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作为记忆重建——诺兰《奥德赛》非线性叙事与观众认知的辩证关系研究
摘 要:非线性叙事电影情感轨迹碎片化带来的观众认知延迟的问题引起业界的重视。非线性叙事既不能仅被理解为事件顺序的打乱,也不能被简化为诺兰电影的作者化标识。其研究价值在于揭示影片如何通过信息延迟、时序重排与叙述版本差异,组织观众对事件、人物及伦理意义的持续判断。本文以诺兰《奥德赛》为研究对象,运用电影叙事学理论、热奈特电影理论、认知电影理论等,探讨返乡叙事结构中叙事时态、叙事语式、叙事语态、叙事视角下与观众认知记忆重建的关系,使观众在重排事件的同时修正对英雄与归来者的认识。
关键词:《奥德赛》;非线性叙事;观众认知;记忆重建;返乡叙事;克里斯托弗·诺兰
非线性叙事的形式建构:从信息分配到故事重组
☆三线交织与多重时间框架
若将非线性叙事仅概括为“时间打乱”,难以解释影片延迟了何种信息、观众据此修正了何种判断,以及这种修正如何形成审美与情感经验。诺兰电影中的非线性结构常与人物记忆、叙述可靠性及伦理责任交织。诺兰在电影最主要的叙事功能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碎片化。因此,分析《奥德赛》不能止于标注倒叙、插叙和多线并行,还要考察信息次序如何改变观众对人物关系与事件意义的理解。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叙事关系分为时间、语式与语态。其中,叙事时间包括顺序、时距和频率。影像被剪成许多零散的片段,打破线性时间观念,或碎片化逆向叙事,或交叉拼接。《奥德赛》的故事时间大体按事件发生顺序展开,话语则通过倒叙和预叙重新组织信息。特洛伊战争、海上灾难均先于伊萨卡等待与卡吕普索岛段落,可视为主线开始前的外部回溯。奥德修斯在岛上回忆往事,则中断叙事,回溯其漂泊经历,以补充其孤身滞留、受波塞冬惩罚和迟疑返乡的缘由。两类回溯分别交代前史与填补人物经验中的信息缺口。漂泊片段并非完整顺叙,而是以断续的回忆进入当下。观众接收的不是一次性、全景式的经历复现,而是由讲述情境触发的片段,使事件错序与创伤记忆相互关联[1]。
主线时间范围内的回溯则补充并丰富了伊萨卡的信息。佩涅洛佩织布又拆布、拖延改嫁的情节与求婚者在宫中作乱的当下处境交错呈现,使观众逐步理解她如何在压力下争取时间。诸神对话和先知预言则提示返乡与复仇的走向,形成预叙。预叙并非单纯剧透。观众虽可预知部分结果,却将关注点从“能否返乡”转向“如何返乡”,悬念由结果未知转为过程及其代价。返乡结局的可预期性并未消解人物选择的压力,反而使观众持续关注预言如何落实、复仇将付出何种代价。已知归返目标与未知实现路径并存,也使史诗传统与影片的信息安排发生联系。
该影片呈现出多元发散的思想体系,很难用单一要点加以归纳。这种多元发散使影片具有深度和多种含义,承载更多的思想信息,将一个事件全方位、更有意义地呈现出来。很多影片通过完整、统一的事件及氛围来表达“普世价值”,《奥德赛》也如此。片中两条时间线共同改变观众对归家行动的理解,它们并非彼此独立的平行故事,而是在“归家”这一共同目标下相互解释。时间重组兼具信息组织与主题表达功能。漂泊不再只是依次经历的冒险,也成为角色反复进入当下的痛苦过去。
☆诺斯托斯叙事:多重叙事与记忆化结构
碎片化叙事的解读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双重意义。这种独特的表达形式为电影注入新的活力,让观众在碎片化的寻找中更深刻地体悟生活、了解世界。诺斯托斯叙事指返乡叙事,《奥德赛》中的返乡既包括忒勒马科斯的寻父与预备,也包括奥德修斯历经漂泊后的延迟归来,最终指向身份确认及家庭秩序的重建。
《奥德赛》开始由吟游诗人讲述特洛伊木马,并将奥德修斯、西农、半埋于沙滩的木马及佩涅洛佩要求停止吟唱等场景并置。这种形式与内容是一体的,形式即内容,密不可分。与形式相对应的是内容上的创新,以及由二者所承载的主题、思想上的一系列变化[2]。
这一安排不仅交代了背景,也将“谁有资格讲述过去”转化为叙事问题。忒勒马科斯从墨涅拉俄斯处听到的父亲,是木马计的发明者和战争英雄。奥德修斯在卡吕普索岛逐渐恢复的记忆,则将胜利与屠城、死亡和负罪感联系起来。前者讲述使观众建立英雄图式,后者讲述则使观众持续修正这一图式。两种叙述未必能简单判定真伪。观众既要判断事件如何发生,也要考察何人、为何在此时以何种方式讲述。讲述者的情感立场和受众也会影响同一往事的呈现方式。伊萨卡危机先行出现,使返乡叙事关涉个人愿望与家庭秩序,也使奥德修斯的归来具有超出个人冒险的现实后果。
影片还将三条叙事线索并置:伊萨卡宫廷线呈现佩涅洛佩与忒勒马科斯面对求婚者的当下处境;寻父线呈现忒勒马科斯从斯巴达等地获得的父亲信息;漂泊线则由奥德修斯在卡吕普索岛上的回忆逐步展开。三条线索分别构成宫廷等待、子辈追索与幸存者回忆。奥德修斯的记忆苏醒是结构核心,忘忧莲造成的记忆迷雾使过去以断裂、反复的方式侵入当下。独眼巨人、喀耳刻、冥府、塞壬和海上灾难等经历随讲述逐步显形,特洛伊屠城也从脱离语境的视觉残片逐渐与西农、雅典娜及奥德修斯的负罪感相连。影片并未把漂泊经历一次性完整呈现,而让细节在不同讲述情境中逐步获得联系。由此,同一事件并非只因年代先后获得意义,还受到讲述者状态和讲述情境的影响。记忆线索逐步补足前因,也使观众不断调整对英雄身份的理解。
木马意象连接了这些记忆片段。它在开场与结尾反复出现,既指向计谋带来的胜利,也成为战争暴力与良知创伤的视觉凭证,将战争经历、英雄身份和归来后的自我审视相连。开场木马作为已被讲述的历史痕迹出现,结尾则因奥德修斯对战争后果的重新认识而获得更复杂的含义。佩涅洛佩织机后的亲密场景放缓剪辑节奏,使宏大的战争记忆回到具体关系之中。宏大场面与亲密对话的转换调节观众注意,使事件理解与人物关系理解获得展开空间。木马由战争工具转为伦理记忆的载体,也使首尾照应承担了重新解释过去的作用。此处的节奏变化使观众从追踪事件转向感受人物关系,避免形式复杂性遮蔽情感经验,呈现“离开、漫游、归返”的诺斯托斯结构。观众先接触归家困境,再逐步重建离乡后的经历,叙事形式由此与返乡主题相互呼应。
观众认知的辩证生成:事件的重建与返乡的意义
☆形式引导与认知反塑
非线性叙事引导观众把非时间顺序呈现的事件重新组织为故事时间。叙事也可能帮助观众连接时间上相隔较远的事件[3]。影片中的地点变化、人物状态、讲述场景、重复细节和木马意象均可能成为判断时间与因果关系的线索。观众重建事件时既要辨认先后,也要推断哪些经历彼此相关,若只恢复时间顺序而未建立因果联系,记忆重建仍不完整[4]。事件顺序的重排也不等于因果和动机理解,观众即使知道特洛伊战争早于漂泊,仍可能不理解奥德修斯为何迟疑返家,即使尚未掌握完整年代,也可能理解他“必须回家”与“害怕回家”的矛盾。影片以返乡为多条线索的共同目标,观众对人物的判断也随信息而变。开场歌谣和战争叙述先建立足智多谋的英雄形象,卡吕普索岛上的回忆再补入屠城与同伴死亡,使观众看到胜利叙事遮蔽的幸存者负罪。相较单纯增加新事实,这些迟到的信息重新排列了观众理解既有行动的依据[5]。当奥德修斯承认“我怕回家”,信息更新便从时间顺序的补充转为对其动机与伦理身份的重估。原先被理解为归家意志的行动,便显露出逃避、悔恨和自我审判,返乡因此成为具有伦理压力的目标。
形式引导并不意味着观众必然接受影片给出的解释。迟到的信息可能改变观众对行动动机的理解,也可能被视为人物的辩解,或使观众暂时保留不同的理解。叙事能够安排证据出现的次序,却不能单独决定观众对证据的信任程度。观众并非被动接收信息,而是在初步判断与后续证据之间反复校正。形式、解释与后续线索由此构成持续检验的过程。
☆自我身份确认、关系重组与审美回报
“返乡作为记忆重建”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即人物在故事中回忆什么、影片以何种次序呈现过去,以及观众如何保存和修正对故事的理解。人物恢复记忆不等于影片揭示信息,信息延迟也不必然导致观众遗忘。只有三者通过具体线索建立联系,人物记忆的重建才可能转化为观众对返乡意义的理解。区分这三个层面,有助于研究者避免把人物的心理变化、影片的叙事安排和观众的认知效果直接等同。
影片的返乡结构可由三个桥段说明。其一,卡吕普索岛上的记忆苏醒促使奥德修斯重新讲述漂泊经历,将战争、同伴死亡和归家愿望组织为可由自己承担,也可被他人理解的过去。记忆恢复因此不仅补齐事件,也使人物重新面对其行动后果。其二,忒勒马科斯从他人处听到的父亲故事与奥德修斯的回忆相互映照,父亲身份在歌谣、传闻与亲历记忆之间逐渐确认。其三,木马意象贯穿开场与结尾,将战争胜利、暴力经验、个人负罪和归来后的自我审视相连。
由此,身份确认不仅关乎“归来者是谁”,也关乎双方凭何重建信任。即使回到伊萨卡,奥德修斯仍须解释特洛伊经历与漫长漂泊,家人也须决定是否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回应他。关系重组并不意味着原有创伤消失,而是意味着各方需要面对重新理解后的共同生活。非线性叙事的审美回报因此具有条件性。信息缺口须形成可追踪的问题,线索须推进解释,判断修正须改变人物关系或事件意义,认知投入才可能转化为审美体验。观众追问“奥德修斯经历了什么”,继而追问“他为何害怕回家”及“他是否仍能作为英雄被接纳”,构成这一转化过程。理解快感与情感认同并不等同,观众可以重建事件顺序而不认同人物行为。
延迟信息只有改变观众对身份、动机或关系的既有判断,才构成记忆重建。其审美效果取决于线索是否可用,人物目标是否清晰。观众需据此建立事件联系并修正解释。返乡也不自动意味着和解,而要求过去重新进入身份辨认、责任承担与关系回应,记忆重建由事件组织延伸至当下关系理解。
结语
新出现的诸多叙事形式难以用某种统一的形式加以概括,尤其是在传统叙事学理论被解构的今天。“返乡作为记忆重建”并非将空间抵达抽象为心理隐喻,而是强调过去经验重新进入身份确认、责任承担与关系回应的过程。非线性叙事的价值,在于迟来的信息能够改变既有判断,使归家从行动目标转化为对自我、责任与接纳的持续追问。观众理解返乡过程,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人物的自我解释或达成单一的伦理评价。其意义由讲述者重新组织过去、聆听者重新理解过去的共同过程构成。
文章来源:《大河美术报》https://www.zzqklm.com/w/qk/35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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