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解放前最大的一次舆情危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为受降问题而发生多次大规模军事摩擦。在各方斡旋下，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达成停战协定。随后，由国共两党及各民主党派、团体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的政协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内战政策。会议通过的各项议案，为战后中国描绘出一幅和平统一的建国蓝图。中共中央随即向全党全军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格遵守两党签订的停战协议①。延安及各根据地连日举行了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正当中共对政协结果表示满意，准备“即将参加政府”之时，一起席卷全国的舆论事件的突然爆发，将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目光拉到了千里之外的东北，并由此造成了中共自建党后至夺取政权前所面临的最大一次舆情危机事件，使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取得的政治优势遭受很大削弱，一时陷于被动地位。这就是1946年2月国统区爆发的反苏反共游行。如果将事件放在整个中国共产党近90年的奋斗历程来观察，这也许是中共自建党以来第一次面临如此全国规模的舆情危机事件。

对处于在野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基本一直主导着国内学生抗议活动的主动权，并以此消蚀和瓦解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但这次在面对国统区知识界针对苏联和自己的抗议浪潮时，从未有过执政经验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没有对事件的复杂性做好足够的预估和心理准备，事后的应对处置也显得有些仓皇和稚嫩，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和反思。因为这一事件的敏感性，过去少有人关注和研究②。本文将结合台湾方面新近开放的档案、日记等材料，从舆情处置角度，对这起舆情事件的发生原因进行重新研究，并对中共的舆情应对和处置进行总结和评价，期待让历史经验和教训照进现实。

一、东北问题的由来及国统区反苏反共游行爆发的背景

1945年2月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尾声阶段，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商讨战后世界秩序问题。为了让苏联尽快出兵远东，美英在没有知会中国的情况下，私相授受，同意苏联提出的出兵条件，与苏联于2月11日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作为苏联出兵的交换条件，协定承认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获有优越权益，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等。[1]这显然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密室政治”的再一次体现，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利益。

蒋介石得悉协定内容以后“悲愤不知所至”。但是他担心失去美国的支持，无力反对。在美、苏强权政治的压力下，6月27日蒋介石派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多次谈判，双方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几个协定。蒋介石取得了苏联政府“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及“不干涉中国内政”、“战胜日本三个月之后从满洲撤退全部苏军”等承诺，条件是几乎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中有关损害我国领土主权的一系列规定。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根据之前协议，苏军本应于战胜日本三个月后(最迟为1945年12月3日)全部撤出东北。但苏联一再拖延撤兵时间，至1946年2月1日最后撤兵时限，仍逾期不撤。苏联在占领期间，还从东北劫掠了大量工业设备和财富。根据1946年国民政府有关考查团调查，苏军拆运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8.58亿美元；若加上拆装损坏的部分，约达20亿美元。[2]部分苏军士兵纪律败坏，白天公然在大街上劫掠，甚至强奸妇女。苏军在东北的一系列侵害中国利益的举动，通过媒体报道或口耳相传，引起国内舆论强烈不满。1946年初又发生了所谓“张莘夫事件”，国民政府任命的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一行八人，在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途中，被一股不明武装人员杀害，更使舆论哗然。1946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对外公布雅尔塔协定内容，引起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大中学校师生的极大震动和不满。2月13日，中共中央又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形式，提出了对东北问题的四项主张，核心要点是质疑国民政府作为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性，反对国民党军队出关接收东北。

当时，作为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在国统区一般国民心目中即代表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受挫，即等于中国接收东北失败，一小部分人由此滋生了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情绪。在这一背景下，郁积国人心头的民族情绪骤然爆发。2月16日，在重庆的一批东北流亡人士举行了反苏游行，并直接诱发重庆学生的反苏游行。2月22日，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为首，重庆20余所大中学校2万余名学生上街，举行反苏游行。游行学生喊出的口号包括：“苏军必须立即撤除东北”、“彻查张莘夫事件”、“中共应即爱护祖国”、“民主联军不容存在”。当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时，有人煽动蛊惑，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4名工作人员被打伤。位于林森路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报》报馆，也被游行的人群一并骚扰破坏。

重庆的游行迅疾波及全国。2月23日，上海圣约翰大学等72所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在苏联驻沪领事馆前抗议，高呼“我们要求完整接收东北”、“打倒赤色汉奸”等口号。此后北平、南京、昆明、郑州等地也相继发生游行。一大批文化界名人也卷入事件，2月23日西南联大110位教授联名发表关于东北问题宣言，要求“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签名者包括王力、向达、朱自清、冯友兰、汤用彤等著名教授。2月24日《大公报》发表傅斯年、王云五、储安平等20人署名文章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同日，成都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大学校长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政府不做任何退步，敦促苏联早日撤兵。3月7日北平顾颉刚、侯仁之、成舍我等40余位文化名人发表意见书，表示“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国民政府以外，在东北与察热及任何地点有任何特殊政权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容忍中国政府于相互的履行中苏条约以外再有任何辱国的让步”。其他如北平、武汉、太原、南昌、贵阳等地都举行了程度不等的游行示威，甚至连台湾也举行了“抗议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的游行。这次反苏反共游行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战后国统区一系列群众性抗议活动中属于比较大的一起，直至3月初舆情才逐渐平息，但各地抗议活动直到5月苏军完全撤军以后方告结束。

二、国民党试图操纵利用舆论之企图

过去不少历史见证人和研究者皆认为“反苏反共游行”是一起由国民党所蓄意组织和策划的彻头彻尾的政治阴谋。江沛教授率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该事件的“主流是群众自发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运动”[3]。笔者基本认同江沛教授的这一评价。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尚值得进一步探讨。关于国民党是否操纵了此次运动，江教授认为国民党高层特别是蒋介石是无意于扩大事端，增加中苏关系的变数，进一步制造接收东北的困难，而仅仅是得到了国民党内部一部分人特别是CC系之影响。他援引了两条主要证据，一是外交部长王世杰2月19日的日记。据王世杰日记记载，2月16日在重庆的东北籍人士发动游行以后，他十分焦虑，18日立即电告在沪杭的蒋介石，谓情形严重，请求蒋介石立即采取措施，阻止事件扩大酿为政潮。[4]另一条证据则是，蒋介石在接到电报后，曾向党内发出指示，要求设法劝阻，如不能劝阻，则尽量避免意外发生。[5]但在笔者看来，蒋的这个指示意思含糊，并没有严厉禁止的意思，或许还有所暗示。蒋当时不在重庆，靠电报了解的情况必定有限，何以能在情况尚不完全明了、游行还未发生时，即预知“不能劝阻”？对比此前刚刚发生不久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中严厉弹压态度③，蒋的这个表态不能不让人觉得耐人寻味。20、2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两次开会，商讨应付办法。21日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联名致电蒋介石，称：“观察现势，劝阻已不可能，因此次运动，为青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之自动自发，学校中反共空气之浓厚，出于自然，故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及防止不生意外。”[6]在笔者看来，蒋介石在接到王世杰18日的报告后，并未采取果断和严厉的措施予以制止，而是在态度上有所保留，而吴、张、陈三人给蒋的回电则似乎是参透了蒋的本意，而有所迎合。直到22日重庆发生大规模学生游行，即将影响中苏外交关系以后，蒋介石才在王世杰的再三催促下，于24日从杭州回到重庆，并在王的建议下于次日发表讲话，对苏联的外交抗议作出安抚和回应。蒋介石在讲话中有“限制人民自由之各种法令，现在已经取消，一般人民之言论行动，更须自爱自重，随时检点，勿使逾越法律的正当范围”之语。[7]江沛认为这个表态适足证明国民党政府力图对运动有所限制。我认为这个解读不能成立。因为江文忽视了蒋的这番表态实际上是一种外交语言。而外交语言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异于常态的语言，其主要特点是委婉、含蓄、模糊和折衷。曾在联合国内担任过美国代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曾感叹道：同样的一些话，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含义，但在外交文件中却是另一种含义，“这像是学习另一种语言”[8]。笔者认为，作为应付苏联人抗议的外交辞令，蒋表面上对游行进行批评，事实上向苏联方面传达的信息，重点则在“限制人民自由之各种法令，现在已经取消”，也就是说蒋想告诉苏联方面，游行和抗议言论是人民之自发自觉，政府碍难限制，只能要求民众不要逾越法律范围。

如果说笔者的上述论断还有推论性质的话，那么台北“国史馆”馆藏中苏交涉档案，则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证据。1946年2月6日，在事件爆发前约半个月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上书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建议利用新闻报导，将张莘夫遇害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暴适时引向中国共产党，同时为避免刺激苏联，对苏军所作所为闭口不谈，只将矛头对准中共。(图1)其辞曰：“共党残杀接收人员一节，昨日报上略有透露，似应再将此项事实详加宣传，但对苏军责任部分避免不提，俾全国人民咸知共党怙恶不悛。”[9]

图1 翁文灏上书蒋介石内容

4天后(2月10日)，蒋介石本对翁文灏的建言做出批示，对翁的建议基本全盘接纳。关于抓住机会广事宣传一节，蒋介石指示就由翁氏执掌过帅印的经济部负责撰写新闻稿，交中央社发表“以资宣传”(图2)。也就是说在反苏反共游行爆发前，蒋介石本人不但对可能到来的舆论风潮有所预料，而且还试图加以操纵利用。这从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的分析中也可见一斑，他通过观察国民党的一系列处置举措，认为“所幸今日政府已同情学生，不似昔日之压迫，或赖此以增加舆论之后援”[10]。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也认为这件事是“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11]，“此事之发生，半由青年自然直愤慨，半由于本党某一部分人之支援”[12]，“党团部一部分人，不惟不劝止，且或不免暗中鼓励之”[13]。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结前一阶段宣传工作成绩时说：“本党复对张莘夫事件，扩大宣传，激起全国学生之爱国热情，发展为全国一致的要求维护东北主权，打击共党勾结外人残害同胞买过行为之示威活动，结果使共党遭受重大打击。”[14]这段直白无隐的文字，可以说把国民党操纵舆论的企图完全揭露出来了。

图2 蒋介石给翁文灏的回批

基于以上事实，笔者认为，在一开始得知抗议游行即将爆发后，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皆认为民心可用，有意将运动导向朝自己期望和有利的方向发展。蒋的侍从室秘书唐纵在事后曾感叹“国民外交是有用的”[15]，也可作为国民党内核心权力层对此次事件态度的注脚。

国统区知识界的这次反苏游行，是战后首次并非针对国民党的抗议活动。此前国民党方面因在政协会议的宣传报道中和一系列针对己方的学生运动中，处于被动地位，成为中共联手第三势力进行全面批判的对象[16]，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可做文章进行反击的机会。

但他们并不想过度刺激苏联，以防止后者倒向中共，给后续接收行动制造更大困难。他们的策略是试图将矛头引向中共，给中共的东北问题政治主张施加压力。对政协协定和停战协定早就不满的CC系等保守势力，趁蒋介石仍在杭州，并不了解重庆情形演变之严重性的情况，利用自己掌控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率先发难。2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东北问题的本质》，认为“东北问题与政治协商的问题，本质不同，意义各别”，主张“政治问题应该政治解决，国际问题应该国际解决，两者断不可混为一谈”。因为国内民众特别是东北民众刚从日军铁蹄下解放出来，对“九一八”的惨痛经历仍创深痛巨，苏联在东北的不当行为，让民众很容易产生联想，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2月20日又再次发表社论《国际问题国际解决——并论政府与国家之不同》。社论称：

“在国民党大会制颁宪法以后，如若中国共产党能得民心，尽可循法定的轨道，代替中国国民党负起国家的责任。政府本可更迭，国家仍是大家的国家。我们相信国家的独立与完整，是任何党派同此爱护之一事。纵令说中国国民党革命抗战有罪，国家犯了什么罪？我们还可以恳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可以处分中国国民党，你们不可以处分中国四万万同胞共有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今日为争政权而毁国家，我们以为这是不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了亨廷顿所说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17]在中国，随着民主启蒙的开展，“政府不等于国家”已成为一种政治常识，而被许多民众特别是知识阶级所接受④。在这篇社论中，国民党方面一改以往“以党领政，党即国家”的常态，抛出“政府与国家不同”的论题，将中共置于所谓“赤色汉奸”的审判席。接着，从21日到25日，《中央日报》接连发表《东北问题与联省自治》、《两个誓愿》、《纯真的祖国爱》、《我们谴责·我们怜悯》、《愤慨与怜悯》5篇社论，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进行猛烈攻击。在《两个誓愿》中，《中央日报》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和立场，污称“中国共产党是誓亡中国的”[18]。国民党军报《和平日报》(由原《扫荡报》改名)也连篇累牍发表攻击共产党“出卖祖国”的言论，骂共产党“没有国家观念，爱别的国家过于爱祖国”，“欲置国家民族于分崩离析、万劫不复之境地”[19]。

24日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因担心事态继续扩大，影响中苏关系，给后续接收制造更大困难，下令对事件进行淡化处理。25日起，国民党媒体上的宣传攻势亦随之减弱下来。

三、中共的舆情应对措施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们必须直面两个棘手问题：第一，必须要向民众解释为何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接收行动；第二，必须要解释和宣传好苏联拆运机器设备和矿产物资的举动是否合理，并恰如其分地表明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那么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态度是如何的呢？我们从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可以管窥一斑。在这份指示中，中共中央首先承认“我在东北虽有实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在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后，中央认为“苏联和美国都不容许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长期内战，全国人民和东北人民反对内战，不论国共两党都不能违背人民意志，长期内战。在全国停战后，政协改组已获有成果，全国均须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不能内战”[20]。基于上述基本认识和判断，中央要求对东北问题“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并告诫党内同志“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21]。也就是说在游行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势的判断是较为理性的，对待和平的态度也是真诚的，愿意“采取一切办法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表示诚意与他们合作”[22]。

但因为特殊的政治诉求和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中国共产党对苏联背弃盟约的做法和这次反苏反共事件，都很难有比较明确的表态，只能在事后做一些补救性措施，尽量化解负面影响⑤。在2月22日重庆发生学生反苏游行并有暴徒趁机捣毁《新华日报》和《民主报》后，当晚周恩来召开记者招待会，对事件进行表态，肯定学生游行为爱国运动，《新华日报》被捣毁并非学生所为。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明，提出三个分开：第一，应该把爱国和排外分开；第二，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的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第三个区别，这个阴谋也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想挑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愤怒，好造成更大事件，来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23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沙磁区万余学生昨日举行游行/特务暴徒趁机捣毁本报及捣乱民主报》的新闻，对学生爱国游行进行了正面报道，同时强调“本报被捣毁是在游行队伍全部离开20分钟后”，将之与暴徒行为进行了区分。这一表态肯定了学生游行是出于爱国热忱，没有进一步刺激他们的情感引起他们更大反弹。同时将国民党内的保守顽固势力和开明派进行区别对待，也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后来国共双方再次回到谈判桌，留下了转圜余地。

2月25日，针对国民党新闻宣传的进攻，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联系实际情况，利用报纸、社论、新闻、谈话、抗议、通电等形式，发动一次宣传反攻。该指示基本遵循了周恩来在22日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做法和精神，其主要指示精神有四点：

1.只反对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反动派与特务机关，强调这些反动分子必须从国家机关中清洗出去，中国才有和平民主。但不要一般地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军，不要反蒋，只批评政府对反动派非法横行采取放纵鼓励政策的错误。对国民党内主和派与民主派，则应予以鼓励与争取。

2.对北平事件⑥、重庆事件中的特务与群众，应加以区别，不要一般地反对群众。但应严正地与善意地指出其政治错误，并注意在批评其行动错误时，不要一般地反对请愿示威，致中反动派的圈套，借此而限制真正的群众游行请愿。

3.对苏联与东北问题的解释要特别慎重。我们要站在真正爱国的立场上，主张维护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履行中苏条约，保障远东安全；对东北我们要求和平解决，不反对国军和平开入；但反对反动派在东北打内战、收编伪军土匪、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的借口。

4.批评态度要着重说理，根据停战令、政协决议与和平建国纲领，举出我方再三忍让对方再三挑衅的具体事实，采取防御姿态，不要嚣张谩骂，争取广大中间群众的同情。[23]

这一指示明确将学生和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特务的盲目排外进行了区分，将国民党内部拥护政协决议的开明派和顽固派进行了区分，将宣传反击目标聚焦于国民党内一小部分顽固分子和职业学生。根据这一指示，中共报纸进行了一系列宣传反击。同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很大篇幅发表了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除一再谴责暴徒的暴行外，也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表示：“我们与重庆学生一样关切中苏谈判与东北的现状和前途，我们确认，只有确保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才是中国与远东之福”；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学生方面来说，大多数是纯洁的……是为直接的爱国心所驱使。”同时，社论针对《中央日报》17和20两日的社论将东北问题视作“外交问题”而非“内政问题”的观点，也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央日报》所要国际解决的国际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旁的内容，它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内政问题，不过是东北人民的和平要求与民主要求，不过是中共中央发言人十三日谈话中根据停战命令与政协决议所提出的一些解决东北内政问题的合理合法的温和而富于建设性的建议罢了”。

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也在25日发表了题为《爱国与排外》的社论，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纯洁爱国热忱，有时会被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之变质为排外运动。反动专制主义者发动和操纵排外运动，不仅是为了对外，而且是为了对内，甚至可以说对外是手段，对内是目的”。2月28日、3月1日和3月2日，《解放日报》又分别发表社论《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中国法西斯派向孙中山民主主义挑衅》、《中国法西斯派实行恐怖的自由》，但仍然无法正面回答本节开头所说的两个问题，在两党的舆论较量中显得十分被动。《中央日报》也因此嘲笑中共报纸“不敢张目正视民族主义的火炬，亦不敢秉笔直书爱国游行的实况。他们只得向一个枝节的事件(笔者注：指新华日报馆和民主报馆被冲击事件)着笔，并由此而牵扯中国国民党，影射学生运动”[24]。

25日以后随着蒋介石踩下刹车，国民党报纸对中共报纸的反击言论没有再进行辩驳，中共文宣系统亦随之将舆论焦点进行了转移。双方的宣传战至此告一段落。在国民政府的积极疏导和干预下，到3月上旬游行示威活动基本平息，中共面对的舆情压力也逐渐得以缓解。

四、对中共舆情处置的总结和检讨

这次事件作为一次自发性的群众爱国运动，初衷是声诉和抗议大国“黑箱外交”，但由于群众的爱国热情被国民党所引导操纵，以至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甚至反共的声音。中国共产党虽然尽最大努力，将事件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并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用事实教育了群众，并再度成功领导了国统区的反蒋舆论，但就这次事件中的舆情处置来看，仍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探讨。从此次事件的舆情发展过程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6日到21日，是舆情事件的酝酿期。16日在重庆的东北籍发动反苏游行后，国民党曾经给《新华日报》馆通信，告诉《新华日报》馆及早防范。[25]现代舆情研究的一系列经验和研究表明舆情回应有一个所谓“黄金时间”，在舆论的酝酿阶段，应及时回应舆论，抢占话语先机。但《新华日报》并没有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也没有对知识界的不满情绪进行回应和解释，错过了化解风险的宝贵窗口期。从22日到25日是舆情事件爆发期，以22日重庆大中学校学生发动的反苏游行为起始，国统区多地发生针对苏联和中共的示威游行。国民党CC系控制的中央社、《中央日报》借机发动了对中共的宣传攻势，中共中央因此前对政协会议协定签订后的局势估计过于乐观，在宣传上降低了报道强度，重庆和各地发生游行后，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对形势进行预估和判断，进而调整宣传策略，迟至25号以后才决定发动反击，这三四天时间内延安的《解放日报》并没有发表中共针对事件的任何声明，而《新华日报》突遭打砸，尚在善后阶段，也不能第一时间做出有力反击。总之，中共不能及时应对，给人以理亏词穷的感觉。从2月25日至3月初则是事件的消弭期，在国民党的主动疏导和压制下，事件逐渐得到平息。中共这时才决定发动宣传反击，但因为国民党方面已经不再接招，使得宣传的效果亦大打折扣。

对于这次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最大的舆情危机事件，中共的宣传报道出现了一些失误，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总结和反思。笔者认为中共在事件发生前，在新闻报道上有两点处置不当，引发了学生和知识界的普遍不满和后来的游行事件。

(一)未能直面问题及时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

现代舆论学认为，舆情事件一旦爆发，应第一时间表明态度，然后对事件的存在性和真实性进行回应，即除了摆明立场外，还要对舆论所反映的内容是否确实存在，所描述内容是否都是真实的进行回应。[26]苏军的所作所为和种种劣迹，通过多种渠道，在关内广为流传，但中共的报纸仍然不断颂扬中苏友好，颂扬苏联红军为解放东北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付出的牺牲，引起民众的反感和不满。⑦如1945年10月12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在头版刊发了这样的报道：《由东北回家的博爱劳工说红军对中国人民亲如一家》。而事后的反击宣传，也并不能据实以论。如2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则背离一般民众之认识，称“东北原来是中国法西斯派赠送日本法西斯的礼物，他们先在九一八时，把东北赠送给日本法西斯，作为准备远东—太平洋战争的根据地”，“中国法西斯组织，实际上不过是日本法西斯的支店，他们是一条血脉”。在香港出版的中共报纸《华商报》则在社论中称苏军在东北搬运工业物资是苏军战胜日军的“战利品”[27]。这种宣传基调与民众所耳闻目睹和亲历的事实正好相反，适足引起他们的反感，效果适得其反。大规模游行事件爆发后，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宣传指示和部署，仍未能直面本文第二节开头所提到的两个问题。体现在报纸版面上，也有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的嫌疑。如果不是国民党方面投鼠忌器，主动踩下了刹车，势必会演化成为困扰中共中央的重大难题。

(二)未能做好对舆论领袖和重点人群的解释和疏通工作

舆论领袖是指群体中比同伴有更多机会接触媒介和信息源并且热衷于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的人或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是两级传播中的重要角色，是人群中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他们通常具有影响他人态度的能力。在传统中国社会，识字率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和学生就自然承担起了这样的舆论领袖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也很善于开展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但是在苏联劫掠东北工业设备和拒不撤兵问题上，则并没有及时摆明民族和国家立场，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连一向支持中共的民主同盟也对此颇难认同。夏衍回忆说自己曾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他自知一般大报不肯发表，转给柯灵主编的《周报》，未见发表，于是又找到民盟的马叙伦，后者比较迟疑。夏衍答以在文章前面“文责自负”，说明不代表刊物主张，才勉强得以发表。但发表以后，连进步文化界都没有什么反响。夏衍据此认为这篇文章即便在中共的朋友间，也没有多大说服力。[28]而党内同志，特别是在东北的党政军同志对苏军军纪问题，也多有不满。[29]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机构，一开始就回避了这个敏感的问题，未能做好对知识界舆论领袖和重点人群的解释和疏通工作。因为他们在知识界的影响力，一旦公开表示反对苏联的不义行为后，亦影响了一般青年学生的情绪和看法。

中国共产党在此次事件中最大的教训就是对政协会议协定和停战协定签订后的局势估计过于乐观，宣传系统提前进入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状态。停战令生效次日，即1月11日，新华社给各分社和各地报纸，要求“为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刊载一切内战消息，对国民党的攻击谩骂暂不理会。[30]2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暂时停止宣传攻势的指示》的指令，暂时停止了凌厉的宣传攻势。从2月1日到7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协的态度表示肯定，对“在蒋主席领导下”，国民党能够实行政协决议寄予希望，提出各党派长期合作，民主协商解决中国问题。从抗战中后期国共关系恶化之后，这样的言论出现在中共党报上还是很少见的。2月10日《新华日报》以《新闻界的责任》为题，向国民党喊话，建议“在新闻界确立和培养民主作风，和谐空气，不要在国共两党，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间，已走上民主合作的时候，再用种种办法来挑衅团结，破坏合作。意见尽管不同，只应根据事实，用商讨的精神，相互批评，再不能做毫无根据的立论，不采说理态度，进行无赖谩骂”[31]。这一系列举动显然说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性和斗争的严峻性估计不足，体现在宣传阵线上就是主动放松了警惕。结果面对突如其来的舆情危机和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反应不够及时，只能被动招架。

这次舆情危机也告诫我们，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实事求是，新闻言论也要不违背主流民意。用夏衍事后对事件的反思说，就是“一要讲真话，二要顺人心”[32]。同时，这个事件其实也向未来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面对意识形态相似但国家利益并不尽一致的兄弟国家时，应如何应对和处置彼此间的外交关系，应如何向群众解释好国家外交政策的初衷。这在今天同样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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