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现实主义视域下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治理分析 ——以华中鲁艺战时文艺实践为例

摘要：以积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为理论框架，结合华中鲁艺战时文艺实践案例，考察文艺作为文化治理工具的功能机制与历史效能。通过分析“非地域化传播”“仪式化互构”“符号秩序编码”“仪式化互构”等实践策略，构建了兼具革命性、大众性与战斗力的文化治理范式，为当下数字时代的公共性危机与全球文化治理困境提供了具有参照价值的历史镜鉴。

关键词：积极的现实主义；文化治理；非地域化传播；仪式化互构；双重建构

文艺作为文化治理的重要场域，其价值不仅在于审美表达，更是塑造人的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方式。通过融入教育实践系统，文艺能够持续恒久地发挥作用，帮助引导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实现文化治理功能。福柯的治理概念揭示如何利用知识和规则来引导人们的行为，达到管理社会的目的。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理解为文艺实践也是一种引导和塑造人的“管理工具”。它的核心任务就是参与社会文化治理，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建构认同和维护主流观念的社会主体。积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产生于特定历史语境，不仅是文艺理念，更是精密的治理逻辑。它通过实践将文艺思想转化为有效的文化治理形式，实现战时主体再造与社会动员。

一、积极的现实主义：战时文艺观的理论谱系重构

积极的现实主义作为华中鲁艺的核心文艺指导思想，其理论内核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拓扑与本土化重构过程，展现出对当时现实主义文艺传统范式的深刻超越。

积极的现实主义的哲学根基可追溯至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强调在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把握现实本质。然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实践绝非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经历了民族独立解放战争在地化思想的深刻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等原则，为积极的现实主义注入了鲜明的实践品格与中国问题意识。这种在地化转向的核心特质在于：一是能动性介入的高度强化，要求艺术家深度参与现实斗争而非旁观记录；二是民间审美资源的制度化自觉征用，将地方性、传统性艺术形式纳入革命文艺体系；三是文艺功能明确化机制预设，社会动员、政治宣传优先于纯粹审美探索。这三重特质共同构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实质性超越，使文艺从反映现实的“镜子”转变为改造现实的“武器”。

积极的现实主义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确立与推行，并非线性贯彻，而是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文艺场域中进行充分的交织升华。来自延安党中央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话语体系是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导向，通过组织制度、文艺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教育引导。根植苏北农村的民间文艺，诸如地方戏曲、民歌、年画、剪纸等，深厚的乡土文化积淀构成艺术接受的基础土壤和借鉴源泉，其质朴醇厚、情感浓烈、喜闻乐见审美趣味对精英化、诗意式的艺术表达形成潜在消解。战争环境下新四军抗战需求的紧迫性，要求文艺直接服务于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宣传政策等军事斗争，对文艺的时效性、通俗性、鼓舞性提出刚性要求。由以上三者构成的张力，并非相互抵消，而是在碰撞与调适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战时文艺生态。它既确保了文艺鲜明的政治导向和战斗功能，又汲取了民间艺术的通俗生动与感染力，最终催生出一种兼具革命性、大众性与战斗力的积极的现实主义文艺实践。

随着“扫荡”与“反扫荡”斗争加剧，战争形势发生变化，三者始终围绕着积极的现实主义的导向动态平衡，战事需求在文艺实践中的话语权重明显提升，文艺政策对民间资源的整合力度空前加强，最大程度实现战时动员效能而进行自觉调整。在1941-1945年华中根据地文艺政策、政治文件中清晰显示，这种文化张力在抗战救亡、人民解放的共同目标统摄下，通过积极的现实主义文艺实践进行自觉有序的协调与引导。譬如盐阜区党委《关于开展根据地文化工作的决定》即明确要求“深入调查地方曲艺形式，利用淮剧、小调旧瓶装新酒，编写通俗抗战剧目”，体现了将政党意识形态与本土审美实践深度融合的政策具象化；新四军政治部《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则特别指出“一切形式须服从战斗需要，传单、标语务求一针见血，戏剧演出须适应部队流动状态”，这都凸显出战时语境下文艺政策对文艺实践的实用性与鼓动力的强制规约，是战时积极的现实主义文艺形态的适用框定。

积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建构与演进，不仅是一部战时文艺政策实践史，更是一套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革命文艺美学机制的生成史。它在多重话语的碰撞与互渗中，形成了汇聚革命意志、乡土文化、战时需求于一体，并以深刻介入现实为特征的美学逻辑。这不仅丰富了抗战文艺的理论谱系，也为理解抗战语境下文艺的政治动员与文化重塑功能，提供了极具范式意义的实践样本，深刻揭示了中国现代文艺本土化进程中现实主义形态的能动性与生命力。

二、“文艺即武器”：积极的现实主义导向的文化治理

（一）战时文艺的“非地域化传播”与“仪式化互构”

战争环境下，传统固定剧场难以维系。鲁艺师生创造性地发展出流动剧场模式。这不仅是演出场所的物理空间转移，更构建了一种高效、灵活的文艺传播机制。鲁艺师生以“鲁艺文工团”“农村服务团”等形式，深入乡村、部队与前线密集地在田间地头、行军途中、战斗间隙等生活场域演出，有效消弭了传统剧院空间造成的心理疏离与物理阻隔。譬如话剧《皖南一家》《重庆二十四小时》的演出突破传统观演界限，在形式上强调互动性，通过邀请观众参与剧情、现场教唱革命歌曲等方式，显著增强了根据地群众的参与度与认同感。尤为关键的是其内容与形式深度汲取了淮剧、小调等地方戏曲曲调、方言俚语以及苏北民间艺术元素，极大地克服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这种流动的文艺实践，使抗战宣传深度融入抗日军民的日常生活，从而极大提升了文艺动员在战时条件下的覆盖广度与渗透深度，达到一种高效的“非地域化传播”的文化治理效能。

华中鲁艺戏剧系学生排练旧影  1941年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藏

艺术与政治的“仪式化互构”是另一关键的文艺实践途径。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鲁艺师生大量创作壁画、墙头诗、标语，并非孤立的美术活动，而是革命政治形势的宣传、教育行动。据盐城阜宁地区陈集、东沟的田野考察点数据显示，壁画创作的热点区域多聚集于地主宅院外墙、村口集会广场，与“减租减息”斗争大会、游行示威、算账谈判等政治仪式的发生地高度重合。描绘农民控诉地主、展示减租政策成果的壁画成为政治仪式的视觉布景与情感催化剂，政治运动则为壁画赋予了行动意义和社会语境。

华中鲁艺师生构建的“非地域化传播”与“仪式化互构”文艺实践策略，既非单纯适应战时环境的应对措施，也不仅仅是被动反应，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主动选择并创新性地重构了文艺传播的方式与路径。其价值在于将“空间”转化为文化治理的有效媒介，弥合了艺术接受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并将艺术植入日常生活，通过符号和行为的空间结合，创造出强有力的动员场域。因此，在传统传播方式受限的情况下，为实现抗战文艺的政治宣传功能和社会动员目标，提供了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战时文化治理模式。

（二）“符号秩序编码”与“具身感知形塑”的教育转化机制

华中鲁艺文艺实践的深层逻辑在于通过“符号秩序编码”与“具身感知形塑”的双向互渗，构成积极现实的“双重建构”传输载体，从而完成师生的意识形态生命性转变。

这种转化通过显性与隐性路径双向实施。因木刻制作简便、复制性强、视觉冲击力大，成为战时宣传利器，所以，鲁艺木刻版画艺术不仅是技法传授，更是显性的符号秩序编码操演场。由莫朴、芦芒等指导的木刻教学，核心在于训练学员掌握将复杂政治理念转译为大众可理解的视觉符号的能力。深析木刻版画《我们战斗在苏北》可见其符号编码，占据画面核心的农民粗壮有力的手臂驱牛犁地的姿态比喻劳动者主体性觉醒，战士们与百姓生产战斗的场景则象征军民团结的力量，背景中整齐的田野是新社会的愿景。传统农耕符号被赋予新的阶级隐喻与政治内涵，实现了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换。鲁艺学员通过创作实践，内化符号编码规则，成为党的文艺方针的践行者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者。

我们战斗在苏北  莫朴  10.8cm×3.5cm  1941年  江苏省美术馆藏

劳动写生班、战地服务队等实践性课程则构成了强大的隐性治理机制。学员被组织到田间与农民同劳动，到前线与战士共进退，置身于生产战斗一线特定的时空进行“劳动写生”或“战地速写”。从梅洛-庞蒂的具身现象学视角分析，这不仅是对客观对象的观察，更是身体与世界深度互构的过程，泥土的气息、劳作的疲惫、战斗的紧张、与民众战士的情感交流，通过身体感知映入学员的心理体验，实现了认知图式的具身重塑。这种持续的“身体实践”重塑了学员对“现实”的理解，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距离被消弭，抽象的“人民”概念化为具体可感的生命经验，积极的现实主义文艺所要求的“深入生活”“与群众结合”内化为躯体习惯和行为倾向，完成了“意识形态质询”的过程。当木刻线条符号与实地具身经验在主体意识中达成辩证统一，艺术实践便超越了知识技能传授层面，使革命主体的自我建构成为可能。这也为现代中国政治美学的生成机制提供了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原型。

“非地域化传播”与“仪式化互构”消弭了艺术与根据地现实的生硬边界，形成具有强烈凝聚力的抗战文化场域。作为教育转化机制创新，鲁艺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创造性地结合了符号系统的意指编码与具身实践的体验重塑，不仅促成了学员们的革命意识形态在认知与情感层面深度内化与结构性转化，更实证了“文艺即武器”在抗战历史语境下的合理性。

三、积极的现实主义文化治理机制的当代启示

数字技术正在深度重构人类文明生态，价值共识持续消解，文化冲突日益尖锐，加剧全球文化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在此背景下，鲁艺文艺实践的历史经验可为当代文化治理体系的重构提供历史参照。

（一）信息茧房困境与“非地域化传播”的启示

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机制主导的信息传播，极易导致个体陷入“信息茧房”与“过滤气泡”，引发观点极化、共识瓦解，审美公共性与价值共识遭遇前所未有的技术解构危机。反观华中鲁艺的“非地域化传播”理念及其“三贴近”实践，启示人们技术应用应以弥合而非制造区隔为目标，必须打破精英壁垒与信息隔阂，强制性将多元背景的个体置于真实的、非虚拟的社会空间与审美体验之中，从而在差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构建共享的集体情感与价值认同。这为我们反思算法逻辑的社会伦理、探索在数字时代重建基于真实互动与共享经验的虚实融合型审美公共空间，乃至构建新型融合共同体治理体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参照。

（二）全球文化治理挑战与“双重建构”的参照

后现代语境下，全球文化发展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张力加剧、同一化与异质化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以及全球化与在地化诉求的复杂博弈，使得全球价值体系的整合难度空前加剧。传统治理模式的解释力与效能显著衰减，亟需探索一种能够超越单向灌输与文化孤岛的融合共治新范式。鲁艺文艺实践凸显“深度差异化治理”的智慧，尊重文明的“深描”特质，在保护文化基因独特性的前提下，引导其价值内核与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伦理达成创造性对接。在全球化-本土化互捩中，通过“集体生产”模式提供了超越“治理-被治理”二元结构的“共治”雏形，启发人们构建基于平等对话伦理、资源适配共享、多层级主体赋权的“有机体式”全球文化共治生态，使每种文明真正成为全球文化价值的共同生产者和治理责任的共担者。

文章来源：《新美域》https://www.zzqklm.com/w/qk/294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