特征。凸显出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工作部署紧贴文化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和长远性，政策内容指向也更具体、更接地气，充分体现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五、结论

（一）易受重大事件影响，但同党的总体布局保持一致

从改革开放后7个阶段的的乡村文化政策倾向演变都是与党的总体布局相一致，具有强烈的敏锐性和中国化特色。在分析历年1号文件中“乡村文化建设”关联词的词频变化时，发现2008-2012年间，因为受重大自然灾害（汶川5·12地震、2010年抗洪救灾）和国际经融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影响，该阶段的数据整体处于低谷阶段；而在2018-2022年间，受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的指引，将工作部署重点转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该年份的1号文件内容中与“乡村文化建设”相关的研究数据出现了所研究年份数据中的峰值，后又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在党的政策调整影响下该阶段2019—2022年间的研究数据略有波动，因此，受重大事件的影响和党的政策方针指导，乡村文化政策倾向演变呈现剧烈震荡形势。

（二）转变发展方式，乡村文化建设由“外部输入”转向注重“内部造血”

1982年和2007年的1号文件中分别提出：“在农村的一切企事业单位都要学习解放军的原则”及“鼓励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等一系列单一的“文化下乡”形式，加之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导致乡村文化建设具有较强的外部输入性。自2004年起，党和政府开始注重从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和健全农村保障体系及就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升农村公共服务能力，2007年后党和政府逐步加速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关注乡村品牌文化建设与推广等，体现出在强化乡村文化发展意识形态下，乡村文化建设方法由外转内，并形成体系。

（三）坚持以农民为本，建设重点转向提升农民素质和完善乡村文化体系

  为提升整体乡村文化水平，党和政府在1号文件中要求改革农村教育，以开展扫盲工作，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为基础的单一方式，逐步健全为以提升劳动者素质为目标，针对农业结构调整，开展农村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等多方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就业能力和乡村文化水平的多元方式。根据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并创新乡村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等，乡村文化建设覆盖面从基础到全面，内容由单一至丰富的发展变化都展现出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以农民为本提升乡村文化水平，完善乡村文化体系。

（四）增强文化自信，重新考量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并丰富其发展形式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民对文化精神和文化权利的渴求愈加强烈，因此保护和发展饱含中华文化基因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中央政策关注的重点。自2006年的中央1号文件起，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民村民镇、特色民族村寨，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的保护和利用示范等措施开始逐渐出现并受重视。在保护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手段，丰富乡村文化发展形式，从乡村治理需突出地方特色到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出特而专的物质、非物质产品和产业；从依托乡土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农耕体验和乡村手工艺到利用“生态+”、“旅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从数字乡村到“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的创立等都成为创新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多样化的乡村文化发展形式，既丰富了新时代文化小康色彩，也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塑造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五）从局部到全面，健全共建共享机制使乡村文化建设充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为缓解长期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带来的影响，在梳理历年1号文件时可以看出，政府从开展农民职业培训、送书下乡、农民书屋工程等一系列基本文化活动入手，到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文化建设并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设施的与社会化运营、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等多方面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包括：文化体育、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在内的六大领域，持续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提升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乡村文化建设内容覆盖面由局部到全面，使全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实现城乡发展均衡，奋力满足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远景目标。

文章来源：  《河南经济报》   https://www.zzqklm.com/w/qt/342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