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王堆一号汉墓漆奁与汉初贵族女性梳妆文化研究

摘  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各类器物生动再现了汉代社会丰富真实的日常生活图景。其中，一号女性墓出土的两件漆奁及内部盛放的梳妆用具，为研究汉初贵族女性的梳妆文化、审美偏好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本文以马王堆一号墓漆奁为研究对象，结合出土漆奁与梳妆用具和文献记载，还原汉初贵族女性的梳妆细节与审美偏好，再对比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漆奁，阐述男性墓与女性墓中漆奁的差异，探讨女性梳妆文化在当时社会中的表达折射。

　　关键词：马王堆一号汉墓；漆奁；梳妆文化；汉初贵族女性

　　1972年至1974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年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及其妻子之墓。出土的文物遗存包括古尸、棺椁、印章、陶器、漆器、简牍、帛书、帛画、丝织品、乐器、兵器、竹木器、木俑等，展现了汉初贵族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和汉初社会图景。

　　汉初漆器工艺制作精美，在日常生活中普及度较高，逐渐取代了此前青铜器的主导地位，成为贵族乃至部分平民日常使用的主要器物。马王堆汉墓作为汉初的重要考古发现，其出土的漆器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体现。三座墓中共出土漆器数千件，种类涵盖饮食、梳妆、文房等多个领域，从大型的鼎、盒，到小巧的奁、耳杯，几乎包含了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号墓出土文物包括耳杯、盘、鼎、壶、钫、匜、勺以及圆奁盒、几、屏风等，其中造型最精致的是耳杯与圆奁盒。圆奁盒两件，双层、单层各一件，两件圆奁盒内均髹红漆，外漆黑地，表面绘红彩或作金银色泽的花纹。二号墓损坏严重，能辨的器形较少。三号墓文物保存状况好于二号墓，但较一号墓稍差[1]。

　　马王堆一号汉墓奁的出土状况

　　奁是一种盛物器具，最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其最初用以杂置香料，盛放梳镜、食物或收藏珍物。西周时期陕西出土的青铜方奁可能是后来圆奁盒的前身。随着时代推进，这类圆形的储物器皿逐渐发展为专门盛放化妆用具的妆奁。奁以圆形居多，直径约为高度的两倍，也有少数椭圆和方形者。战国早期的奁表现为仿青铜樽式，两者形制为承袭关系，不同之处在于樽的腹部为斜壁，奁则为直壁，且樽的腹部比奁要深。楚墓所出土的奁多为圆形漆盒形制，直腹壁，器口广度增大，内部空间变宽，从有足演化成平底，从平顶到器盖微隆，增加了内置空间和奁盖的耐压强度，奁内空间的扩大铺垫了秦汉多子奁的盛行。这些奁均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底纹装饰大面积的云气纹，以凤鸟纹为母题，还有许多神怪精灵与动物抽象形象，蕴藏浓郁的楚风。秦奁在形制上出现了椭圆形漆奁，并以青铜、银装饰，最大的特征就是有烙印和针刻文字。汉代妆奁和前代相比，在实用性加强的基础上，还更精致灵巧，技艺也更加纯熟，增加了锥画、镶扣等工艺，出现了双层奁、多子奁。

　　马王堆汉墓共有三号墓坑，除二号墓利苍墓盗损严重，出土实物数量少、不完整外，一号墓和三号墓保存稍好。一号墓中最为精致的是辛追夫人的化妆盒：双层九子漆奁，另一件为单层五子漆奁。三号墓中男性梳妆用具品类齐全，妆奁共有四个，分别为锥画双层六子奁，锥画狩猎纹漆奁，油彩双层漆方奁和圆奁。

　　辛追夫人墓中的双层九子漆奁，是目前考古所见西汉前期梳妆用具最为丰富的一件漆奁，高19.2厘米，直径33.2厘米。整个奁盒由盖、上层和下层三个部分组成，盖和器身为夹纻胎，双层底为斫木胎，外髹黑褐色漆，内髹朱漆，黑褐色漆表贴饰金箔，施绘油彩，以大面积的云气纹为底纹。上层放置手套三双，丝绵絮巾、组带、绢地“长寿绣”镜衣各一件。下层底板凿凹槽九个，槽内放置九个子奁，子奁根据所放置的物品不同而形状不同。其中两个长方小盒一长一短，还有两个椭圆小盒、四个小圆盒和一个半椭圆马蹄形盒，内放化妆品、丝绵粉扑、梳、篦、假发、针衣、镊子等。同墓中还有一件单层五子漆奁，出土时奁内盛放香料和化妆品，奁盒髹黑褐色漆、朱漆，锥画绘有云气纹、几何纹。器物内盛放梳、篦、铜镜、镜擦、镜衣、笄、印章、环首刀、假发等，包含五件圆形小奁，分别盛放着化妆品、香料等。这些漆奁为辛追夫人的随身梳妆用具，反映出汉初贵族女性的生活追求与髹漆工艺水平。

　　从一、三号墓漆奁比较汉初男女梳妆文化差异

　　自古以来，梳妆就不是女性的专利，男子亦梳妆理冠。从西汉刘胜墓中随葬的白粉、朱砂等化妆品，海昏侯刘贺墓、马王堆三号利豨墓出土的铜镜、梳、篦等梳妆用具可以看出，尽管文献记载和考古实证均证实汉代男子存在梳妆行为，但女性仍是梳妆文化的主体人群。汉代男女在妆容、妆具使用上存在明显差异。女性以肤白为美，在上白妆前注重面部清洁和滋润，早在商周时期就有女性使用草木灰去油污，并且搭配贝壳灰洗脸的记载。到汉代，她们从蒿、蓼等植物的草木灰中提取出石碱，或用淘米水进行脸部清洁。清洁后用脂进行滋润。汉代面脂大多为中药材和牛髓调制而成，主要成分为生杏仁、土瓜根、白芷等。汉代敷面的白妆以铅粉和米粉为主。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后，这些材料与传入的香料等调和出香粉，既可敷面也可扑于身体。

　　红妆、眉、唇妆等都是女子化妆的重点。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地区普遍使用朱砂，但因其昂贵且不易黏附而使用者少。燕支花传入之后，因其黏附性好，色泽鲜艳，逐渐成为制作红妆的主要原料。古代女子对眼睛的修饰很少，但对修饰眼睛的眉十分重视。汉代流行广眉、蛾眉，马王堆出土的女子俑都为广眉的形象，此外还有八字眉、远山眉、愁眉等。眉妆需要修眉和描眉，修眉主用刀和镊子，女子修好或去掉眉毛后，用黛，即青黑色的植物颜料进行描画。汉代女子崇尚小嘴樱桃口，使用唇脂，即在朱砂中混合动物脂肪，调和成红色稠状膏体，具有滋润、防水和上色的效果。汉代面饰则为绘在或者粘贴在脸部的妆饰，主要有额黄、花钿、面靥等。额黄为额间涂抹黄色等妆容，有平涂、半涂或者使用黄粉在额间点出花蕊形状等形式。面靥则是嘴旁酒窝处的装饰。花钿指能粘贴于脸上的薄片，如云母、金箔、昆虫翅叶等材料制作成的形状不一的装饰[2]。

　　汉代男性妆容以修饰为主，使用粉黛遮盖黝黑的肤色和稀疏的眉毛，着重于粗犷有力的八字眉、长眉等，区别于女性纤细的眉形，无面饰，而是以玉冠、帻巾等固定发髻，施以少量的胭脂于嘴颊。这些妆容不追求艳丽，且当时有诸多将男子过度专注妆面的行为贬斥为病态、失礼的记载。例如《后汉书》中，李固被诬蔑为“胡粉饰貌，搔首弄姿”。

　　比较马王堆一号女性墓和三号男性墓出土的漆奁及其配套妆具，我们可以直观看到汉初男女梳妆的侧重点与差异。一号墓中彩绘双层九子漆奁中上层盛放的是手套、絮巾、组带和镜衣，下层两个椭圆子奁内分别盛放白色粉状化妆品和方块形白色化妆品。四个圆形子奁中，其一内盛一块丝绵和一束假发，其二内盛粉状化妆品和丝绵粉扑，其三内盛朱色化妆品，其四放油状物质和丝绵粉扑。两个长方形子奁内盛油状化妆品、针衣和茀各两件，马蹄形子奁内为角质、黄杨木梳篦两套。

　　学界中许多声音断定此处圆形子奁内的朱色化妆品为胭脂，但这个结论是存在疑点的。胭脂是张骞出使西域经匈奴传入的新植物燕支花制成的产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时间在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15年之间。而辛追夫人的遗体研究表明，其卒于公元前186年至公元前145年间。因此辛追夫人的年代使用胭脂这种化妆品的可能性较低，此处的朱色化妆品应是贵族所使用的朱砂或是本土的山花、重绛等所制成。而另一个彩绘单层五子奁内装有镜擦、镜衣、铜镜各一件，环首刀三件，笄、镊、印章各一件。其一子奁内盛有色绢，绢上放有花椒，其二放香草类植物，另外三件均盛化妆品[3]。三号墓中随葬妆奁有四个。锥画双层六子漆奁中上层放置丝织物、木骰、角质镜、环首刀、丝绵镜擦各一件，角质梳篦两套和棕茀两件。下层六个子奁，圆形子奁两件，一个存放铅粉，另一个实物已不存在。长方形子奁两个，其一盛放角质镊、竹簪、竹笄各一件，另一奁内实物已不存在。马蹄形子奁内木梳篦两套，椭圆形子奁内已无实物。锥画狩猎纹漆奁器内盛有丝带三根，丝织物、假发一束，带孔骨器一件，小棒五根。另外两个奁为一方一圆，都为油彩双层，器表均用油彩堆积出立体效果，其方奁内盛放漆纚丝织物和小木棍等，圆奁下层出土时仅有一面铜镜[4]。

　　从奁内盛放的物件来看，九子奁中六个子奁内都盛有粉状、膏状、油状化妆品，而在三号墓中六子奁内仅一奁中盛有铅粉。由此看来，男性化妆没有女性繁复，且女子更加热衷于自身的仪容修饰。两座墓中漆奁内均有梳、篦与铜镜这类通用的梳妆工具，且对应放于特定形状的奁内。九子漆奁内的角质梳篦与黄杨木梳篦都盛放于马蹄形子奁内，三号墓中双层六子奁中两套木梳篦也盛放在马蹄形的子奁内，且梳、篦的形状大多都与马蹄形一一对应，这与其他妆具的形状有明显区别。两墓中均有假发的出现，说明古代男女都蓄有长发，注重发型的打理。梳、篦、铜镜、假发、笄、簪等以及修饰毛发的镊、茀和环首刀在两墓中都有出现，但是男性墓中占比略大些。可见汉初男女虽共享大部分基础妆具，但女性妆具齐全精致，且装饰性更强，社会接受度更高。

　　汉初贵族女性梳妆的主动构建与被动规训

　　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人辛追夫人是汉初贵族女性。从随葬的漆奁和相关配套妆具以及与男性墓的对比，我们可以得知汉初贵族女性对发饰、面颊的装饰更为讲究，这也是其身份地位的直观表征。汉初，儒家礼教思想已逐渐渗透社会，要求女子“德色统一”。在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主导下，女性被要求“女为悦己者容”，其妆容成为取悦男性、体现妇德的手段。当时社会把男性的审美观放在主导女性审美标准的地位。例如，据传汉武帝好八字眉，导致其成为当时后宫、街市上下效仿的妆容。但尽管依附、受约束于男子，当时的贵族女性也有意识地丰富了妆面形式，完成了自身的审美追求。从丰富的梳妆工具和出土木俑的妆容可见，这些女子会根据喜好调整眉形的宽窄和弯度，通过眉妆来展现独特的审美偏好。从双层九子奁内出现的多种白色、油状、粉状化妆品，丝绵粉扑和各种笄簪，可以看出，当时的女子也能根据自身个性偏好来调整妆发造型。

　　汉代女性受到社会等级制度与儒家礼教的严格规训，从漆奁、梳妆工具到妆容风格都必须符合身份地位与礼教规范，充分体现了汉代男尊女卑社会结构下女性的被动性与依附性，其梳妆行为多是为了迎合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尽管如此，她们也并未完全沦为社会规范的附庸，而是在有限范围内实现自我审美表达，体现出女性在被动处境中主动构建自我身份的努力。这种双重属性反映了汉初贵族女性在私人需求与社会规范之间的调整，是汉代男尊女卑社会结构下女性生存状态的缩影，也反映出汉初贵族女性在有限社会空间内的生存智慧，其梳妆文化既是对主流秩序的迎合，也是自我身份价值的隐秘表达。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